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一对父子开车外出,发生了车祸。父亲当场死亡,儿子的情况也十分危急。儿子很快被送到医院,准备实施手术抢救。当医生走进手术室见到这个病人后,突然大叫起来:“我不能做这个手术,这是我的儿子!”

这种情况可能吗?很多人认为不可能。他们的推理是,如果这个病人的父亲已经在车祸中丧生,病人就不可能是医生的儿子。至少,在他们想到外科医生可能是病人的母亲之前,他们肯定会这样推理。”——《决策与判断》,第2章,认知不协调。

“如果一个当代的马基雅维利向一个当代的君主建议,他可能会根据有关决策后果的理论和数据提出如下建议:

  • 如果你希望一个人形成对某个事物的积极态度,那么就引导他,使他致力于得到这个事物。

  • 如果你希望一个人对某种错误行为的道德判断变得温和一些,那么就引诱他做出这种行为。相反,如果你希望一个人对某种错误行为的道德判断更加强硬,那么就引诱他,但不足以使他做出这一行为。”

——《决策与判断》,第2章,认知不协调。

一个有趣的实验和一个幽默的结论,构成了我对《决策与判断》的良好印象。另一方面,第1章关于“黑桃扑克牌”的实验却令我十分费神:扫一眼实验描述,再扫一眼封面照片,真不明白作者到底在说什么!等到心平气和,再拿起照片端详,原来异样的黑桃3只是将红桃3变更了颜色。

整体感觉也许如菲利普·津巴多所言:“这本书充满了幽默感,对老的思想的新的解释,批判性思维的练习,从而把许多通常不相关的材料整合成了一本令人遐想发人深省的好书……”但是我仍然要对可读性吐槽,例如:“我们可以比较头晕者中与不头晕者中患有大脑肿瘤的患者和没有患大脑肿瘤者的比例……”(第15章),还有第7章中针对期望效用理论中“占优性”的论述(为什么完全理性决策者绝不会选择一个占优策略?)。

全书收集了大量的心理学实验和结论,然而编后记却对此保留谨慎的支持态度。不免让人怀疑,心理学方面的牛顿是否还没有出现?零散的研究是否还没有构成完整的体系?甚至,适用于心理学研究的方法都还没有出现?在《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一书中,有关大脑进化的内容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套用其中的进化思想,各种心理学实验的结论也会随着“被试”的心理进化而变化,如果真是这样,现有的心理学研究到底还有多少价值呢?

吐槽归吐槽,本书每章结尾的“建议”、“结论”部分对于内容理解往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决定摘录若干:

一、针对代表性直觉,提高决策和判断的技巧:

  • 不要被很细节的情境所迷惑。正是情境中的细节使得整个情境看起来更加具有代表性,但是同时也减少了其发生的可能性。一般而言,情境越是具体,其发生的可能性越低——即使这样的情境看起来能够非常好地代表最可能发生的结果。

  • 只要有可能,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注意基线值。当一个事件极少发生或者是非常普通的事件时,基线值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由于录取的比例非常低,因此很多优秀的申请者都没有机会进入研究生院进一步深造(通常的误解就会认为这样的申请者并不具备所需要的学术能力)。相反,由于通过的比例非常高,许多不合格的驾驶员都拿到了驾驶执照。当基线值是一个极端数值时,代表性往往成为发生可能性的误导因素。

  • 记住偶然性并不具备自我修正的功能。一系列的坏运气,就是一系列的坏运气。它并不意味着相应的好运气必然会到来,也不意味着事物总是一尘不变的。如果一个随机的过程(就像投掷一枚没有偏差的硬币)存在一定的可能性产生一定的结果,那么过去的事件对将来发生的结果并不会产生影响。

  • 不要错误地理解向回归数平均。即使出现了一系列的坏运气,也不一定会有一系列的好运气与之相平衡(或者相反),但是一些极端的成绩往往会跟随着一些更接近平均数的成绩。向平均数回归是非常正常的,无论结果是否受到一些随机因素的影响。即使在某些时段,这些随机因素结合在一起可能产生一些非正常的结果,但是在接下去的情景中,成绩通常会回归正常。

二、针对概率和风险进行判断时,尽量避免偏差的策略:

  • 保持正确的记录。记录过去发生的某些事件的发生频率,这样就有可能减少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的发生,减少可得性偏差以及其他一些由于信息呈现方式的不同而产生的偏差。

  • 警惕如意算盘。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往往会高估渴望事件发生的概率,同时也会低估自己不希望发生的事件的概率(尽管这样的规则存在着很明显的特例,例如在某些情景下,一些令人忧虑的结果的可得性可能会使人们的概率估计产生波动)。打消这种如意算盘的最好方法是找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来进行评估。

  • 将复合事件分解为简单事件。如果一个复合事件是由一系列简单独立事件构成的(如这些事件的结果是互不相关的),一个有用的策略就是分别估计每一个简单事件发生的概率。如果这样的复合事件是连续性的,则将这些概率相乘。例如,在投掷硬币的时候连续投掷三次,都是正面的可能性(由三个简单事件组成的复合事件)将是.50*.50*.50(因此最后的概率是.125)。相反,如果复合事件是非连续事件,将独立事件发生的概率相乘,然后用1减去这个概率即可。例如,连续三次投掷硬币,至少有一次出现正面的概率是1减去.125,最后的概率应该为.875.这样的方法只能使用在由统计意义上独立的简单事件构成的复合事件上(像投掷硬币),而如果简单事件的结果是相互关联的,那么这样的方法就不适用了。

*其实,我所看到过的许多心理学实验,正确的结论往往是违背直觉的。当我们凭自己的经验和直觉给出结论后,实验设计者往往就会跳出来,用概率或理性向我们给出正确结论,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们:“哈哈,你错了!”

*但是,如果我们将实验作为一道数学题目,或者脑筋急转弯,认真去解答就可以发现,我们也能得出正确结论。那么,真正的问题其实是: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大脑倾向于用简单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就像《思考快与慢》中的系统1与系统2一样,系统2的调度会消耗更多的能量,我们的大脑很忙碌,为了忙中偷闲(这也符合自然界对能量的支配原则),就会把大量的事务交给系统1去做。其实,也就是直觉主导了我们日常的大量行为(本书其实也肯定了利用直觉进行判断的意义)。

*既然如此,那些利用我们大脑行为特征来设计的心理学实验,其实并没有发现什么,得到的结论无非也就是告诉我们直觉并不可靠,要让大脑去计算和思考。但是,这真的符合自然界对人类大脑的定位吗?

*当然,我无法否定所有的心理学实验,也许我所看到的结论只是心理学家们的基础结论,他们会将其应用在更复杂的情境中来研究,目的可能是更加深入地认识我们的大脑所承载的心理和意识。

三、关于群体决策和判断的暂有结论:

  • 很多个体水平的直觉和偏差在群体中发挥了同样的效力。

  • 群体讨论通常会加强已有倾向。

  • 群体讨论通常比一般的个体表现好一些,尤其是在一名指定的领导者鼓励全体成员发表意见的情况下。

  • 群体中最好的成员通常比群体表现更好(有时可使用独裁者决策技术来利用这一点)。

  • 几个人独自使用头脑风暴法比群体会议更为有效。

1

与其说《黑天鹅》是商业书,不如说是一本另类的心灵鸡汤。

——《文汇报》

在《黑天鹅》将近6页的各方赞誉中,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条。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先生围绕现实中的随机性、运气等要素展开论述,以说明未来不可预知,预测并不可靠,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这在无形中也为人们提供了某种心灵慰籍,例如:没有成功的人们可以安慰自己不是不够努力,而是缺少运气。

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本书容易阅读,除了不经意间冒出的哲学探讨类文字,穿插书中的那种黎巴嫩式幽默也让我的脑筋面临急转弯式的考验,更何况还有逻辑关系不明显的内容组织,以及与《思考,快与慢》重叠的内容。最终,我发现在理解文章主旨的情况下(通过简介即可获得),自己能够看懂的具体内容只是一些碎片(看来还得重读一遍),于是,我将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几段提炼出来,构成了有关《黑天鹅》的若干问题。

一.平均斯坦与极端斯坦:

  • 1.在理想的平均斯坦,特定事件的单独影响很小,只有群体影响才大。

  • 2.在极端斯坦,个体能够对整体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

平均斯坦与极端斯坦也许是这本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第三章),根据注释,“斯坦”即国度。从上面这种非正式的定义来看,对于一个群体,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都不会对该群体产生很大影响,那这个群体就属于“平均斯坦”,反之,如果其中存在某个单独的个体,会对该群体产生很大的影响,那这个群体就属于“极端斯坦”。

根据书中的观点,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就属于“极端斯坦”,即使发生概率非常小的事件,一旦发生了,就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所以,所谓的“黑天鹅现象”正是存在于极端斯坦,或者说,极端斯坦能够制造黑天鹅现象,从而使少数事件对历史产生巨大影响。

*所谓的“黑天鹅现象”,原本是指,人们通过长期的观察经验总结出,天鹅都是白色的,但是当他们发现澳洲存在“黑天鹅”时,原本的经验结论就被颠覆了,所以,用“黑天鹅现象”来形容:小概率的事件一旦发生,就会对现有的认知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沉默的证据:

如果我们针对某种产品进行一项市场调查,反馈回来的调查问卷显示公众对这种产品非常感兴趣,那么,是否就可以认定该产品真的符合市场的需求呢?显然不能,原因在于,还没有确定返回的调查问卷占到发出问卷的比例,如果有一半的问卷没有返回,仅凭返回的问卷做出结论是非常危险的。这里,那些没有返回的问卷就属于“沉默的证据”。

在书中,“沉默的证据”是以一个“淹死的拜神者”的故事来呈现的:有人将一幅画交给无神论者看,画上大致是说拜神的人在沉船事故中幸存了下来,以此说明祈祷可以得到神明的保佑,无神论者立刻反问:“那些祈祷后被淹死的人的画像在哪里?”显然,这便是“沉默的证据”(第八章)。

“沉默的证据”一个显而易见的应用是:成功的商业精英会通过自传或演讲来传播自己的“成功经验”,用书中的话说就是“自传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武断地把某些品质与事件连成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失败者通常不会写自传(谁愿意花钱去买别人失败的故事来看呢?),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猜测,失败者也许拥有与成功者相同的品质,甚至有更强的能力。如果是这样,那成功者与失败者的主要区别就像书中所说的那样:运气。

所以,所谓的“成功学”其实是缺乏足够说服力的。

三.蝴蝶效应:

棋盘的发明者向国王请求这样的报酬:在第一格放1粒米,第二格放2粒米,第三个放4粒米……以此类推,一直放到第64格,国王以为发明者的请求微不足道,但是计算的结果却是超过了国王的全部谷物储备……

以上是一个让人耳熟能详的数学故事(第十一章),说明了微小的元素经过不断的放大,也会产生令人吃惊的效应。也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一只在印度振动翅膀的蝴蝶能够引起两年之后纽约的飓风。在我看来,原书对于“蝴蝶效应”引入显得自然流畅,至少让我读后有一种高呼“啊~哈!”的豁然开朗。

那个“棋盘米粒”的故事之后是一个弹子球的数学实例:根据牛顿运动定律,位于桌子上的弹子球,它的第一次碰撞结果(甚至运动轨迹)可以轻易计算出来;但是,发生第二次碰撞的计算难度明显高于第一次(因为原本微不足道的影响因素可能变得举足轻重)……如果想计算出第九次的碰撞结果,我们已经需要考虑站在桌子旁边的人的引力;等到计算第五十六次碰撞结果时,宇宙中的每一个基本粒子都需要被考虑进来!这太令人震惊了!如果对于一个动态系统(不仅是一个孤立的弹子球),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

再看一个现实的例子:20世纪60年代,气象学家洛伦茨建立了一个天气模型,并且用计算机进行天气的模拟预测,但是,尽管他输入了相同的参数,两次的模拟结果却大相径庭,洛伦茨一直以为是计算机自身的漏洞或者出现了计算错误,但是他后来才意识到:计算结果的巨大差异仅仅是由于输入参数的四舍五入(输入参数的微小变化经过复杂的数学模型后,对输出结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这就有了著名的“蝴蝶效应”。

四.投资建议:

在《投资最重要的事》这本书中,顶尖的价值投资者霍华德·马克斯就反复提及过两本书:《黑天鹅》和《随机漫步的傻瓜》,可见,《黑天鹅》也是一本很好的投资指南,就像我在原书第十三章所看到的。

1.杠铃策略:

所谓的“杠铃策略”,用简单的话说就是,对“高风险”和“低风险”同时进行投资,用投资组合的方法实现“中等风险”的投资结果,而不要直接进行“中等风险”投资。

例如:将85%~90%的钱投入极为安全的投资工具(例如:国债),再将15%~10%的钱投入极具投机性的赌博中(使用尽可能多的财务杠杆、进行风险投资等),最终实现“中等风险”的投资结果,从而使自己在黑天鹅事件中获益。

2.“不对称性”建议:

  • A.区分正面意外和负面意外。——设法从正面意外中获利,并且规避负面意外。

  • B.不要寻找精确和局部的东西。——努力工作,设法让意外进入生活,但不要试图准确地预测黑天鹅事件。

  • C.抓住一切机会,或者任何像机会的东西。——机会很少,比我们想像的更少,所以,遇到机会就要努力抓住。

  • D.当心政府的精确计划。——不要把政府的预测太当回事。

  • E.不要浪费时间与预测者、证券分析师、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争论,除非是拿他们取笑。

总之,所谓的“不对称性”建议就是指:要设法把自己放入一个好结果比坏结果大得多的条件下!

我们喜欢故事,喜欢总结,喜欢简化(也就是减少事情的影响因素)。我们在本书的这一部分首先要讨论的人类本性问题(即如上所述的问题),我称之为“叙述谬误”。(实际上是一种欺骗,但为了礼貌起见,我称之为谬误。)之所以出现这种谬误,是因为我们习惯于过度解释,偏好简洁的故事,而不是原始真相。它严重扭曲了我们对世界的思维反应,在稀有事件上尤为严重。

请注意,我博学的意大利学者朋友非常赞同我对过度解释和过度相信事物的原因的反对,但对于我和我的工作,他却无法不找出一个解释、一个原因。他必须编造一个原因。而且,他没有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因果圈套,我自己也没有立即意识到。

叙述谬误指的是我们无法在不编造理由或者强加一种逻辑关系的情况下观察一系列事实。对事实的解释会与事实混在一起,使事实变得更容易被记住,更符合道理。这种倾向的坏处在于它使我们以为对事物有了更好的理解。

上面这几段摘自《黑天鹅》第六章“叙述谬误”的文字是否让你产生了某种想法?如果你读过《怪诞行为学》、《无价》、《思考,快与慢》,是否产生过繁杂凌乱的感觉?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产生过这种感觉——这直接降低了我对这些书的评价,欣喜的是,我终于为此找到了原因(当然,不排除也是一种“叙述谬误”)!

经济学与心理学交叉领域的所谓“行为经济学”读物好像一直比较热门,这几本书留给我的基本立场都是:现实中的人类是非理智的,人类的许多固有观念和认识其实并不正确——这都是可以用各种实验来证明的。其中,关于因果关系(也可以扩大到逻辑关系)的讨论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人们倾向于用因果/逻辑关系来简化认识,但这往往是错误的,许多事物之间并没有可以被证明的因果/逻辑关系(或者说,许多所谓的因果/逻辑关系只是一种假象),而人们却以为自己真正了解了事物。

在众多的实验事实面前,我不得不接受上面的结论(更何况,我本来也不认为因果/逻辑关系是绝对的)。但是,此类书籍对于读者的最大困难是:一系列堆砌的实验和结论让整本书显得繁杂凌乱。起初,我一直怀疑:如果不是作者的内容组织问题,那就是译者的翻译问题。

现在我发现,作者(《怪诞行为学》、《无价》、《思考,快与慢》、《黑天鹅》这一类书的作者)完全是故意的!因为他们没有证明整本书内容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所以,就不能以这种方式将内容组织起来。于是,习惯于以因果/逻辑关系简化事物的我们,读起来就感觉到吃力。好吧!其实我仍然在以“因果/逻辑关系”假设的方式揣摩作者的意图——这很可能仍然是一种“叙述谬误”。

至此,我基本接受这些作者的观点,却不认可他们的方式。如果将他们写的书做一个比喻:就好像面前放着一堆五颜六色的线头,按照这些作者的内容组织方式,在不确定什么颜色的线头可以互相连接的情况下,就把整堆的线头放在别人面前,让他们自己去挑。而我更喜欢的方式是:即使不知道什么颜色的线头可以互相连接,我们仍然可以把同色的线头先连起来,再接上任意不同色的线头,然后放到别人面前,至少方便别人的选择。

所以,即使在“因果/逻辑关系”不存在的情况下,如果通过假设这种关系的存在,能够方便书本内容的组织,我还是希望能够读到这样的书。因为许多实验已经告诉我,“因果/逻辑关系”不是一定存在的(也不是很容易证明的),我只需要不断暗示自己——日常所认识到的“因果/逻辑关系”并不一定是正确的。

其实,换一个角度:“因果/逻辑关系”也只不过是现实在人类意识中的一种映射而已,用“假设”的手法处理这种关系也不全是坏事——只要能够获得可接受的“验证”结果即可。

设想:

你正在吃一顿大餐,旁边坐着一个人A,你每品尝一道菜,A就问你:“你觉得味道怎么样?”你的评分立刻会被A记录下来;当你酒足饭饱之后,另一个人B又走过来,向你发问:“你觉得这顿饭味道怎么样?”这时你的评分又被B记录下来。

——那么,A将得到的评分平均后,与B得到评分是否一样呢?借助《思考,快与慢》第五部分的内容,我们得到的答案会是:很可能不一样。

这是因为:向A回答问题的是你的“经验自我”,向B回答问题的则是你的“记忆自我”,一道味道极好/差的菜,直接会影响到“记忆自我”的最终评分——这显然没有“经验自我”的评分中肯。

从第35章到第38章,丹尼尔·卡尼曼就围绕这两个自我,展开了包括你的幸福感、对生活的满意度在内的一系列探讨,当然,这一切,都得从第35章的“体验效用”和“决策效用”开始。

一、“经验自我”和“记忆自我”:(第35章)

1.“体验效用”和“决策效用”:

谁能告诉我:到底什么叫做“体验效用”?——这是一个让人有点抓狂的问题,如果说卡尼曼所说的“决策效用”是指“想要能力”(原词:wantability,虽然我觉得“想要能力”的翻译别扭,但也找不到更好的说法),那么,对于“体验效用”压根找不到定义。我只能凭借意会的本事,借用开头的例子来理解:

  • “体验效用”是指:对体验的定量衡量,例如:以定量的方式衡量,吃一顿大餐的体验到底如何(喜欢不喜欢?)。

  • “决策效用”是指:对决策的定量衡量,例如:以定量的方式衡量,有多大的可能性决定再吃一顿(会不会再选?)。

根据书中的说明,当人们想要的正好是自己喜欢的;喜欢的也正好是自己所选择的,这种情况下,“体验效用”与“决策效用”的含义就一致了。

2.“经验自我”和“记忆自我”:

为了测量“体验效用”,卡尼曼采用了两种方法:“快乐测量仪”“回顾性评级”

  • “快乐测量仪”:由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弗朗西斯·埃奇沃斯提出,时间在埃奇沃斯的构想中起到关键作用,该理论认为:同等情况下,如果时间翻倍,“体验效用”就会翻倍。

  • “回顾性评级”:由卡尼曼和唐·雷德梅尔根据一项研究设计,该方法主要由“峰终定律”和“过程忽视”构成,即:(“峰终定律”)整体的回顾性评级可通过将最糟糕时期和最后时刻的平均加权而评估出来;(“过程忽视”)过程的持续对所有疼痛的评估没有任何影响。

在以“两名病患经历的痛苦的结肠镜检查数据”的实验中:参加实验的患者被分为两组,每组的每个患者都要间隔60秒对当前的痛苦程度进行评价(用0-10的范围值表示,0表示“没有任何痛苦”)。其中,

  • A组的检查时间短,但是结束前的最后评价高(时间短,痛苦程度大);

  • B组的检查时间长,但是结束前的最后评价低(时间长,痛苦程度小)。

于是,快乐测量值是由观察员从他人不同时刻的体验报告中计算出的数据(被称为“过程-权衡”,因为这就是计算体验随时间变化的图表中“曲线下的面积”,是对各个时刻做了相等的权衡);回顾性评级则对过程不敏感,只是权衡两个单一时刻的值,即高峰和末端。

根据“快乐测量仪”法,A组的痛苦程度要小于B组;但是,由“回顾性评级”计算出的结果,A组的痛苦程度是大于B组的。

························································

卡尼曼在对此解释的过程中发现了两个自我:

  • “经验自我”:对应于“快乐测量仪”法,“经验自我”是即时的,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

  • “记忆自我”:对应于“回顾性评级”法,“记忆自我”保存我们的生活体验,并且引导我们做出决策,但有时是错的。

*显然,“决策效用”是和“记忆自我”相关的,也就是说,人们的决策是根据记忆做出的。

对应到结肠镜检查的例子中:B组在最疼痛和检查结束时感受到的疼痛程度较轻,检查过程留给他们的记忆就不太痛苦;A组感受到的疼痛是急促而短暂的(检查时间短,最疼痛和检查结束时感受到的疼痛都较重),检查过程给他们留下了可怕的记忆,所以,A组的“记忆自我”比B组强烈。但是站在即时感受的角度,B组的检查时间更长(“曲线下的面积”比A组大),所以,A组的“经验自我”就没有B组强烈。

通过“冰手实验”(让人分别将手放入短期冰水——但保持冰冷、长期冰水——但逐渐变暖,再判断人愿意选择短期还是长期实验,很多人在“记忆自我”的影响下选择了长期实验),卡尼曼进一步发现:

  • “经验自我”表示的是整段时间内受试者承受的所有痛苦,本质上属于总结。

  • “记忆自我”保存的记忆是对代表性的时刻的感受,受到高峰和结束时刻的强烈影响。

*根据我的理解:其实,“经验自我”就像一个传感器,是将每一时刻的“体验效用”采集下来,是对数据的完整记录;但是,我们的大脑倾向于简化处理问题,没有给“经验自我”分配足够的存储空间来记录数据,而是用一种近似方法(“峰终定律”)记录极值(例如:峰值和终值),从而形成对事件的记录。用数学的方法说恐怕就是:将“曲线下的面积”用特征值的乘积代替了。

显然,“记忆自我”并不可靠,但人类大脑进化至今形成的这种“近似”记录和处理方式,必然是有其存在价值的。

二、有关两个自我的讨论:

1.人生如戏:(第36章)

  • A.由于“记忆自我”的工作机制(“峰终定律”、“过程忽视”):编故事,并将其作为参考记录在记忆中。所以,以看歌剧为例,我们人们关注的是有意义的事件和值得珍藏的时刻,而不是时间的流逝。

  • B.生活中同样如此,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不幸福,即使他的生命被延长,在旁人的眼中,这个人仍然不幸福。这同样表现出“少即是多”的效应:平均/典型可替代整体:给幸福的生命增加5年不怎么幸福的日子,人们对这个生命的幸福评估反而会降低。就好象前面章节中那个餐具的例子一样:分开评估时(组间实验),完整餐具的价值,高于在这套餐具上搭配一些完整和不完整餐具的价值

  • C.旅行时,拍照不一定是“经验自我”欣赏风景的最佳方式,但却符合“记忆自我”的诉求。

2.你幸福吗?(第37章)

  • A.为了测量“经验自我”的幸福感,卡尼曼设计了两种方法:“经验取样法”和“昨日重现法”,前者成本高且繁琐,所以,他采用了经证明同样有效的“昨日重现法”。

  • B.“昨日重现法”大致是这样的:请受试者将昨天的生活分为如同电影一样的多个片段,详细叙述出来;再针对每个片段请他们回答一些基于“经验取样法”提出的选择题;受试者还需要从一个列表中选择参与的活动,并说明哪个活动吸引了自己最多的注意力,并列出与他们在一起的人,让他们将自己几种感觉(快乐、紧张、愤怒、担心等)的强度划分等级等等。

  • C.卡尼曼通过对几千位来自美国、法国、丹麦的女性应用“昨日重现法”测试,得出了一系列结论。

  • D.卡尼曼认为,人在任何时刻的心情都由他的性情和整体的幸福感决定,但情绪上的幸福也会在一天或一周之内出现巨大的波动,人在某个时刻的心情主要取决于当时的情境。

  • E.调查和实验证实了情境因素、生理健康以及社会接触等对于“经验自我”幸福感的重要性。

  • F.卡尼曼将幸福分为两方面来探讨:A.人们生活中经历的幸福;B.当人们评估自己的生活时做的判断。

  • G.若某个人接受过更高的教育,那他对自己生活的评估也会更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经验自我”更幸福。

  • H.极度的贫穷会增强“经验自我”对生活中其他不幸生活的感受。尤其体现在生病上,生病对于贫穷的人来说会比家到小康的人有更糟糕的感受。

  • I.收入对“经验自我”的幸福感的影响和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区别,“经验自我”的幸福感会随时收入增加,但超过一定标准后,就不会再提升。

3.思考生活:(第38章)

  • A.“生活满意度”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人们往往会根据少数自己极易想到的观点来回答这个问题(发生了问题“替代”),而不是经过对生活中所有领域的仔细衡量后再回答。(例如:新婚夫妇联想到即将到来的婚姻生活而高兴,其“生活满意度”就高,一段时间后,回归现实,“生活满意度”也就下降。)

  • B.“经验自我”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在总体上取决于性情的遗传,这也是个人生活环境与其生活满意度相关性低的原因之一。

  • C.目标不同,结果也会有很大不同,所以,对生活不满的年轻人,可以设定非常难以实现的目标,因为年轻人的目标会影响他们将要经历的事,他们的未来、以及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 D.当人们考虑幸福感时,往往会夸大某个因素的重要性(例如:认为某地的气候好,人们就会觉得幸福),我们将这种错误称为“聚焦错觉”。“聚焦错觉”的本质是“眼见为实是”偏见。由于“聚焦错觉”一类的错误,人们的幸福感就可能会被夸大。

  • E.“聚焦错觉”会使人们对自己、他人当前的幸福感和未来的幸福感判断错误。例如:对于半身瘫痪的人,刚开始会由于不习惯而导致幸福感下降,但是习惯后,他们与普通人的幸福感没有区别,普通人却可能对他们的幸福感仍然存在偏见(认为他们的幸福感低于常人)。

  • F.“错误想法”是指因情感预测的错误而导致不佳决策的情况,“聚焦错觉”是产生“错误想法”的主要原因。

  • G.将“经验自我”的生活描述为一系列有价值的时刻是符合逻辑的,某个生活阶段的价值就是这一阶段所有价值的总和,但这不是大脑呈现各个阶段的方法——大脑是用“记忆自我”(“峰终定律”、“过程忽视”)来处理这些内容的,所以,为了避免“记忆自我”对时间不敏感的缺点,我们需要对时间的作用引起重视。

···························································

附:《思考,快与慢》的三组概念:

在这本书的“结语”部分,卡尼曼明确提出:全书是以三组概念为核心展开。在这次讲解中,某些概念和结论也得到了更清楚的诠释,我拣出对自己有所体会的部门内容罗列如下:

一、两个系统(系统1和系统2):(第一、二、三部分,从第1章到第24章)

  • 1.我们当机立断的想法和行动通常由系统1主导,系统1在处理信息时可能产生认知放松。系统1的运行特征包括:眼见为事实、强度匹配、联想一致等,会产生可预测的偏见和认知错觉,比如锚定效用、回归平均值的预测、过度自信等等。

  • 2.系统2比较懒惰,它的能力及能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所以,它不是理性的模范,系统2没有简单的方式来区分有技能的和启发式的回答,唯一的方式是放慢速度,自身构建出一个答案,当然,这个答案可能不会被轻易接受。

  • 3.避免系统1出错的方法从原则上讲很简单:认识到你正处于的认知领域,放缓并要求系统2来加以强化。所以,机构比个人更容易规避错误。

二、经济人和人类(理性和非理性):(第四部分,从第25章到第34章)

  • 1.这里的“理性”强调的是“逻辑的一致性”,而不管这种信念或偏好是否合理。

  • 2.芝加哥学院派认为:理性的人是自由的,他们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经济人是理性的”这一设想为用自由主义的方法制定公共政策的观点提供了思想基础:不要干涉个人选择的权利。在经纪人的国度里,政府应该让经纪人在对他人不造成危害的前提下自己做选择,不横加干涉。

  • 3.行为经济学家认为: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做了不明智决策的人以及认为有义务帮助这些人的社会都需要付出代价。

  • 4..推荐一本书: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和法学家卡斯·桑斯坦合著的《助推》。

  • 5.人类需要受到保护,以免受那些蓄意利用他们弱点的人的危害——特别是系统1的怪异模式以及系统2懒惰的弱点。

  • 6.经纪人会在签订合约前,仔细阅读并理解所有条文;人类通常不这样做,也就会因此吃亏,所以,公司应该提供足够简单的合约以供人类客户阅读和理解。

  • 7.公司实行“为明天储蓄更多”的养老金计划,就是从通过合约要求员工在加薪时增加一定的存储比率,从而实现储蓄随工资而上涨,直到员工选择退出该计划。这一计划将系统2的懒惰与员工的长远利益结合在一起。

*注:380页这样写道:“尽管人类不是非理性的……”我的印象中,作者的观点应该是:“人类是非理性的”,所以我对这里的翻译再次表示怀疑。

三、两个自我(“经验自我”和“记忆自我”):(第五部分,从第35章到第38章)

  • 1.“记忆自我”是系统2的一部分,但“峰终定律”和“过程忽视”是由系统1产生的。

  • 2.第37章中,对“经验自我”幸福感的测量,所采用的方法其实是“过程加权”,显然,这与“记忆自我”的极值加权是不一样的。

***:终于读完了《思考,快与慢》,我对这本书的最终印象是:虽然中文版的翻译让人失望,行为经济学家的思考逻辑也难以适应,但这本书的确是传播知识与思想的佳作。

现在仍然存在一种疑虑:关于人类大脑的探索,这好像只是皮毛,仅仅是通过思考实验发现一些结论和效应,还没有将这些连接起来形成一种有血有肉的理论,所以,也期待这个领域的牛顿早日出现!

1

搜到腾讯科技上一条去年的新闻:

北京时间7月10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业内消息人士透露,微软最近做出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决定,把“不追踪”功能作为IE10浏览器的默认设置,此举不仅令微软广告商客户感到焦虑,同时也在微软广告业务部内部引发了担忧。消息人士指出,微软内部的分歧最终可能会导致微软放弃广告销售业务。

尽管微软宣布自动清除IE10浏览器中的追踪cookies受到了保护隐私倡导组织的欢迎,但是却遭到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和网络广告社区的猛烈抨击,因为这有悖于微软之前做出的要求用户选择退出追踪功能的浏览器默认设置承诺。

……

——为什么微软改变浏览器默认设置的决定,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在《思考,快与慢》第四部分的结尾,也就是第34章,丹尼尔·卡尼曼用所谓的“框架效应”解释了类似的问题。

那么,到底什么是“框架效应”?我不但没能在本章中找到明确的定义,甚至在以前看过的章节中也没有留下印象,凭着“意会”的本事,我为这种效应下了一个勉强可以“言传”的定义:

  • 1.“框架效应”不是前文中的“窄框架”、“宽框架”;

  • 2.“框架效应”是指,人们的判断和决策行为不仅会受到现实内容的约束,还会受到承载内容的框架的约束。(例如:逻辑上相同的陈述可能会引发不同的反应)

  • 3.“框架效应”的表现形式很多。

以下,我在书中挑了三个有关“框架效应”的典型例子,希望对理解这种效应有所帮助。同样,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人们某个重要的决定是受该情况下完全无关紧要的特征所控制的。”而“框架效应”的出现,不仅是因为系统1的特征(例1和例2),也可能是系统2的懒惰(例3)所造成的。

一、损失能比成本引起更强烈的负面感觉:

例1:

  • A.若某赌注有10%的概率赢得95美元,有90%的概率损失5美元,你会接受这个赌注吗?

  • B.若某彩票有10%的概率赢得100美元,有90%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你愿意花5美元买这张彩票吗?

——如果是你,你愿意选择A还是B?

我坦言,我愿意选择B,但是,简单计算一下就会发现,A和B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在我们看来,A中的“5美元”是损失,B中的“5美元”是成本。

书中对此解释的原话是:

“一个不好的结果如果被架构为不会赢的彩票的成本,比被简单地描述成输掉一个赌注更容易被人们接受……损失能比成本引起更强烈的负面感觉。”

原来,我们的偏好不仅受到现实的约束,同样也受到框架的约束。在这里,“损失”与“成本”就是两种“框架”

*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个例子对于营销、策划、新闻一类的活动有很大的启示。

二、“每加仑汽油能跑的英里数”是误导:

例2:

  • A.亚当原来的车耗油,每加仑汽油能跑12英里,现在他换了一辆更省油的车,每加仑汽油能跑14英里。

  • B.贝斯爱护环境,她把原来每加仑汽油能跑30英里的车换成了每加仑汽油能跑40英里的车。

——假设这两位司机一年中的行程是相同的。换了车之后,谁的新车比旧车节省的汽油更多?

大多数人——就像我这样,会认为贝斯的新车比旧车节省的汽油更多,因为贝斯的车每加仑汽油能跑的英里数提高了40-30=10英里,但是,亚当的车每加仑汽油能跑的英里数只提高了14-12=2英里。

现在认真计算一下:假设两人每年都能跑10000英里,

  • 对于亚当,旧车耗油10000/12≈833加仑,新车耗油10000/14≈714加仑,节省了833-714=119加仑汽油;

  • 对于贝斯,旧车耗油10000/30≈333加仑,新车耗油10000/40=250加仑,节省了333-250=83加仑汽油。

现在来看,明显亚当的新车比旧车节省的汽油更多。我们的直觉由于受到问题框架的影响,导致判断出现了错误。

*原书中的问题是“换了车之后,谁的车更省油?”这句译文的中文含义存在歧义,因为从问题来看,对于1加仑汽油,亚当的旧车和新车所跑的英里书都远小于贝斯(可能亚当的车更大更重吧)的车,所以,跑同样的英里数,亚当的车肯定更耗油,也就是说贝斯的车省油,在上面的计算中也能看出来(亚当的旧新车耗油833/714加仑,贝斯的车则是333/250加仑)。

*但是,这个问题真正的含义是:“两人都换车后,谁的新车比旧车节省的汽油更多?”所以,我将问题按照中文的意思做了改变。

那么,问题出现在哪里了呢?我们将“每加仑汽油能跑的英里数”换成“每英里消耗汽油的加仑数”,文字略作调整,其他数据不变(结果可能不符实际,而且比较夸张),再看上面的例子:

  • C.亚当原来的车,每英里消耗汽油14加仑,现在他换了一辆新车,每英里消耗汽油12加仑。

  • D.贝斯把原来每英里消耗汽油40加仑的旧车,换成了每英里消耗汽油30加仑的新车。

——假设这两位司机一年中的行程是相同的。换了车之后,谁的新车比旧车节省的汽油更多?

我们根据直觉判断,亚当的车每英里消耗的汽油量减少了14-12=2加仑;贝斯的车每英里消耗的汽油量减少了40-30=10加仑,所以,贝斯的新车比旧车节省的汽油更多。

再按照开始的方法计算:假设两人每年都能跑10000英里,

  • 对于亚当,旧车耗油10000×14=140000加仑,新车耗油10000×12≈120000加仑,节省了140000-120000=20000加仑汽油;

  • 对于贝斯,旧车耗油10000×40≈400000加仑,新车耗油10000×30≈300000加仑,节省了400000-300000=100000加仑汽油。

现在来看,的确是贝斯的新车比旧车介绍的汽油更多,这与我们的直接判断是一致的。

在这里,“每加仑汽油能跑的英里数”和“每英里消耗汽油的加仑数”就是两种“框架”。

事实上,C和D的计算方法与直觉判断方法是一样的,而我们的大脑倾向于简化问题,每英里消耗汽油的加仑数”是我们的习惯,我们将直觉处理这个问题的框架记下来了;当遇到类似的问题A和B时,就直接按照习惯的处理模式来判断。

很明显,“每加仑汽油能跑的英里数”和“每英里消耗汽油的加仑数”不是一回事,它们是一种倒数关系,但是我们很多人却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但不是所有人,有的人会察觉到)。

*这个例子同样会给我们的很多活动的启示,同时也提醒我们,要小心类似的陷阱。参考书中的内容,如果政府为了推广环保汽车,就可能会违背我们习惯的每英里消耗汽油的加仑数,转而采用每加仑汽油能跑的英里数”(在书中,这是美国常用的框架,作者只是借此说明该框架是错误的),从而误导我们选择环保汽车(当然,这样做的初衷和结果是好的)。

三、改变“默认选项”能左右人们的选择:

例3:

在很多国家,意外死亡后是否愿意捐献器官会在此人的驾照上标注。对于欧洲国家,2003年的一篇文章显示:器官捐献率在奥地利接近100%,在德国有12%,在瑞典有86%,在丹麦只有4%。

人们发现,

  • 对于高捐献率的国家,“默认选项”是“捐献”,选择“不捐献”的人们要填写相关的表格,否则,他们就会被默认为捐献者;

  • 对于低捐献率的国家,“默认选项”是“不捐献”,选择“捐献”的人们要填写相关的表格,否则,他们就会被默认为不捐献者。

这个例子真有意思,也许是懒惰/怕麻烦(系统2的懒惰造成),也许是不知道,人们往往缺少改变“默认选项”的激励,于是,结果就被“默认选项”所左右,同样,改变“默认选项”的设置,也能左右人们的选择。

在这里,“默认捐献”和“默认不捐献”就是两种“框架”。

所以,在开头那个“关于微软改变浏览器默认设置”的例子中,微软的行为才会激起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关注。

*同样,这个例子也很有启发性。

设想你需要购买一部二手音乐词典,其中:

  • 词典A:出版年份——1993年,词条数——10000,外观——较新;

  • 词典B:出版年份——1993年,词条数——20000,外观——封皮已毁,其他的地方很新。

如果进行“单一评估”,你会发现“较新”的词典A更有价值;如果进行“联合评估”,你会发现词条数多的词典B更有价值。

就这样,由于评估模式的不同,你的选择出现了“偏好逆转”——“单一评估”下的偏好在“联合评估”下发生了逆转。

*原书中没有对“单一评估”和“联合评估”进行定义,这里根据有关内容做大致的描述:“单一评估”是指,将若干事件/判断分别进行独立的评估;“联合评估”是指,将若干事件/判断同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对比评估。

在《思考,快与慢》的第33章,丹尼尔·卡尼曼引用各种研究和案例对“偏好逆转”现象反复做了说明,但是,我觉得只有上述这个有关“二手音乐词典选择”的例子(由芝加哥大学的奚恺元提出),才称得上简洁明了。

对比前面章节的内容,我们会发现,这里的“单一评估”其实就是一种“窄框架”,“联合评估”则属于“宽框架”。显然,在“宽框架”下,由于事件的各个属性存在对比,我们就更容易发现:对于词典而言,“词条数”这一属性比“外观”属性更重要,于是,“联合评估”的结果就更合理。

借用书中的有关解释,就是:当选择“联合评估”时,致使“单一评估”中产生不同观点判断的特征就会受到克制或被认为不相关,于是,就发生了“偏好逆转”——对于理性经济人,就不会出现这种“偏好逆转”的情况。

·························································

以上,词典A和B属于“同等类型/同一种类”中的“偏好逆转”。书中还有几个“不同种类”中“偏好逆转”的例子,例如:

  • 海豚繁殖的地方受到环境污染的威胁,所以海豚的数量在减少,现在成立了一个由私人捐助的基金会,致力于为海豚提供无污染的繁殖区。

  • 雇农在阳光下暴晒会导致皮肤癌的发病率升高,定期体检可以降低得病风险,现在要成立一个为雇农提供体检的基金会。

现在需要你做出选择,如果进行“单一评估”,你会发现,海豚繁殖的问题很严重,就会倾向于选择保护海豚的项目;但是进行“联合评估”的话,你会发现,人的生命更重要,于是更倾向于雇农体检的项目。

如果说上面这个“不同种类”的例子还可以选择的话,对于“你喜欢苹果还是牛排?”这样的例子,就更让人难以回答了:因为你有时候喜欢吃苹果,有时候喜欢吃牛排,但很少会同时喜欢两者。

“偏好逆转”的现象还会出现在法律评判中——法律判决更倾向于单一评估,理性通常会受到更广泛、更综合的框架的限制,“联合评估”当然也比“单一评估”更广泛,但是,人毕竟是非理性的,”非理性“也使得人们的决策与判断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和琢磨,“偏好逆转”就是这样一种现象。

“设想:你现在急需一笔现金,那么,你会出售正在赢利的股票来换取现金?还是会出售正在亏损的股票来换取现金呢?”

类似这样的问题,记得在《财报就像一本故事书》中提到过,我对于“心理账户”的概念也由此而来。如今,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的第32章对此作了更详细的介绍,读后让人豁然开朗。

美中不足的是,本章的后半部分转向对“后悔情绪”的探讨,虽然广义上来讲,这都是由于人们的非理性所造成——理性的经济人就不会遇到这些问题,但是,这两部分内容缺少明显的逻辑关系,所以,仍然有一种两章合成一章的感觉,如果按照作者对本书的定位——就是与读者在“饮水机旁交谈”,那么,这场交谈的话题也太具跳跃性了。

一、“心理账户”:

1.“心理账户”:

  • A.以股票投资为例,人们会为每一支股票设定一个“心理账户”:这支股票的盈亏总会牵扯着人们的心;

  • B.理性经济人对整个投资结果的看法是通过综合分析得来的——是基于“宽框架”的;现实中的人是非理性的,我们会为每项投资开设“心理账户”——是基于“窄框架”的,我们试图通过有限的大脑使所有的事情都得到掌控,易于管理。

2.“处置效应”:

  • A.金融研究发现,人们存在售出自己的赢利股、保留亏损股的偏好——这被视为一种偏见,称为“处置效应”

  • B.处置效应是“窄框架”:人们为每项投资开始“心理账户”,并期望关闭每个账户时都能获利;理性经济人则是“宽框架”,他们会评估整体的投资组合,对于股票投资的处置原则是:“售出最无可能在未来赢利的股票,而不考虑他是赢利股还是亏损股”——亏损股是先前选择的错误(亏损额就是“沉没成本”),他们没有必要去纠正(因为纠正错误就会付出代价)。

  • C.由于在赢利的情况下关闭“心理账户”会使人产生愉悦感,所以,人们会售出赢利股,而保留亏损股。换一个角度看,这种非理性选择的心理因素就是:人们为了产生愉悦感而支付了额外的成本(有研究表明,赢利股通常还会继续赢利一段时间,但是人们将其售出,等于放弃了未来的那些收益;同时,亏损股可能产生更大的亏损,这同样是损失)。

3.“沉没成本悖论”:

  • A.对亏损账户进行额外投资的决策被称为“沉没成本悖论”。

  • B.向失败的项目追加投入是错误的做法,因为先前对于失败项目的投入已经属于“沉没成本”,但是,包括项目管理者在内的相关各方都建立了“心理账户”——在赢利的情况下关闭这个账户才能带来愉悦感,所以,他们仍然会追加投入,这可能使原本就不合理的项目吞噬更多投入,所以,这种项目管理者通常会被管理层替换,新上任的管理者未必能力更强,但是他对此不存在“心理账户”,就容易更理性地处理这个项目。

  • B.“沉没成本悖论”会导致人们在不被看好的事情上浪费太多时间,例如:在注定会失败的项目上宁愿苦苦挣扎也不放弃(可见,有时候,放弃其实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二、“后悔情绪”:

  • 1.后悔是一种情绪,也是一种自我惩罚。

  • 2.后悔是由替代现实的可用性引发的反事实情绪。

  • 3.后悔与责备并不是一回事。

  • 4.人们对由于采取行动而导致的负面结果,会比因不行动而产生的负面结果有更强烈的情绪反应(包括后悔)。

*这里,我对书中320页有关“教练没有对人员和战术进行调整,最终导致球队在决赛中惨败,他被人责备,自己也感到后悔”的例子持怀疑态度:这显然不是支持上述结论的例子,而且缺少对比。

  • 5.后悔的风险是不平衡的,其不平衡性体现在偏向于常规的、厌恶风险的选择。

  • 6.害怕将来后悔会影响我们的选择。预防将来后悔的方法是:对可能会后悔的事情做到心中有数——在情况变糟时,先仔细考虑自己是否会后悔再做决定(坦白说,我并不觉得这种方法是有效的)。

决策1:从A、B中选择:——(你很可能选A)

  • A.肯定能赚到240美元。

  • B.有25%的概率得到1000美元,75%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

决策2:从C、D中选择:——(你很可能选D)

  • C.肯定会损失750美元。

  • D.有75%的概率损失1000美元,25%的概率没有损失。

再看决策3:——(你肯定会选F)

  • E(A+D).25%的概率获得240美元,75%的概率损失760美元。

  • F(B+C).25%的概率获得250美元,75%的概率损失750美元。

就这样,分开决策的时候,你可能选A、D,但是合并之后,悖论出现了:你选择了F(B+C),放弃了E(A+D)——同样的例子在《思考,快与慢》的附录B中也出现过(有关笔记请参见:【读书笔记】预读《思考,快与慢》)。第31章,还是以此为例,丹尼尔·卡尼曼针对决策(1)和决策(2)说明了两种决策框架:“窄框架”和“宽框架”。

  • “窄框架”:分别思考两个简单的决策问题

  • “宽框架”:一个有4个选项的综合决策问题

一、“窄框架”和“宽框架”:

为了说明这两种框架,卡尼曼引用了马修·拉宾和理查德·泰勒所用的例子:

“在一个抛硬币的赌局中,你可能会输100美元,也可能会得200美元,且输100美元与得200的概率是一样的,那么,你愿意参加这个赌局吗?”

“同样是上述的赌局,如果进行100次,你还会参加吗?”

我们从常识的角度出发:如果只抛1次并不能吸引你的话,那么,进行100次绝对是个诱人的赚钱机会!

然而,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曾经证明: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最注重效用的人拒绝了一次赌局,也会拒绝多次。虽然萨缪尔森的证明是有效的,但是很显然,这个结论与我们根据常识所做的选择是矛盾的。

拉宾和泰勒为了解释我们的常识选择,设置了虚拟人物“山姆”,他们借用虚拟人物山姆的计算发现(考虑人们的“损失厌恶”:这里认为,损失100美元的实际心理效果相当于损失200美元):

  • 1.“抛硬币”的赌局只进行一次的话,对山姆而言,这个赌局是没有价值的(输赢概率各为50%,结果价值完全抵消)。如果从“窄框架”的角度考虑,即是将每个事件(每次赌局)单独考虑。

  • 2.“抛硬币”的赌局进行两次的话,输的概率下降到25%,结果价值为50美元。

  • 3.“抛硬币”的赌局进行三次的话,输的概率下降到12.5%,结果价值为112.5美元。

  • 4.“抛硬币”的赌局进行四次的话,输的概率下降到31.25%,结果价值为150美元。

  • 5.“抛硬币”的赌局进行五次的话,输的概率下降到18.75%,结果价值为203.125美元。

  • 6.如果按照“宽框架”——即将五次赌局作为整体来看,输的概率整体在下降(第四次出现了升高),结果价值则在升高,于是,结论很显然:“宽框架”比“窄框架”更适合风险决策——更直白的说法是“将所有的风险选择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会更合理”。

卡尼曼认为,“损失厌恶”和“窄框架”的结合是一个代价更大的祸端,所以,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降低查看自己投资结果的频率来避免这一祸端,并在获得“宽框架”带来的情感收益的同时节约时间、减轻痛苦。由于频繁的低额损失带来的痛苦比同样频率的低额收益带来的快乐程度更强烈,所以,“时刻关注每日的经济波动/股市波动是一种亏本的对策”。

*卡尼曼的“宽框架”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格雷厄姆式聪明的“价值投资者”不去每天关注股市变化的原因。

另一方面,卡尼曼提到“风险政策是一种宽框架”,而且,“风险政策”与“外部意见”一样都可以用来消除偏见(当然,这都不是绝对的)。

*这里提到的“风险政策”是指“在买保险时,总是选择最高的免赔额”、“绝不要买延长保险”——对我而言,想准确理解这个名词好像不是很容易。

最后一个例子再次说明了“宽框架”相比“窄框架”的优势:

泰勒让一家大企业的25名部门总经理进行一个风险选择:他们可能赔掉自己的大量资金,或是使这笔资金翻倍,其中赔和赢的概率相当。每个经理都是从自己的部门出发,他们的决策就是基于“窄框架”,所以,没有一个经理愿意接受这个选择。但是,当执行总裁面临这个选择时,他要求所有的经历都要去冒险——即接受这个选择,显然,这个执行总裁的决策是基于“宽框架”(对于执行总裁,就相当于抛了25次硬币,虽然站在“损失厌恶”的角度,每次抛硬币时,赔和赢的心理价值互相抵消了,但是整体而言,抛25次的赔的概率肯定是大大小于赢的概率的)。

二、“宽框架”的适用条件:

无论是“抛硬币”、还是“执行总裁决策”的例子,“宽框架”在决策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仍然存在一定的适用条件,以投资为例,至少需要注意下面几点:

  • 1.当所有赌局都真正相互独立时,“宽框架”才适用;“宽框架”不适用于同一行业的多种投资,因为这些投资可能会同时遭遇失败。

  • 2.只有在可能的损失不会使你的全部资产处于危险时它才有效。如果你不想某一次损失成为影响你经济前景的重要阻碍的话,就请注意。

  • 3.若一个赌局中每次下注赢的可能性都非常小,就不该将“宽框架”用在这个风险大的赌注上。

三、有关理解和错误的几点说明:

针对阅读过程涉及的理解、错误问题,这里还要做如下几点说明:

  • 1.309页,原话“在100个赌局中,输100美元和得200美元的比率是50:50,因此,期望回报(预期值、数学期望)是5000美元。另外,只有1/2300的概率会输钱,会输掉超过1000美元的钱的概率仅为1/62000。”——我没能算出这两个概率,如果按照310表格中的方法推算,需要涉及数列、级联求和等内容,即使我最终推导出有关规律,计算量仍然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应该有更简单的方法,可惜没找到,只好不求甚解,暂且抛开。

  • 2.310页,原话“将亏损金额改为原来的2倍”——这句话有歧义,结合前文和表格中的内容,我才理解到:由于人们对损失的厌恶,类似“100美元的损失”,实际的心理价值损失可能会达到200美元,所以,这是在计算出每次赌局结果的概率上,将损失部分的数额直接扩大为2倍(不是在计算前就扩大2倍)。

  • 3.310页,表格中,针对“抛3次硬币”的情况,“损失金额翻倍”那一栏的原话“25%的概率输200美元;50%的概率赢100美元;25%的概率赢400美元”是错误的,正确的应该是“50%概率输200美元;50%概率赢200美元”。

  • 4.310页,表格中,针对“抛3次硬币”的情况,原话“12.5%概率输300美元;37.5%概率赢100美元;37.5%概率赢300美元;12.5%概率赢600美元”是错误的,正确的应该是“12.5%概率输300美元;37.5%概率不输不赢;37.5%概率赢300美元;12.5%概率赢600美元”。

  • 5.310页,原话“它们的共同价值就是50美元!”指的是,表格中按照“损失金额翻倍”调整后的预期值(可不就是“数学期望”)。

临近年终,许多网站或调查机构都发布了各种各样的统计数据,类似的表述可能是这样的:

  • “2012年,你阅读了XXX篇文章,相当于一本YYY的厚度!”

  • “2012年,来自ZZZ地区的朋友所购买的WWW,相当于TTT的GDP总和!”

  • “2012年,MMM浪费的粮食,可以养活NNN一年!”

  • ……

为什么这些网站或机构要这样表达数据?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些表述的后半部分印象深刻?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第30章的讨论变相回答了这些问题。

第29章所说的“可能性效应”其实反映了人们对罕见的事件的过度重视,另一方面,某些情况下,人们对罕见的事件又倾向于忽略。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忽视或过度重视罕见事件?第30章用零碎的实验和观点,讨论了这个问题,从论证到结论大致过程如下:

*尽管卡尼曼对“过高估计”、“过高权衡”这两个现象做了区分——不过我仍然没看出来区别,但他认为这是源自相同的心理机制:集中注意力、证实性偏差以及认知放松。

  • 1.集中注意力、证实性偏差和认知放松,会引起“过高估计”和“过高权衡”,从而使人们倾向于过度重视罕见事件。(你对概率的判断最终总是由认知放松或顺畅性决定的。)

  • 2.不同的事件中,“决策权重”并不相同,有部分心理学家发现,人们对与情感相关的结果的出现概率的敏感度很低(但并非因为情绪原因),对与金钱得失相关结果的出现概率敏感度则较高,卡尼曼对此的解释是:无论是否引发情感,当结果能在大脑中唤起生动、丰富的画面时,决策权重就被放大,就会出现“过高权衡”。

  • 3.顺畅性、生动性以及想像的轻松程度等因素会影响决策权重。所以,对风险的表述方式不同,决策权重也会不同,例如:对“每10000个人中有1286人因某种疾病死亡”、“某种疾病导致24.14%的人口死亡”两种表述,前者会让人感觉到更加危险(但是后者的风险更大)。

  • 4.通过描述性文字进行选择就会产生“可能性效应”——低概率结果的可能性被过高权衡(过度重视罕见事件);凭经验选择则会产生过低权衡(忽视罕见事件),虽然仍然没有阐释“凭经验选择”的好方法,但心理学家普遍认同的是:受试者从未经历过罕见事件(所以凭借经验选择时,罕见事情才会被忽视)。

  • 5.最后,卡尼曼总结道:由于记忆存在证实偏差,罕见事件的概率可能会被高估;罕见事件特别吸引你的注意力时,也会被高估。所以,过多的关注、生动的画面、具体的描述、明确的提醒都是引起过高权衡的原因,当过高权衡不存在时,就会出现忽视。

*尽管这是一本介绍非理性的书,但是,如果作者能够理性一点,不要四面出击、到处放矢的话,这本书肯定会更精彩。

*对于“为什么人们会忽视或过度重视罕见事件?”的解释,根据个人理解整理作者的观点后,我想可能是这样的:

*集中的注意力、记忆中的证实性偏差、认知放松以及事件结果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会引起“过高估计”或“过高权衡”,从而增加决策权重,导致人们对罕见事件可能的过度重视;当“过高估计”或“过高权衡”不存在时(例如:对于没有经历过的罕见事件),大脑又会出现忽视罕见事件的情况。

*对于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显然是,那些表述的后半部分使人们对事件(数据所传达的内容)的认识更加生动。

设想你获得100万美元的概率提高了5%,那么,以下四种情况带给你的感受是否一样呢?

  • A.从零提升到5%;

  • B.从5%提升到10%;

  • C.从60%提升到65%;

  • D.从95%提升到100%。

如果根据预期原理(将各种可能值乘以相应的概率,最后叠加得到“预期值”,也就是数学期望——显然,这是依据理性模型的结果),以上四种情况都是将概率获得100万美元的提高了5%,它们带给我们的心理感觉应该是一样的。但是,这明显与我们的心理经验不符:

  • A选项是将原本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的——尽管概率很小,但原本我们是没有任何机会获得100万美元的,这当然会令人非常兴奋!

  • D选项是将原本存在变数的事情变为确定的——我们得不到钱的可能性变得完全没有了,这同样是令人非常兴奋的!

  • B、C选项对我们的心理刺激就没有A、D大。

所以,像A这种将完全不可能变为有一点可能的情况就被称为“可能性效应”;像D这种将极可能的事情变为完全确定性的情况就被称为“确定性效应”。将这两种效应与“前景理论”中的有关结论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四重模式”——用来对一种偏好的特殊模式进行解释。

“可能性效应”和“确定性效应”,以及“四重模式”,构成了《思考,快与慢》第29章的主要内容,我将其整理成下面这张图:

*说明1:卡尼曼所说的“可能性效应”和“确定性效应”是从人们的心理角度(也可以说是非理性)出发得出的结论,虽然由此得出的结论与“预期原理”有冲突,但是他也承认,仍然有着有力的论点支撑着“预期原理”对于理性决策的重要作用。

*说明2:莫里斯·阿莱斯在巴黎会议中,借助选择实验发现,许多参会的著名经济学家同样违背了理性选择的原则(即“预期原理”),从而提出了“阿莱斯悖论”,但是在丹尼尔·卡尼曼的简化例子中,我没有违背理性选择的原则,也许是因为这本书的影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就不易理解卡尼曼对“阿莱斯悖论”的解释,从这一点上来讲,这本书的结构还有待调整。

*说明3:A选项中,“获得100万美元”的概率“从零提升到5%”,换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不能获得100万美元”的概率“从100%降低到95%”;对于前一种提法的“可能性效应”,变成了后一种提法的“反确定性效应”(我造的词,同样,对D也有“反可能性效应”),如果用图1中的图表来表达,就是将曲线沿着x=50的直线做对称。这种联想可能没什么用,不过仍然很有意思。

一、“可能性效应”与“确定性效应”:

  • “可能性效应”会使我们高估“发生可能性极低的结果”,所以,我们过于看重很小的概率,使得风险和保险政策更具诱惑力;

  • “确定性效应”也会使我们低估“发生可能性极高的结果”,所以,我们又会轻视很大的概率,为了获得完全确定性的结果而产生更多的支出。

如图1所示,右边表格中的“可能性(%)”代表了事件发生的概率,“决策权重”代表了当前事件发生的概率映射到人们的心理,所形成的对实际决策的影响权重。将这种关系画成图表,就是左边的图表。

*图1中所列的“可能性(%)-决策权重”表格是卡尼曼通过研究得出的数据,但是他没有说明数据的生成规则和应用范围,所以,更多情况下,这应该被看作一种“定性”的数据,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决策事件,具体的“决策权重”不一定是表格中的某个数据,只是说从数据变化的趋势上,存在这样一种由旁边图表说表达的统计规律。

通过这个图表可以看到,

  • 1.人们心理上的决策权重不是随着可能性做线性变化的。

  • 2.在x=0附近的就是“可能性效应”,在x=100附近的就是“确定性效应”。

  • 3.“确定性效应”比“可能性效应”是不对称的,前者比后者影响更大(图表中不明显,但可以通过表格看出来:可能性分别为1、2、5时,对应到0的决策权重差值,全部小于可能性为95、98、99时,对应到100的决策权重差值)。可以参照这个例子理解:a.假设你有1%的概率获得100万美元;b.假设你可能获得100万元,但是还是有1%的可能性获得不了,显然,b会让你的心理更加焦虑。

  • 4.除去“可能性效应”和“确定性效应”的区域,人们对中间概率(可能性)不敏感(书中解释是由于两种效应的双重影响所致),表现在图中就是中间部分的变化更加平稳。

二、“四重模式”:

卡尼曼在“前景理论”中得出结论:相对于现有财富来说,人们更看重得失(“损失”和“所得”,或者说“亏损”和“盈余”),而且关于结果的可能性和决策权重方面,表现大不相同。将这一结论与“可能性效应”、“确定性效应”想结合,就会产生“四重模式”——如图2所示。

图2中,每个象限都有四行内容:

  • 第一行是对前景作出了解释;

  • 第二行是对前景引起的情绪作了特征描述;

  • 第三行表明,在风险和“与期望价值相符合的必然得失”之间做选择时,大多数人是如何选择的;

  • 第四行描述了在被告和原告讨论民事案件的解决方法时可能会出现的态度。

四个象限的情况各有特征:

  • 1.左上角是伯努利曾经讨论过的:人们获得大笔收益的概率很大时,通常会选择风险规避,以确保肯定会有所得;

  • 2.左下角解释了人们为什么都愿意买彩票:尽管赢的概率很小,但是不买彩票就完全没机会赢;

  • 3.右下角说明了什么时候应该买保险:有些灾难不太可能发生,但人们愿意买个保障,从而消除忧虑,心理踏实;

  • 4.右上角是非常特殊的情况(这种情况下选择很痛苦,也很艰难):这种情况是需要人们在糟糕的情况下做出选择:面临的巨大损失让人痛苦(所以,会想到孤注一掷,冒险追求降低损失的概率或数额,但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完全解脱也很吸引人,所以人们很难做出明智的选择,拖下去可能会造成更大损失,但这时的人们也往往最顽强、充满战斗力。

图2可以用来对一种偏好的特殊模式作出解释,例如:民事诉讼中原告和被告的偏好心理。

  • Ⅰ.当原告要求一笔很大的赔偿,且胜诉的可能性很大时,选择庭外和解得到的赔偿虽然比胜诉低,但是却可以换来完全确定的赔偿,于是,原告的心理位于“四重模式”中的左上角,选择“风险规避”;此时,被告则位于右上角,他们会更顽强,也就会掌控更多机会。

  • Ⅱ.当原告要求一笔很大的赔偿,但胜诉的可能性很小时,原告的心理就位于“四重模式”中的左下角,他会选择冒险,也会变得厚颜无耻或咄咄逼人;但是,被告为了减少麻烦,就会选择风险规避,寻找保险之策,此时,被告的心理就位于右下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