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一、旋转的优势:

“与往复式运动相比,旋转的巨大优势在于能效:它不需要运动机件改变方向来完成每一冲程,而是持续转动(它当然也有局限性,主要是受离心力的影响,这一点也受同样的运动定律的支配)。具体的运用则视质量和速度而定:若设备轻,运动又不快,往复式运动的发动机就足以完成任务,尽管要付出一定代价。若设备大又速度高,往复式运动就不行了。

轮船蒸汽机由往复式改为旋转式,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原理……”

——《国富国穷》第13章

二、知识的财富

“国家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首先是体制和文化;其次是钱,但从头看起而且越看越明显的是,决定性因素是知识。

为获取英国最新技术的“秘密”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出考察者——训练有素的代理人——去观察、报告并且雇走技术熟练的工匠。因此,在1718年到1720年期间,在移居国外的苏格兰人约翰·劳的怂恿下,法国发起了一场寻求英国技术人员的有系统的活动,包括寻求钟表制造者、毛纺工人、冶金工作者、玻璃制造者、造船工人,约有二三百人之多。这个运动使英国人感到十分不安,以致他们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某些技术熟练的工匠移居国外。这是涵盖一个多世纪的一系列这种措施中的第一个,它涉及的行业也不断增多。

但是,这种法规并没有构成一道封闭性的障碍。在一个实行高度保护主义的社会里,并非每一个人都已经对潜在的国际竞争抱有警惕。试以金属制造技术为例——因为这种技术同军备和机械有关而成了特殊的宠物。(人们为了能更好地屠杀所以就进行屠杀。)在1764年到1765年期间,法国君主政权派遣加布里埃尔-让·雅尔参观了英格兰的采矿和冶金设施。英国人对这种情报的价值十分麻木,所以雅尔在设菲尔德和英格兰东北部的铸造厂和锻造厂受到了良好接待。后来发表了的雅尔备忘录迄今依然是关于他那个时代技艺的宝贵情报资料。英国在计时技术方面取得的进步也是一样:计时是航海优势的关键;1769年,航海部允许法国来访者打开并且察看约翰·哈里森的革命性船用时钟,其理由是这种时钟应该为全人类作出贡献。(当哈里森晓得这件事以后,他大发脾气。)”

——《国富国穷》第18章

三、科学史学界的错误: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个人主义非常有利于财富的积累,不仅仅是在欧洲,像我们所看到的,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也是如此。但是一旦日本人找到了他们所想走的路,他们的集体价值观就起到了难以置信的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是一种巨大的诱惑)。

自以为科学的史学界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以为今天的优点一定也会是明天的优点,一度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因素也会永远起积极的作用。历史并不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处于起跑和突破阶段的经济,在需要具备的条件方面,不同于那些已处于领先和疾驰地位的经济。日本经济的成功在于,它在德川幕府时期成功地反对了僵化和怀旧,而在明治维新及其以后时期做到了举国上下全力以赴。在不同的情况下要有不同的战略。”

——《国富国穷》第23章

“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收入最高的当然非那些石油生产和出口国莫属了。其他国家则“不见起色”。就是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中,财富的注入并未产生经济转变的效果。世界银行在对这些国家进行调查研究后指出,1960年,阿拉伯国家中的前7个经济巨头的人均国民收入是1526美元,高于东亚的前7名——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1456美元。而到1991年,这些阿拉伯国家就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只有3342美元,而东亚前7名则达到8000美元。今天,阿拉伯中东地区吸纳了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3%;东亚则占58%。

但是这些中东国家的确是需要外国投资吗?最好的比较对象就是16及17世纪的西班牙,它被唾手可得的财富所迷惑而过上一种奢侈无度、纸醉金迷的生活。富产油国也是如此。他们用石油换来货币,然后又将货币一一付还给那些国家。他们购买发达国家的大大小小企业的股票。他们修建豪华住宅、饭店和宫殿,购买庞大的耗油量极大的轿车(但燃油很便宜,就像煤矿里买煤一样),还在国外购置房地产,从而可以遮掩一下自己的财产,同时还可以做一些为自己国家的习俗所不能接受的事情,诸如在服饰打扮以及其他一些行为举止上。沙特阿拉伯拥有那么广袤的沙漠地带,但却以一笔相当可观的数额从澳大利亚进口海滩的沙子。浪费最大、副作用极大的则是军火上的巨额投资,估计这一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是购买了出口这些可怕玩具的国家的“友谊”。

这些国家并没有建起自己的发达经济。像昔日的西班牙一样,他们花钱购买别人的技巧和服务,却没有学会自己来做这些事情。“什么才是富有?”波斯湾的一位商业银行家问:“富有就是教育……专长……技术。富有就是知识。我们有钱,是的,但我们并不富有。我们就像是一个从他未曾认识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的小孩。他没有接受过怎样花钱的教育。他手里握着钱;但他却又不知道该怎样去利用它。如果你不知道该怎样花钱,你就不算是富有的人。我们都不是富有的。没有这样的知识,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是一无所有。我们无所不进口。建造房屋的砖瓦,我们进口。建造房屋的工匠,我们进口。到市场上走一圈,看到有什么是阿拉伯制造的?没有。有中国制造、法国制造、美国制造……就是没有阿拉伯制造。一个连砖瓦、汽车或是一本书都不能生产出来的国家称得上富有吗?我认为它不是富有的。”

的确如此……”

——《国富国穷》第24章

也许我们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初次接触陌生的事物,我们总是需要摸一摸、看一看、闻一闻……然后才可能得出结论,如果是某个主题,则泡进图书馆翻阅群书,或者通过互联网检索多次,最后形成认识。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其实,我们是在通过这些方式在大脑中建立起对陌生事物的框架,说的时髦一点,我们在“建模”。完成“建模”意味着认识了事物,至于认识的对与错,那是另一个问题。

眼前的台灯是三维空间中的实物,加上时间这第四维,我们知道台灯通常不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让我们增加更多维度:摸起来是硬的、拨动开关会发光、支撑臂可以弯折、灯泡能拧下来……现在我们知道怎么使用台灯了:需要光线的时候可以用来照明。联想一番,应用方面还可以有更多创新:坚硬的材质可以用作支撑、支撑臂可以固定其他物件、安装灯泡的位置可以为其他设备供电……

对我而言,“经济”曾经是一个很陌生的词,为了理解这种事物,我读过一些教材、也读过科普读物,始终感觉虚无缥缈:教材讲述了很多原理,也解释了很多现象,科普读物更是写的有声有色,但始终让人有盲人摸象、不见森林的感觉。后来,我阅读了那部诞生200多年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尽管没读完,感受的确不一样,相信这部书饱受赞誉的原因之一便是:它感性描绘了一国经济的运行结构,这能帮助普通人对经济进行建模,从而真正理解“经济”这种貌似高深的事物。哦,对了,从财务的视角去看,《国富论》也能帮助我们解构财务报表。

终于,摸过、看过、闻过之后,我感觉大脑中的经济模型开始建立起来了:让我们从劳动创造财富开始吧,不同于货币代表财富的错觉——货币往往只代表了社会财富的分配权,真正的财富只能通过劳动创造出来。循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理想经济体”:

所有适龄人群,在合理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下,都从事高效、有意义的劳动。

这里可能要解释一下“高效”和“有意义”的含义:不同生产力水平下的劳动效率不同,人与人有体质、智商等方面的差异,“高效”就是在当前生产力水平下,每个人在其特质条件下进行最有效率的劳动活动;人的行为可以分为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前者就是“有意义”的劳动,而将后者包装成前者的行为则是“无意义”的劳动,例如:上班时间偷着打游戏。

上述“理想经济体”是从“供给”的角度而言,而驱动这一经济体运转的动力则是“需求”,人们有生存、娱乐等需求,实现这些需求的是消费行为。如果生产力没有进步,需求会推动生产行为实现“高效、有意义的劳动”。

然而现实是,生产力会进步,这会推动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出现,在历史积累、政治权力、社会关系等因素的作用下,劳动的人群出现分化,有的人付出多回报少、有的人则相反,甚至会出现纯粹的消费群体。最终,当现实严重偏离“理想经济体”时,就会出现改革、甚至革命,这令现实重新向“理想经济体”靠拢。

那么,能否使用像GDP、PPI、CPI一类的宏观经济指数,衡量现实经济体与“理想经济体”的偏离程度呢?适龄人群、合理的工作时间都容易确定,由于现代社会高度分工,每个行业的劳动强度难以测量——也许可以从脑力与体力的消耗角度入手,而“高效、有意义的劳动”更是难以界定,由此看来,现实与“理想经济体”的差异指数恐怕难以定义。

这就是“经济”在我头脑中目前的长相,期待着将来读到某本书、经历某些事、或者被某人指点,我的经济模型可以继续进化。

“有“互联网女皇”之称的摩根士丹利女分析师玛丽·米克在研究报告(2009年)中专题研讨了腾讯的盈利模式。在她看来,由虚拟商品——不只是小玩具——所形成的小额付款可以形成大额收入,在这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虚拟商品货币化的代表和领先者,中国的成功——部分归结于腾讯的成功——表明,“虚拟商品”很可能意味着巨大的商机”。”——《腾讯传》第9章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理想化的市场环境中,当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处于垄断地位时,他们相对于消费者就拥有定价权,从而可以获取暴利。但是现实情况下,借助于“大量的小额低频付款”,我们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不论是否处于垄断地位。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从普通消费者的角度做如下分析:

  • 1.我今年要买一台电脑,通常要选择电脑的配置,并比较外观、重量等次要因素,最重要的是:要在几个意向品牌之间比价,甚至还要比较历史价格。最后发现,看中的一款电脑新年会搞促销活动,于是,我决定等到过年出手。

  • 2.妈妈每天都在买菜,昨天同样成色的西红柿每斤2元,今天变成2.5元了,而且一连几个摊位都是这个价钱,终于找到一家成色差点,但是每斤卖2.2元的,听说明天还要涨价,妈妈抱怨菜价太高的同时抢购了一周的西红柿。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大额、或者高频的消费支出,人们的价格决策通常比较慎重。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人们的决策的工具往往只是:同类产品的当前价格比较、或同一产品的历史价格比较——这同样也变成了商品/服务提供者的定价基础。但是,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商品/服务定价的基础难道不应该是成本吗?结果,商品/服务提供者定价同盟的存在,使得整个同盟可以在成本以上任一定价,这种同盟在课本上被称作卡特尔,现实中的名字通常是“XX行业协会”——承担着抑制竞争、利益分配,共同发展的重要职责。

但是,“大额、或者高频的消费支出”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重点,让我们聚焦于它的反面:也就是“小额而且低频的消费支出”,人们针对此类消费的价格决策通常更随意。试想:步行街上一枝88元的玫瑰、学校门口一件20元的小玩具、旅游景点一份50元的纪念品、视频网站一年120元的VIP会员……面对偶尔一次的小额消费,我们不会花太多心思在价格决策上,甚至安慰自己“图个气氛”、“就这么一次”、“没花几个钱”。

就这样,一方面我们为了几百甚至几十元的优惠和电视经销商争执不下,另一方面却以高于成本几倍乃至几十倍的价格消费着这些小东西。但是站在生意人的角度,当“小额且低频”的商品/服务面对海量的消费群体时,这已经变成了一本万利的“生财之道”,甚至比垄断所得更加丰厚——因为市场垄断者往往还需要应付大量社会媒体的质疑和调查。

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分析特定条件下的生财之道。这里先做一个说明,我们以下所说的“生财之道”,并不是指在成本的基础上附加10%的公允利润,通过勤勤恳恳的大量劳动来获取财富的过程,而是指借助制度特点,寻找快速积累财富的办法。同样,也籍此探讨制度设定对此道的制约。受经济理论的启发,以下让我们从生产资料私有制开始:

  • A.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缺少生产资料的人只能为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劳动,从而获得消费品的分配,例如:地主与佃农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就拥有消费品的分配权,从而牢牢掌握着财富分配的钥匙。这种制度下,财富的分配非常畸形,以至于缺少生产资料的人不得不通过暴力来获取权利——这种权利至少是能够制约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权利,或者获取部分生产资料。这种制度下,承认自私是人的本性,人的自私被充分利用起来,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所归属的社会阵营,不同的阵营要么互相制衡,要么互相融合、要么互相消灭。最终的结果就是,留存的社会阵营彼此制衡,使整体表现出民主。于是,自私势力的均衡变成了一种廉价有效的制度基础,在这种制度下,任何的生财之道都不稳定——因为可能被其他势力所干扰。

  • B.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消费品理论上可以实现公平分配,但是无论按劳还是按需分配,只要有人参与,都存在一个先决条件:需要人的道德水平战胜自私的本性——这是难以实现和衡量的,否则,无论分配环节还是消费环节,都会存在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所拥有的资源进行寻租。原因很简单:生产资料不属于任何个人,但是生产出来的产品要进行分配,掌握分配权力的那个人只有将灵魂交给崇高的道德,才不会做出利己的自私行为。由于人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任何既定制度的漏洞都可能被参与的人所发现并利用,如果我们不能将人从整个管理系统中剔除,就只能借助于科技的进步:设置一个庞大的计算系统,参与的人发现并利用系统漏洞进行寻租的行为能够迅速被系统侦测、反馈并改进——当然,这个计算系统也不能被人的单一势力所掌握。

综上所述,无论哪种制度下,多方势力的均衡是当前生产力水平下,封堵“生财之道”经济且有效的手段,当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步,人类计算能力的大幅提高能够为此提供更高效的手段。

循着前文(【思想碎片】关于钱的随想)关于财富问题的思考继续揣摩,人们的生存之道似乎也只有两种主要形态:

  • 1.凭借所掌握的专业技术从事生产;

  • 2.借助所拥有的人脉关系进行交易。

对于前者,无论是跟着师傅学,实践中自行摸索,还是通过学校深造,通常都有明确的学习轨迹可循,勤奋数载,大多学有所成。对于后者,尽管也存在交易的专业技术,但是一个人不可能完成交易,既然交易对象形形色色,交易过程尔虞我诈,交易方法因人而异,故而把握人脉关系的能力更加重要。

数月前,我约见一位好友,由于平日里微信沟通很方便,以致此次见面,一时竟没有找到闲聊的话题,于是互相调侃一番后散去。不久前,公干路过一位老友公司楼下,便约了他吃午饭,闲聊之际听他言道:“我发现,工作之后,人和人见面通常都是利益驱使。”我觉得话题生硬,也没有细问,就岔开了这个话题,但是回去数日一直在思考这句话。

古人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来往,一个“利”字都道出了交易的真谛。其实推而广之,不仅是工作中,人与人的社交往来又何尝不是图利?即便是七岁孩童,去找邻居家的孩子玩耍也是为图快乐。所以,我并不忌讳交往图利之说,而且相信对“利”字掌控能力的高低,是达成交易目的的关键所在。

有意思的是,即便是国外,而且是顶尖的教育机构,其所作所为仍然逃不开“利”字所辖。比如在《大学之路》中所看到的:捐款是私立大学收入的重要来源,所以,有捐款能力的家庭或潜在捐款能力的学生会受到学校青睐;招聘体育特长生时,高尔夫球之类富裕家庭才能够消费的体育运动也会被视为冠冕堂皇的特长;类似的还有具有创造力特长的学生容易被录取(这样的学生创造财富的潜力更大,学校名利双收的可能性更高),华裔家庭以功利性行为打造的特长则被视为徒劳。

虽然日常我们说挣钱养家,赚钱生活,其实,我们挣的赚的都不是钱,我们想要的财富也不是钱。实际情况是:我们付出的是劳动,获得的是可用于兑换生活用品和服务的凭证。

一个简单的思维试验即可说明“钱不是财富”:一个社会贫富不均,富人有钱,穷人没钱,现在将富人与穷人隔离,为了简单起见,假设穷人都仅有1元钱,富人都有1亿元钱,隔离之后形成两个完全独立的社会:富人社会每个人都有1亿元,穷人社会每个人都有1元,现在我们设想两个社会的生活状态:起初,1元和1亿元在两个社会没有任何区别,但是每个社会的人员能力有差异,逐渐又会在各自的社会产生新的富人和穷人。

由此可见,贫富是互相依存的,有贫才有富,如果人人是富翁,人人也就是穷人。现实社会中,存在贫富的真正原因是:每个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不同,这里的能力不是仅指个人能力,而是包括家庭背景、社会地位和关系、家族积累、个人能力等等在内极度复杂的社会能力。所谓的财富,其实是人们通过劳动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如果人人都不劳动,再多的钱财也换不来财富。而“钱代表财富”这一错觉的产生,其实“交换”从中作梗,正是物品和服务交换的出现,导致劳动能力最强的人未必是最富有的人。

既然共同富裕本就是悖论,那每个人追求的财富,其实是在贫富不均的社会中,尽可能接近富有的一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有两条:1.尽可能提高自己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能力;2.利用“交换”获得别人的产品和服务。由于社会生产力条件限制、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平常人通过第一条途径获得的财富差别并不大。所以,第二条途径其实是富人攫取财富的重要途径,取得不对称的信息则是交换获利的重要手段。

如果人类文明始终是物物交换,我们现在每天所赚的钱就是某种易于携带、储藏,方便交换的物品——这还是日常中所谓的钱。有钱的人可以用钱交换别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正是因为“交换”赋予了钱获取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所以,钱变成了财富的象征,积累钱财变成了很多人致富的目标。相对于第一种致富途径,钱不受个人精力和时间的约束,也不像服务和某些产品那样不易保存,真正可以实现财富的积累。

对于社会来讲,任意时间节点上,全社会钱的总量和待交换的商品服务总量应该是平衡的,当时间流动起来,这里代表钱的货币本身是不会消失的,所以货币量与货币流通速度的乘积可以代表任意时刻钱的总量,而商品服务的数量与各自的价格乘积之和该时刻钱的总量,既然钱是用来表示产品和服务的价值的,由此可以演化出费雪公式。有意思的是,货币本身不会消失,而产品和服务被消费后退出流通,例如:苹果被吃完就没有了,所以表示其价格的货币本应该也就消失,但在实际中不具备可操作性(卖苹果的人不可能盯着买家吃完苹果再把纸币烧毁),所以货币流通速度变成了关联两类事物的因子。再进一步,货币贷款通常分为抵押和信用,抵押贷款对应有抵押物(真实的产品),所以不创造货币,而信用贷款的神奇之处就在于没有对应的真实产品(该产品在未来),所以信用贷款将现在与将来联接起来,变成了刺激经济发展的有力工具。

最后,回到开头的思维试验,将其中的人换成国家,把试验的次序颠倒(两个独立社会合并成一个社会),结合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商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可见,全球化的自由贸易的确是有利于整个人类文明,但是,与之配套的还需要全球一体化的政治格局。可以说,只有将世界变成一个“国家”,才能够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