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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造船用木头短缺,因纽特人以海豹皮覆在船的架构上做皮舟,同时也制造一种叫“乌米埃克”的大皮船,可用来出海捕鲸。

……因纽特人的皮艇长19英尺……他们狭长的甲板上堆满了武器,有安装着投掷器的鱼叉柄;长6英尺、用套索钉与鱼叉柄相连的鱼叉头;射海鸟用的镖枪,镖枪上不但有箭头,还有三个倒钩,以防箭头万一没射中的话,还有倒钩替补。除此以外,甲板上还有一些海豹皮制成的气囊,在捕鲸鱼或海豹时做拖拉用;以及长矛,用作给被鱼叉射中的动物来个致命一击。因纽特人的皮艇有一个不同于战舰或其他船艇的独特之处,即皮艇是根据划船人的身高、体重和手臂长度量身定做的。实际上划船人是“穿着”皮艇,其座位与划船人的长皮外套缝在一起,这样的话,冰冷刺骨的海水泼到甲板上时,划船人不会被打湿……

……一个因纽特人单枪匹马并不能杀死鲸鱼这样的庞然大物,所以猎鲸行动必然是一群因纽特人乘着大型皮船出海共同完成的……使因纽特人成为猎鲸老手的因素有二:一是鱼叉投掷器,可增强射程和威力;二是像黑彼得案中的凶手,需要经年累月的训练。因纽特人从小就练习投掷鱼叉,因此手臂孔武有力,好像天生的鱼叉投掷器。

鲸鱼被射中后,鱼叉头深入体内,与鱼叉头相连的套索钉松脱,使得鲸鱼体内的鱼叉头和鱼叉柄分离。否则的话,如果不分离,在海里奋力挣扎的鲸鱼可能会将整艘船带人都拖入水中。和鱼叉头相连的是海豹皮做的气囊,试图逃入海底的鲸鱼一次次被气囊拖回来,于是不得不浮出海面呼吸,这时因纽特人就再补上一支带气囊的鱼叉。等到鲸鱼最终精疲力尽、无力挣扎时,因纽特人就划着船靠近,用长矛给它致命一击。

因纽特人还有一种特别的技能用来猎捕环斑海豹。环斑海豹虽然是格陵兰水域数量最多的一种海豹,但因其习性特别,很难捕捉。环斑海豹与格陵兰其他种类海豹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可以在格陵兰海岸的浮冰下过冬,仅靠在冰块钻一个只够探出头来呼吸的孔洞。由于环斑海豹会用一些雪块将孔洞盖起来,所以那些空洞很难被发现。每只环斑海豹都有好几个呼吸孔,就像狐狸有许多个窝一样。因纽特人在猎捕海豹时,不会把洞上的雪块敲开,因为这么一来就可能打草惊蛇。猎人们而是在北极寒冷的冬夜,耐心地守在雪块旁,一等可能就要好几个小时。一旦听到环斑海豹呼吸的声音。就立马把鱼叉掷入洞中。鱼叉头与绳索相连,待海豹精疲力尽后,猎人们就将其拖上来,再用长矛刺死。”

——《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第八章

“我的主要结论是,不同社会之所以在不同大陆得到不同发展,原因在于大陆环境的差异,而非人类的生物差异。只有在能够积累粮食盈余的稠密定居人群中,也就是依赖公元前8500年左右出现的农业崛起作为粮食来源的人群中,才有可能但是先进技术、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和其他复杂社会特征。然而,对于农业崛起至关重要的可驯化野生动植物物种在各个大陆的分布却极为不均。最有价值的可驯化野生物种只集中在全球9个狭窄的区域,这些地区也因而成为最早的农业故乡。这些地方的原住民由此获得了发展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先机。这些原住民的语言和基因,随同他们的牲口作物技术和书写体系,成了古代和现代世界的主宰。”

——《枪炮、病菌与钢铁》附录1 2003后记:《枪炮、病菌与钢铁》今日谈

如果不是《枪炮、病菌与钢铁》(英文简称GGS)这本书,我怎么也不会注意到:欧亚大陆东西走向的主轴线相较美洲、非洲南北走向的主轴线,会在动植物扩散、生产技术传播等方面扮演如此重要的客观条件。也感谢作者自传的附录,官方总结了GGS整部书的论点。但是,正如作者在附录所言:“然而,建立在GGS一书基础上的最大进步,是其向原书中非主要焦点领域的延伸。”说白了,就是读者关注的焦点与作者的写作目标产生了偏差,这些偏差之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以下两点:

  1. 为什么在过去的千年里,扩张到全世界的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

  2. 如何以最佳方式组织人类团体、社会团体和商业团体,使得生产力、创造力、创新力和财富达到最大化?

有意思的是,在解释这两点的过程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共同的原则:“最优分裂原则”。站在团体组织推动创新的立场上,这项原则甚至可以用来解释“如何推动创新?”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在过去的千年里,扩张到全世界的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

不同于多数历史学家所提出的直接原因(中国儒家理论对比欧洲的基督教传统、西方科学的崛起、欧洲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崛起、英国毁林兴矿等等),本书作者认为这些原因背后存在一个“最优分裂原则”:伴随着欧洲始终的分裂,导致中国较早统一并保持相对统一的终极地理因素。促成技术、科学的进步,带来推动各国竞争,以可替代的资源支持并提供给发明者,并为他们提供可躲避迫害的庇护所,并由此孕育资本主义的,不是中国的统一,而是欧洲的分裂。

分裂本身是个多层面而非单一的概念,其对于创新的影响力依赖于自由等要素,如此,创意和人员才能在各个碎片之间跨界流动,不管这些碎片是独一无二的,还是彼此的克隆。至于分裂是否最优也随使用的最优衡量尺度而异,对于技术创新最优的政治分裂程度,也许就经济生产力、政治稳定或人类福祉而言并非最优。

对于欧洲在科技上超越中国的观点,梁景文(Graeme Lang)以欧洲和中国在生态和地理上的差异,简化解释了科学在两地截然不同的命运。“首先,欧洲的【降雨】农业不需要国家的存在,而国家在大部分时间也远离地方团体。当欧洲的农业革命带来持续的农产品富余时,相对自治的乡镇伴随着大学等城市机构应运而生,比中世纪晚期出现的中央集权国家更早诞生。中国的【灌溉与治水】农业恰恰相反,它从一开始就助推了那些位于主要河谷地带国家的扩张野心,而乡镇及其机构则从未达到欧洲那种地方自治的程度。其次,中国的地理情况与欧洲不同,不适合独立国家的长期存在。因此,中国地理造就了广袤地域内最终的征服和统一,并能在帝王统治下维持长期的相对稳定。由此带来的国家体制压制了现代科学出现所必须的多数条件。”

最后,作者对如何最好地治理中国和欧洲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导致全世界最大国家的教学体系在少数领导人的错误指令下被关闭5年之久,如果中国不在其政治体制中引入更多的权力下放,这也许并非一次性的越轨时间,而有可能在未来再度重演。反过来说,想政治和经济一体化冲刺的今日欧洲,必须审慎考虑如何避免瓦解其延续5个世纪的辉煌背后的基本成因。”

如何以最佳方式组织人类团体、社会团体和商业团体,使得生产力、创造力、创新力和财富达到最大化?

作者在GSS的尾声对中国,印度次大陆和欧洲的历史进行了对比,暗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所有国家对于技术创新的应用。如同上文所述,作者推断出不同政治实体间的竞争引发了创新在分裂的欧洲大陆的但是,而此种竞争的缺乏阻滞了创新在统一的中国的诞生。然而,印度在地理上较欧洲更为分裂,但是其技术创新却不及欧洲。

于是,这再次引出了“最优分裂原则”:创新在带有最优中间分裂的社会里发展得最快,太过统一的社会处于劣势,太过分裂的社会也不占优。以上推断引起了麦肯锡全球学院有关高层的注意,因为他们也在引起创新的原因中,发现了竞争和团体规模的重要角色。麦肯锡通过对德国啤酒业和日本食品加工业的研究论证以上观点。

“所有这些表明,我们或许可以提炼出关于团体组织的通用原则。如果你的目标是创新和竞争力,那么你并不需要过度的统一或过度的分裂。你会希望国家、产业、工业带和公司分解成彼此竞争的团体,同时维持较为自由的沟通,就像包含了50个互相竞争的州的美国联邦政府体制。”

——《枪炮、病菌与钢铁》附录1 2003后记:《枪炮、病菌与钢铁》今日谈

于是,我们可以如此总结,所谓的“最优分裂原则”其实就是:让每个团体保持自由竞争的关系,从而促进思想的交流和沟通,最终实现创新和进步的目的,而“最优”只不过是作者事后根据最好的结果倒推出的最佳状态。

至于对创新而言,统一与分裂到底孰优孰劣?也许我们可以用本书尾声(440页)所论及的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案例做推理。“15世纪初,它派遣宝船队横渡印度洋,远达非洲东海岸,每支船队由几百艘长达400英尺的船只和总共28000名船员组成。这些航行在时间上也比哥伦布率领3艘不起眼的小船渡过狭窄的大西洋到达美洲东海岸要早好几十年……”

  • A.首先,统一组织可以派遣规模远大于分裂组织的船队探险,但是大规模对结果没有决定性影响,更重要的是,要不要继续这种探险活动?

  • B.哥伦布为远洋探险活动向葡萄牙国王求助被拒,又求助梅迪纳-塞多尼亚公爵遭拒,再求助梅迪纳-塞利伯爵遭拒,最后求助西班牙国王遭拒,二次求助终于成行。而中国的航海行动因皇帝的禁令而废止。

  • C.如果不存在新大陆,如果世界的尽头是万恶的深渊,中国皇帝的决策会多么英明,而西班牙国王损失不少,哥伦布也死无葬身之地。

  • D.现实是,地球是圆的,未知的世界广袤富饶,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也能带来进步,而中国皇帝的个人决策改变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路径。

于是,我们看到,统一组织中,当权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个人意志就是整个组织意志,这种组织在行动中具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做事可以倾全力执行,但是个人意志一旦出现偏差,整个组织就会被引入歧途,除非当权者转变,否则难以回头;而分裂组织虽然不具备统一组织的执行优势,却具有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一旦出现偏差,可以迅速转变。所以,两者的优劣还是要以这个组织企图实现的目标而论。

“许多人故意地饮用、注射、吸食有毒的化学品,例如烈酒、可卡因与烟草中的化学品,这怎么解释呢?这种任性自残,有各种形式,许多现代社会都不陌生,从原始部落到高科技都市区都可以观察到,向古代追溯的话,自有文字以来,史不绝书。问题是:为什么?地球上的芸芸众生,滥用毒品其实是人类独有的特征,怎么回事?

我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我们一旦开始服用有毒的化学品,就会继续服用?部分原因是:那是因为服食毒品会上瘾。更大的秘密是:为什么我们会愿意尝试?”

——《第三种黑猩猩》第十一章,为什么麻醉自己

以色列生物学家扎哈维1975年发表的一篇精彩论文也许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在那篇论文中,扎哈维提出了一个新颖的一般理论,讨论昂贵或自毁信号在动物行为中的角色,生物学界目前仍在对此争辩。扎哈维指出:有害的雄性特征之所以能够吸引雌性,正是因为那些特征使雄性无异残障。

所有的动物都必须设计传递迅速、容易了解的讯号,好传递信息给性伴侣、可能的性伴侣、子女、父母、对手以及可能的猎食者。以一只瞪羚为例,看到狮子向自己潜行而来,瞪羚最好发出一个让狮子一看就懂的讯号:“我跑的飞快!你休想抓住我!”即使这只瞪羚真的跑得过狮子,发出这样的讯号让狮子知难而退,大家都节省时间和精力。

这里还有个问题,如果这个讯号很容易被其他跑得慢的瞪羚模仿,狮子就会逐渐了解,不管瞪羚是不是真的跑得很快,都会发出那个讯号,由此那种讯号就会变得不可信,从而不再被狮子理会。于是,什么样的讯号能够被狮子当真,认为瞪羚说的是实话?“只有高成本、有害的讯号,才能保证诚实。”例如:瞪羚的弹跳。

如果这只瞪羚不但不急于逃走,反而一边慢跑,一边伸直四肢向空中“弹跳”,这种行为看似找死,实则达成了诚实传递讯号的目的。因为跑得慢的瞪羚做出这样的动作,一定逃不脱狮口,但是跑得快的瞪羚做出这个动作后,仍然能够跑得过狮子。这种示威反而会让狮子相信瞪羚是诚实的,于是两者双赢,大家都节省了时间与精力。

雄性对雌性的仪式性表演,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任何一个雄性,要是背负着巨大的累赘装备,如孔雀的尾巴,或者冒着生命危险大声唱情歌,居然还能活着,必然在其他方面有优异的基因。他已经证明了他必然特别优秀,不然无法逃脱猎食者,以及抵抗疾病。累赘越大,他受到的考验越严苛。

将扎哈维的理论引申用来解释人类许多昂贵的或危险的行为也是有效的。人类那些行为的目的,一般而言是攫取社会地位,特别是追求艳遇。例如,男人追求女人,或者赠以昂贵的礼物,或者以其他方式展示财富,事实上他暗示的是:我有很多钱可以供养你和孩子,你可以相信我不是吹牛,因为你见过我一掷千金而面不改色。以昂贵珠宝、名牌跑车或艺术品炫耀的人,都会受人尊重,因为他发出的讯号不可能是假的(这只是正常情况下,事实上,人类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其他人都知道那些东西究竟值多少钱。

最后,扎哈维的理论也能用来解释人类滥用有毒化学品的行为,特别是在青春期与青年期。正如鸟类沉溺于危险的仪式性表演,一万年前人类通过挑战狮子或敌人来表现勇武,如今则以开快车或服用危险药物来表现。我们想要传递的信息仍然一样:我很强壮、我很优秀。即使只吸过一两次毒,吸过一根烟,那烧灼、呛人的感觉没把我打倒,或者我熬过了第一次宿醉的痛苦,都是我强健过人的证据。长期这么干,仍然活着而且身体健康,我必然是最棒的(至少我这么想象)。

类似地,

“艺术往往用来当作妥当的指标——表现一个人的优越或地位,因为创作艺术品需要技巧,获得艺术品需要地位或财富。但是拥有地位的人,可以利用已有的地位攫取更高的地位,或更有机会接近资源与配偶。”

——《第三种黑猩猩》第十一章,为什么麻醉自己

但是,人类滥用化学品与动物先例之间,仍然有基本的差异。长尾、弹跳这些动物先例,都要花费成本,但是那些累赘或行为仍然存在,表明它们的利益大于成本。瞪羚弹跳虽然丧失了起跑先机,却降低了狮子进袭的动机。长尾雄鸟觅食和避敌都不方便,但是它们在性的选择中占尽便宜,抵销了自然选择的不利压力,因此它们有更多子女遗传基因。这些动物特征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像是“自毁”,实质上它们“优生”得很。

然而,你灌下一瓶威士忌仍然能够走路,也许只是证明你肝脏的酒精脱氢酵素含量比较高,并不意味着你在其他方面很优秀;老烟枪没有得肺癌,也许有着抵抗肺癌的基因,但是这基因与智力、商业眼光或者创造家庭幸福的本事无关。我们滥用化学品的行为,却是代价高于利益。吸毒、贪杯的人,不仅寿命短,在异性眼中,也没有魅力,而且往往丧失照顾子女的能力。这些行为继续存在,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潜在的利益,而是因为那些行为造成“上瘾”的结果。

“为什么活到80岁不难,活到100岁就难了,120岁更难如登天?有一流医学照料的人,笼子里不愁吃喝又不必担心敌害的动物,都免不了老死,为什么?……但是在细节上,我们与其他的动物不同……我们比猿类老化得慢,别忘了它们是我们最亲近的亲戚。我们老化得非常缓慢,这个特征可能最近才演化到目前的水准,大约在“大跃进”前夕,因为不少克罗马侬人可以活到60岁,但是尼安德特人几乎没有活过40岁的。”

——《第三种黑猩猩》第七章,死亡与老化的奥秘

  • 1.生物的自我修理机制有两种:损害控制与定期更新。以修车而论,损害控制就是修理保险杠——没有损伤就不会修理;定期更新就是日常保养——更换机油、空气滤芯等。蜥蜴的断尾再生、海星的臂足再生都是损害控制,大象、鲨鱼换牙则是定期更新,分子层面上身体细胞的更新也是定期更新。

  • 2.人类的自我修理能力很有限,无法像海星那样将斩断的臂足再生,也不像大象那样有6副牙齿(我们只有2副),我们无法演化出什么都能修理,什么都能更换的身体,原因在于:修理是有代价的。以车为例,保养再好的车最终也会报废,如果保养的代价太高,不如省去保养,直接买新车。

  • 3.自然选择往往使生物生养最多的子女,只要它们也能顺利生养自己的子女——获取最大生殖成就。因此,可以把演化当作一种策略游戏,参与游戏的个体,必须筹划有效的策略生养子女,子女最多的赢。

  • 4.为什么自然选择不让有利的生物特质更长、更大、更快或更多?原因在于,自然选择需要整个生物的个体达到“最佳化”,针对生物个体的基本设计,自然选择对每一个特质都会仔细推敲,使个体的寿命与生殖率达到最高水准——单个的特质就不会向最佳状态演化,而是相互制约达到平衡。

  • 5.表面上,许多特征似乎在降低我们生育子女的能力。例如:死亡与老化、女性停经、一胎生一个孩子等。但是考虑到“我们只能获得有限的能量供应”就可以解释上述问题。自然选择必须做的是:调配维修身体与生殖的相对花费,求得最大生殖率(终身生殖成就除以寿命)。为此需要考虑许多因素,例如:意外死亡的风险、生殖生理的特征,修理的代价等。

  • 6.1957年,演化生物学家威廉斯引用了一些惊人的老化事实,指出只有从演化的观点来看,这些事实才显出道理来。第一个例子:讨论动物首次生殖的年纪,首次生殖的年龄越晚,花费在身体修理上的能量越大,人比小鼠要花费更多能量维修身体,但是考虑到人的修理能力有限(不能断肢再生等),所以最大的能量支出应该在细胞分子层面上。第二个例子:涉及“无法修复的伤害”的风险,如果一个动物因无法恢复原状的意外而死亡的几率很低,就值得在昂贵的修理机制上投资,以延缓衰老,否则就不值得投资。第三个例子:同一物种两性的寿命差异,两性中横死几率较低的那一种,投资修理机制的收益较大(寿命因而延长)。雄性因为从事高风险的竞争(打斗、危险的雄风表演等),所以横死率高于磁性。

  • 7.由于演化的动力是传递基因,其他动物种很少在过了生殖期后还能存活,而人类,特别是人类女性在停经后为什么仍然能够存活几十年?这也许与人类的生产发育有关,人类的发育成长要花费近20年,在动物界绝无仅有,而老年人在人类社群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缺乏文字的时代,老人传递社群重要的经验与智慧)。女性停经的演化渊源,也许是其他两个人类特征:女性生产必须承受的风险(初生婴儿相对母亲的体重非常大);母亲死亡对婴幼儿的生存造成的危险(不停的生育会导致没有时间养育)。

  • 8.老化的原因不止一个,自然选择应该会让身体所有生理系统的老化速率彼此“匹配”,结果是:老化设计无数同时发生的变化。自然选择绝对不会允许单一因素的衰老机制并且有简单的“解药”——否则就会出现:“要是拜金的人、耽于感官欲望的人、俗人都能延长他们毫无价值的生命……不就是‘不适者生存’了吗?那样一来,我们这个贫乏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污水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