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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欧洲一直自视与东方的社会不同。民间传说或旧派的上流人士认为,希腊与波斯人在萨拉米斯和温泉关的大战是东西方之间、自由城市(希腊人称之为polis,politics一词即来源于此)与贵族帝国之间、主权公共所有(至少自由民拥有主权)和东方专制主义(所有人均负劳役)之间决战的象征。据称,希腊人在此期间发明了民主一词及其内涵。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尽管希腊奴隶制的存在和禁止妇女参与政治(当然并未禁止他们在公共场合出现),使这一概念的内涵大打折扣。

与希腊民主制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对立相关的是,私有财产权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区别。确实,专制主义的显著特征是统治者被视为神或上天的代表,与其臣民显然不同,只要高兴,他可以役使臣民做任何事情,他掌握着臣民的生死荣辱。统治者的观点就是臣仆的观点。军事贵族拥有武器的垄断权,一般民众小心翼翼,不敢冒犯他们、激起他们的贪心甚至引起他们的注意。多看他们一眼,就属无礼,将招致最严厉的惩罚。

当然,我们认识到,这种所有权的安排窒息了进取心,阻碍了发展。投入资金和劳动力的人为什么不能持有自己所创造和获取的财富?用埃德蒙·伯克的话说,“反对财产权的法律就是反对工业的法律”。然而,在亚洲的专制君主看来,这种安排被看做是人类社会之天经地义:除增加统治者的欢乐之外,普通民众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当然,不能让老百姓自行其是。巴尔赫(中亚)人民的遭遇极具象征意义。在他们的统治者离过与印度人作战时,附近的游牧民族利用这个机会占领了他们的城市。居民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拼死保卫统治者和他们自己的家园,但他们的抵抗以失败而告终。统治者回来并重新夺回了城市。当他听到自己臣民的英勇事迹时,他斥责了他们。他训斥说,战争不是他们的事,他们的责任是臣服任何统治他们的人,并交税纳粮。民众领袖乖乖道歉,并发誓不再胆大妄为。

在这种氛围下,经济发展的概念只能是西欧人的发明了。贵族(专制)帝国的特征是压制贸易和实业:当统治精英的索求增加时,他们并未意识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价值之所在。那索求之物从何而来?他们只是加重剥削和压榨,从民众身上榨出更多的汁。有时他们判断有误,以致压榨过度,引起逃亡、暴动甚至造反。尽管这些独裁者自称君权神授,但并不能保证千秋万代。只有那些创造力多元化、创造力首先是来自下面而非上面的社会,才能着眼于不断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

……

中国早在国家机器尚未完善时,就起监督、管理和压制作用。政府并不依赖良好的动机、正确的态度和个人美德。公元前3世纪时,中国某位道德家告诉一位诸侯,通知并不依赖能否赢得臣民的爱戴,而取决于能否确保臣民的顺从。国君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闻,所以他必须在整个帝国广布耳目。“尽管他身居深宫,但什么都逃不过他,什么都瞒不了他,他警觉的眼睛注视着一切。”该系统依赖活耳目的诚实和能力。统治者在野心勃勃的臣属掌握之中,因为后者瞒天过海的能力是无边无际的。独裁的弱点在于人力资源。万幸!”

——《国富国穷》第三章

引述这些内容,并不意味着我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例如,原文写到:“只有那些创造力多元化、创造力首先是来自下面而非上面的社会,才能着眼于不断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在我看来,优秀的社会管理制度或者有远见的独裁统治者,都会着眼于不断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而社会下层所展现的创造力,受生活所迫的压力可能更甚于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但是联想现实,依我所见,现代企业的管理者中也不乏短视的独裁者,当他们索求增加时只会压榨下属的劳动时间,并轻蔑地认为:凡是需要人数去解决的问题,从来都不是问题。世界工业革命已经过去200多年,中国的封建帝国也在100年前谢幕了,有些东西依然根深蒂固。

最后,本文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反对财产权的法律就是反对工业的法律”,其次就是“独裁的弱点在于人力资源”。

“德国的“经济奇迹”蔚为壮观,而日本的“经济奇迹”就更了不起……

日本人像德国人一样,也是靠辛劳、教育和决心得以恢复。他们也得到美国的财政援助,其目的如同在欧洲一样,是抵御想象中的俄国威胁……

日本人动作之快,令许多竞争对手惊讶。有些技术知识被他们掌握,是因为外国厂商让日本人承担来料加工,制造一些东西(如手表和汽车零件),再交回去贴上外国商标当外国货销售。日本人把西方的东西拆开,以反向设计的办法加以仿造,而且力争做得更好。他们还派代表团出访西方各国,谦卑地请教,观察,提问,照相和录音录像……

日本人由模仿走向创新的本领,格外令人惊叹。参观日本商品陈列室是开眼界的:东西看上去面熟,但的确有创新。他们最大的成功在于汽车制造,这门产业对于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要求五花八门,变化多端,它上去了,可以带动制造业的大部分其他产业。此外,日本人还注意最先进和最苛求的高技术产品,例如光学器材,精密仪器和精密机床,机器人以及电子产品……

所有这些成功还得力于一件事:世界上最有效的质量监督……部分地说来,他们是受启发于美国的榜样,尤其是遵从W·爱德华兹·戴明的质量监督理论,所以戴明在日本的名气很大。但仅有理论还不够。日本人是靠了集体负责的精神——谁都不让同事的努力白费——而造就了有效率的团结协作,劳资之间彼此沟通思想,一丝不苟以消灭差错(零误差)。

与日本竞争的老工业国迟迟才醒过来,人们开始找原因,指责别人,就是不责备自己。他们的第一个借口是,日本人不是公平竞争,进入了外国市场,自己的市场却不向外国人开放。这话不无道理,可是日本人也不过是学欧美国家早先的做法:保护自己,直到自己成长壮大而不必再担心竞争为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贸易政策的风向变了。战前的30年代,各工业国关门闭户以邻为壑,结果都吃尽苦头,这一教训让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承认了自由贸易的好处,它不但有利于经济繁荣,还有利于国际和睦。这种看法自然远非大家一致,但在美国的带头推动下,外交界和专家们敦促人人开放。在这一点上,美国是追随百年之前的英国先例:它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富、最强大的经济,就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保护主义习性,尽管由于频繁的选举和政治交易,要完全消除不同的声音亦非易事(有些即得利益集团的举止几近荒唐。战争期间,美国人学会了制造一种苦艾酒以代替法国货和意大利货。战后,外国正宗货又来了,美国这一幼稚产业发现难以竞争,就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要求保护,差一点得逞)。

日本跟从了这一放宽贸易限制的趋势,但树立了种种非关税壁垒,其高明无人能比。日本人别出心裁,无理刁难,成为奇谈。外国棒球拍运到时,要钻眼检查是否全为木质。新式高技术医疗设备通常允许进口,但是它们的使用被排除在报销范围之外(到日本人自己造出同样设备才解除禁令)。汽车来了,要拆卸里外检查,然后才能出售。有一次,日本人对法国滑雪板进口日增感到头痛,企图借口日本的雪有所不同而加以排除。法国人针锋相对,扬言法国的公路有所不同而要取消日本摩托车的进口。日本人无奈,只好放弃原计划。

这种烦人的做法都表现出狡猾奸诈,无休无止的拖延、规避和多变,而且还总是显出彬彬有礼一本正经的样子。从长远看,更严重的是它们妨碍商业联系,妨碍采购较便宜的进口货。日本人并不认为市场是开阔的空间,而是把它分隔成一块一块,谁要是越界买了进口货,就会被警告说,一旦进口货无以为继,就别指望任何日本供应商来帮忙。

什么样的进口货能进呢?主要是外国特产的名牌,例如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白兰地,比利时和瑞士巧克力,富伊顿行李箱,帕特克和劳力士手表,意大利设计师的服装,等等。这些东西不论是用来送礼还是用以炫耀自己,都是响当当的。日本所有的大百货商店都有专门的柜台出售这些东西。愿意花100美元买一个系缎带的超级西瓜的人,摆得起这个阔气。可是,柯达胶卷进不来,日本人有自己的富士胶卷——而且日本的光线有所不同。

这种重商主义政策引起了贸易“伙伴”的愤怒,而且是一些经济学家迷惑不解。难道日本人不懂得这种政策是蓄意让自己的老百姓受穷,不让人们少花钱买东西?日本人尽管有时也犯错误,但绝非傻瓜。那么,他们不懂得权衡利弊得失吗?他们不知道自由贸易可促进经济增长和增添财富吗?

对于这一类争论性问题,日本人的答复是:经济政策的目的不在于低物价和折扣推销,而在于扩大市场份额,提高生产能力,增强工业和军事实力。生产者比消费者更重要。任何人都会买,但不是每个人都会造。如果人们现在少花费,就会多储蓄(约占收入的1/3)。他们的孩子会更富,日本会更强。”

//注:诚如斯言。

——《国富国穷》第27章,赢家和……

续接前文:【思想碎片】为经济建模。“供求关系”大概是经济学中不多的硬公理之一。供小于求时,供给占据主导地位;供大于求时,需求占据主导地位。工业革命以前,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的供给能力不足,于是,谁掌控供给谁就掌握主动权;而在现代社会,尤其是二战以后,和平成为世界主流,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供求关系正在逆转。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我们,无论衣食住行,都有太多选择,商家们争抢着为客户服务。

供求关系的变化,其影响是深远的。供给不足时,经济政策只需鼓励企业生产,代表需求的消费市场足以消化制成品,生产-消费的循环正常,企业得到利润,扩大规模或者提高科技水平,从而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供给过剩时,经济政策一方面要设法优化供给结构、控制产能,更重要的是挖掘、创造需求,从而消化制成品,如此才能让企业正常发展。于是,在物质丰富的现代社会,围绕“需求”做文章是经济政策的核心。

金融是现代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理解金融的基础首先在于:理解“利息”的含义。简单而言,储户将现金存入银行,银行会付利息给储户,为什么会这样?显然是因为明天的现金比今天的现金更值钱,那又为什么会如此呢?我们可以这样分析一番:

储户A有1000元,银行B今天想找A借钱,B可以这样给A说:

  • 1.今天借我1000元,明天我还你1001元;

  • 2.今天借物1000元,明天我还你1000元;

  • 3.今天借我1000元,明天我还你999元。

简单分析可知,A只有在第一种情况下才可能把钱借给B。对于第三种情况,越还越少,如果明天续借,如此下去,A的钱岂不是最终会变成0,所以不可能。错觉通常在第二种情况,人们可能认为借了1000元出去,对方也应该还1000元回来,但是仔细想想,明明是A的钱,借出去的这段时间里A却不能支配,这种支配权的暂时损失需要被补偿,所以A也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借钱给B。

于是,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借钱给另一个人的时候,今天的现金一定比明天值钱。那么,如果两人没有发生“借钱”这种交易时,今天的现金是否也比昨天值钱呢?让我们思考一下“值钱”的含义:假设1元钱本能够买1个苹果,但是今年苹果丰收,供应增加,需求却没有增加,果农竞相降价,1元钱现在可以买到2个苹果了,我们顿时感到钱更“值钱”了。不论“借钱”还是“买苹果”,本质上都是一种交换行为,倘若没有这种交换,根本无所谓“值钱”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存在各种商品、服务、资金等“交换”行为的经济体中,今天的现金,其价值一定大于明后天等额现金的价值。

上述例子中,银行B之所以敢向储户A借钱,必然是因为还有企业C经营需要用钱,B将钱借给C时,也会向C收取利息,而且必然存在这样的关系:B向C收取的利息,大于B付给A的利息。这其中的差额,扣除B的各种成本,就是其获取的利润。在这个过程中,A、B、C都参与了金融活动。而所谓的金融,就是人们为了解决与资金交换有关的问题,所创造的各种解决方案以及与此有关的所有活动。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 我应该与谁进行交易?

  • 我应该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与其进行交易?

  • 我应该交易什么东西?

  • 我应该以什么价格进行交易?

  • ……

也许我们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初次接触陌生的事物,我们总是需要摸一摸、看一看、闻一闻……然后才可能得出结论,如果是某个主题,则泡进图书馆翻阅群书,或者通过互联网检索多次,最后形成认识。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其实,我们是在通过这些方式在大脑中建立起对陌生事物的框架,说的时髦一点,我们在“建模”。完成“建模”意味着认识了事物,至于认识的对与错,那是另一个问题。

眼前的台灯是三维空间中的实物,加上时间这第四维,我们知道台灯通常不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让我们增加更多维度:摸起来是硬的、拨动开关会发光、支撑臂可以弯折、灯泡能拧下来……现在我们知道怎么使用台灯了:需要光线的时候可以用来照明。联想一番,应用方面还可以有更多创新:坚硬的材质可以用作支撑、支撑臂可以固定其他物件、安装灯泡的位置可以为其他设备供电……

对我而言,“经济”曾经是一个很陌生的词,为了理解这种事物,我读过一些教材、也读过科普读物,始终感觉虚无缥缈:教材讲述了很多原理,也解释了很多现象,科普读物更是写的有声有色,但始终让人有盲人摸象、不见森林的感觉。后来,我阅读了那部诞生200多年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尽管没读完,感受的确不一样,相信这部书饱受赞誉的原因之一便是:它感性描绘了一国经济的运行结构,这能帮助普通人对经济进行建模,从而真正理解“经济”这种貌似高深的事物。哦,对了,从财务的视角去看,《国富论》也能帮助我们解构财务报表。

终于,摸过、看过、闻过之后,我感觉大脑中的经济模型开始建立起来了:让我们从劳动创造财富开始吧,不同于货币代表财富的错觉——货币往往只代表了社会财富的分配权,真正的财富只能通过劳动创造出来。循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理想经济体”:

所有适龄人群,在合理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下,都从事高效、有意义的劳动。

这里可能要解释一下“高效”和“有意义”的含义:不同生产力水平下的劳动效率不同,人与人有体质、智商等方面的差异,“高效”就是在当前生产力水平下,每个人在其特质条件下进行最有效率的劳动活动;人的行为可以分为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前者就是“有意义”的劳动,而将后者包装成前者的行为则是“无意义”的劳动,例如:上班时间偷着打游戏。

上述“理想经济体”是从“供给”的角度而言,而驱动这一经济体运转的动力则是“需求”,人们有生存、娱乐等需求,实现这些需求的是消费行为。如果生产力没有进步,需求会推动生产行为实现“高效、有意义的劳动”。

然而现实是,生产力会进步,这会推动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出现,在历史积累、政治权力、社会关系等因素的作用下,劳动的人群出现分化,有的人付出多回报少、有的人则相反,甚至会出现纯粹的消费群体。最终,当现实严重偏离“理想经济体”时,就会出现改革、甚至革命,这令现实重新向“理想经济体”靠拢。

那么,能否使用像GDP、PPI、CPI一类的宏观经济指数,衡量现实经济体与“理想经济体”的偏离程度呢?适龄人群、合理的工作时间都容易确定,由于现代社会高度分工,每个行业的劳动强度难以测量——也许可以从脑力与体力的消耗角度入手,而“高效、有意义的劳动”更是难以界定,由此看来,现实与“理想经济体”的差异指数恐怕难以定义。

这就是“经济”在我头脑中目前的长相,期待着将来读到某本书、经历某些事、或者被某人指点,我的经济模型可以继续进化。

近日阅读《财务诡计》,自觉财务认知提高的同时,也感慨财报的确仅代表公司的一个侧面,即便读透财报也无法真正理解一家公司,因为一家公司的真相其实散布在财报、规范、流程、合同等各个角落。这就像即使我们彻底研究透消化系统,仍然无法断言人就是将食物分解为各种营养的机器一样。

盲人摸象的故事听起来讥讽可笑,但是现实中,人类文明又何尝不是通过盲人摸象的手段去逐渐接近真相,最典型的就如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再到量子力学。而且,这个世界似乎注定没有一眼望尽全川的手段。

今天早上学笛卡尔赖床,我也用盲人摸象的方式,思考一下商品价格上涨的问题,但是不知何故,思想的碰撞与升华让我感觉到:接着数学围绕物理学波动的认知,政治其实也是围绕经济进行波动的。

受近期工作、时事、读物、生活等的影响,清晨我躺在床上任思绪畅游,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从社会经济活动的微观层面而言,每个家庭的现金收入是不一样的,而且差距可以非常大,那么,良好的现代社会经济形态似乎是这样的:寻找/创造某种需求,让现金收入高的家庭心甘情愿将大量的现金投入其中,然后通过金融体系回流,且回流后的资金收益能够与社会整体水平持平,如此,既满足了这些家庭的需求,从而鼓励其继续从事生产劳动——赚更多的“钱”,又不会让太多现金在社会流通,从而引发通货膨胀。

大金额的需求、收益能与社会整体水平持平……人寿保险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高收入家庭买高额的保险,低收入家庭也可以买相对小额的保险,动辄数十年的缴费周期让这些家庭积极劳动创收,而保险公司在资产端的投资行为也会受到严格控制——这实在是一个完美的经济稳定器。

但是,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房产似乎也不错,从购买行为上来看,购买房产需要的现金更多,而且负债更沉重,但是由于居住等属性的存在,这种需求更显刚性,刚性需求催动房价上涨,房价上涨吸附更多利益群体,这种情况下,劳动创收已经不重要,只要上涨速度能够覆盖家庭负债,资产的收益就是正的,这样看来,房产其实是经济发动机。当然,现在来看,这台过热的发动机已经甩开载荷,奔驰千里了。

于是,地方政府各种调控政策频频出台,有意思的是,如果政策制定者们能够从房价上涨中获利,凭什么会真心诚意控制房价呢?这里对此不做深入探讨。只是借此讨论一下商品价格上涨的问题。近来,公众关于房产税的讨论相当激烈,有人说房产税能控制房价,微信群里,有人说央行加息能控制房价,并且强调这是不能违背的经济规律……

但是,就像数学证明从定义和概念入手一样,让我们回到市场经济的最原始基础——“交易/交换”上来,基于对基本概念的朴素认识(详见:【思想碎片】理解经济【思想碎片】关于钱的随想),我们就可以看到商品价格上涨的缘由。

假设某种商品的供给者为A某,需求者为B某(或者说A是卖家,B是买家)。正常情况下,该商品的价格稳定,A和B的交易频率和数量都是稳定的。结果某一天,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导致A某和B某对该商品未来的价格产生了某种预期,则会发生以下情况:

  • A预期商品的价格会上涨,就会惜售,B预期商品的价格也会上涨,就会抢购,于是,商品的供给减少,需求增加,价格果然像A和B预期的那样,开始上涨;

  • A预期商品的价格会下跌,就会抛售,B预期商品的价格也会下跌,就会缓购,于是,商品的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价格果然像A和B预期的那样,开始下跌;

  • A预期商品的价格会上涨,就会惜售,B预期商品的价格会下跌,就会缓购,于是,商品的供给减少,需求减少,价格的涨跌就不确定;

  • A预期商品的价格会下跌,就会抛售,B预期商品的价格会上涨,就会抢购,于是,商品的供给增加,需求增加,价格的涨跌就不确定。

上述几种情况下,A和B的预期可能会相互影响,也可能同时受某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将A和B从两个人扩展为两个群体,在两个群体之中还会出现对商品价格预期的分化。看似情况会更加复杂,其实,仍然可以发现一个简单的规律:一旦市场的所有参与者对于某种商品形成了某种一致的预期,这种预期就一定会变成现实;否则,商品的价格变化就存在很大变数。

现在考虑市场的管理者C,一旦所有市场参与者形成了某种一致的看法,这种看法就一定会变成现实,这样C的所有管理政策都会失效。所以,对于C而言,所要做的就是为市场添加噪声,避免某种一致性看法的产生——C也可以通过这种手段操控市场向着自己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于是,我们近日所见关于房产税的讨论、央行的加息、各种调控政策的出台,都是C为了达成管控市场所添加的噪音,如果能够避免市场形成“房价快速上涨”的预期,C的调控目的就达到了,否则,C必然还会有更严厉的措施出台。

如果将“预期”进一步延伸,通过近期的修宪问题还可以看到其在政治方面的应用。抛开鼓吹与噪音,显然,C当前的政策影响到部分群体的利益,但是原有的宪法仍保留有一种“预期”:政策迟早会随着C的更迭而发生变化。这就好像两个人打牌,其中一个人的底牌已经被另一个人所知,这种情况下,前者必须为自己准备新的底牌,才可能取得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打牌就是最经济的政治游戏。

此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正如数学围绕物理学波动一样,政治也是围绕经济波动的。经济活动存在着某些客观规律,政治活动则多以权术体现,但是政治的诉求往往都是经济利益,所以,政治行为也就围绕着经济活动而波动。

例如,地方政府明白中央政府调控房价的要求,所以需要在自身利益和调控要求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哪怕是阳奉阴违,只要能符合管理者要求的预期,就算达标了,而中央政府也清楚地方政府的算盘,扶持多个城市与龙头城市竞争,毕竟,竞争才能让市场要素合理配置——房价也可能会在这种竞争中趋于稳定。又如,近日中美贸易战中的各种行为、声明、喊话、抗议……也都是政治行为掩盖下的经济利益诉求,或者说中美在打一局牌。至于贸易战到底能否打得起来,对于理性人而言,只要挥舞大棒取得的经济利益能够超过贸易战的收获,仗就打不起来。

“有“互联网女皇”之称的摩根士丹利女分析师玛丽·米克在研究报告(2009年)中专题研讨了腾讯的盈利模式。在她看来,由虚拟商品——不只是小玩具——所形成的小额付款可以形成大额收入,在这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虚拟商品货币化的代表和领先者,中国的成功——部分归结于腾讯的成功——表明,“虚拟商品”很可能意味着巨大的商机”。”——《腾讯传》第9章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理想化的市场环境中,当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处于垄断地位时,他们相对于消费者就拥有定价权,从而可以获取暴利。但是现实情况下,借助于“大量的小额低频付款”,我们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不论是否处于垄断地位。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从普通消费者的角度做如下分析:

  • 1.我今年要买一台电脑,通常要选择电脑的配置,并比较外观、重量等次要因素,最重要的是:要在几个意向品牌之间比价,甚至还要比较历史价格。最后发现,看中的一款电脑新年会搞促销活动,于是,我决定等到过年出手。

  • 2.妈妈每天都在买菜,昨天同样成色的西红柿每斤2元,今天变成2.5元了,而且一连几个摊位都是这个价钱,终于找到一家成色差点,但是每斤卖2.2元的,听说明天还要涨价,妈妈抱怨菜价太高的同时抢购了一周的西红柿。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大额、或者高频的消费支出,人们的价格决策通常比较慎重。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人们的决策的工具往往只是:同类产品的当前价格比较、或同一产品的历史价格比较——这同样也变成了商品/服务提供者的定价基础。但是,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商品/服务定价的基础难道不应该是成本吗?结果,商品/服务提供者定价同盟的存在,使得整个同盟可以在成本以上任一定价,这种同盟在课本上被称作卡特尔,现实中的名字通常是“XX行业协会”——承担着抑制竞争、利益分配,共同发展的重要职责。

但是,“大额、或者高频的消费支出”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重点,让我们聚焦于它的反面:也就是“小额而且低频的消费支出”,人们针对此类消费的价格决策通常更随意。试想:步行街上一枝88元的玫瑰、学校门口一件20元的小玩具、旅游景点一份50元的纪念品、视频网站一年120元的VIP会员……面对偶尔一次的小额消费,我们不会花太多心思在价格决策上,甚至安慰自己“图个气氛”、“就这么一次”、“没花几个钱”。

就这样,一方面我们为了几百甚至几十元的优惠和电视经销商争执不下,另一方面却以高于成本几倍乃至几十倍的价格消费着这些小东西。但是站在生意人的角度,当“小额且低频”的商品/服务面对海量的消费群体时,这已经变成了一本万利的“生财之道”,甚至比垄断所得更加丰厚——因为市场垄断者往往还需要应付大量社会媒体的质疑和调查。

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分析特定条件下的生财之道。这里先做一个说明,我们以下所说的“生财之道”,并不是指在成本的基础上附加10%的公允利润,通过勤勤恳恳的大量劳动来获取财富的过程,而是指借助制度特点,寻找快速积累财富的办法。同样,也籍此探讨制度设定对此道的制约。受经济理论的启发,以下让我们从生产资料私有制开始:

  • A.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缺少生产资料的人只能为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劳动,从而获得消费品的分配,例如:地主与佃农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就拥有消费品的分配权,从而牢牢掌握着财富分配的钥匙。这种制度下,财富的分配非常畸形,以至于缺少生产资料的人不得不通过暴力来获取权利——这种权利至少是能够制约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权利,或者获取部分生产资料。这种制度下,承认自私是人的本性,人的自私被充分利用起来,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所归属的社会阵营,不同的阵营要么互相制衡,要么互相融合、要么互相消灭。最终的结果就是,留存的社会阵营彼此制衡,使整体表现出民主。于是,自私势力的均衡变成了一种廉价有效的制度基础,在这种制度下,任何的生财之道都不稳定——因为可能被其他势力所干扰。

  • B.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消费品理论上可以实现公平分配,但是无论按劳还是按需分配,只要有人参与,都存在一个先决条件:需要人的道德水平战胜自私的本性——这是难以实现和衡量的,否则,无论分配环节还是消费环节,都会存在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所拥有的资源进行寻租。原因很简单:生产资料不属于任何个人,但是生产出来的产品要进行分配,掌握分配权力的那个人只有将灵魂交给崇高的道德,才不会做出利己的自私行为。由于人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任何既定制度的漏洞都可能被参与的人所发现并利用,如果我们不能将人从整个管理系统中剔除,就只能借助于科技的进步:设置一个庞大的计算系统,参与的人发现并利用系统漏洞进行寻租的行为能够迅速被系统侦测、反馈并改进——当然,这个计算系统也不能被人的单一势力所掌握。

综上所述,无论哪种制度下,多方势力的均衡是当前生产力水平下,封堵“生财之道”经济且有效的手段,当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步,人类计算能力的大幅提高能够为此提供更高效的手段。

虽然日常我们说挣钱养家,赚钱生活,其实,我们挣的赚的都不是钱,我们想要的财富也不是钱。实际情况是:我们付出的是劳动,获得的是可用于兑换生活用品和服务的凭证。

一个简单的思维试验即可说明“钱不是财富”:一个社会贫富不均,富人有钱,穷人没钱,现在将富人与穷人隔离,为了简单起见,假设穷人都仅有1元钱,富人都有1亿元钱,隔离之后形成两个完全独立的社会:富人社会每个人都有1亿元,穷人社会每个人都有1元,现在我们设想两个社会的生活状态:起初,1元和1亿元在两个社会没有任何区别,但是每个社会的人员能力有差异,逐渐又会在各自的社会产生新的富人和穷人。

由此可见,贫富是互相依存的,有贫才有富,如果人人是富翁,人人也就是穷人。现实社会中,存在贫富的真正原因是:每个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不同,这里的能力不是仅指个人能力,而是包括家庭背景、社会地位和关系、家族积累、个人能力等等在内极度复杂的社会能力。所谓的财富,其实是人们通过劳动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如果人人都不劳动,再多的钱财也换不来财富。而“钱代表财富”这一错觉的产生,其实“交换”从中作梗,正是物品和服务交换的出现,导致劳动能力最强的人未必是最富有的人。

既然共同富裕本就是悖论,那每个人追求的财富,其实是在贫富不均的社会中,尽可能接近富有的一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有两条:1.尽可能提高自己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能力;2.利用“交换”获得别人的产品和服务。由于社会生产力条件限制、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平常人通过第一条途径获得的财富差别并不大。所以,第二条途径其实是富人攫取财富的重要途径,取得不对称的信息则是交换获利的重要手段。

如果人类文明始终是物物交换,我们现在每天所赚的钱就是某种易于携带、储藏,方便交换的物品——这还是日常中所谓的钱。有钱的人可以用钱交换别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正是因为“交换”赋予了钱获取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所以,钱变成了财富的象征,积累钱财变成了很多人致富的目标。相对于第一种致富途径,钱不受个人精力和时间的约束,也不像服务和某些产品那样不易保存,真正可以实现财富的积累。

对于社会来讲,任意时间节点上,全社会钱的总量和待交换的商品服务总量应该是平衡的,当时间流动起来,这里代表钱的货币本身是不会消失的,所以货币量与货币流通速度的乘积可以代表任意时刻钱的总量,而商品服务的数量与各自的价格乘积之和该时刻钱的总量,既然钱是用来表示产品和服务的价值的,由此可以演化出费雪公式。有意思的是,货币本身不会消失,而产品和服务被消费后退出流通,例如:苹果被吃完就没有了,所以表示其价格的货币本应该也就消失,但在实际中不具备可操作性(卖苹果的人不可能盯着买家吃完苹果再把纸币烧毁),所以货币流通速度变成了关联两类事物的因子。再进一步,货币贷款通常分为抵押和信用,抵押贷款对应有抵押物(真实的产品),所以不创造货币,而信用贷款的神奇之处就在于没有对应的真实产品(该产品在未来),所以信用贷款将现在与将来联接起来,变成了刺激经济发展的有力工具。

最后,回到开头的思维试验,将其中的人换成国家,把试验的次序颠倒(两个独立社会合并成一个社会),结合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商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可见,全球化的自由贸易的确是有利于整个人类文明,但是,与之配套的还需要全球一体化的政治格局。可以说,只有将世界变成一个“国家”,才能够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

“如果说有哪个时刻可以更好地表达美联储的政治意义,那么恐怕就是这样的时刻。大胆地说,美联储的决定意味着对资本胜利和民主失败的需要。在经济学背后,货币管理通常是一种高于谁会满意、谁会失望的选择,是一个关乎谁会蒙受损失的政治问题,包括财富持有者或工薪阶层。在这个关键时刻,这家中央银行会一如既往地决定捍卫财富而任凭工人阶级蒙受损失。资本主义的金融方是要受到保护且免遭风险的,即使这种保护会被过度强化。生产经济领域内的企业都要受到限制,甚至可以“受伤”。机会的抹杀和雄心的抑制都会让货币所有人感到自己的财富更加安全,美联储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永远都会倾向于这个选择。

因此,经济教科书上描述的秩序世界是完全颠倒的。经济学理论认为,金融的存在是为商业和交易大开方便之门,实际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核心,金融只不过是像一层面纱一样为实际经济提供服务。然而,当货币价值被赋予至高优先权时,这个顺序就会发生颠倒。实际经济中的各种能动力以及美国人普遍存在的雄心勃勃此时都会受到压制,因为一切都要保护货币的利益。”——《美联储》第17章

接上文,《美联储》的某些页面读起来美味,另一些却苦涩,从货币的幻象寻找货币的实质开始,以下都是阅读时我夹过书签的地方,有的内容已经想不起当初为什么会留下书签,有点地方是不是又遗漏了什么。一个切身的体会就是:一本书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读,看似平凡的文字却可能点燃思想的火花,这些书签也许就是火花闪现过的痕迹吧。

如果说火花引发的思考,我必然是相信的,就好像阅读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时感受到的:债券市场规模必然也必须大于股票市场,因为债券市场追求的是固定收益,稳定需要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股票市场则强调成长性,而经济首先喜欢的是稳定性。

五、货币的实质:

“货币的幻象古老而普遍,存在于每一笔交易之中,是每一次互换的绝对必需。得不到所有人的信仰,货币本身就毫无价值。买方不可能通过一张纸就可以换到真实的商品:食物、衣服及其他生活工具;如果卖方同样不认为这张纸有任何实际价值,交易也无从实现。这种共享的幻象与石头、硬币、贝壳一样古老,是人类历史所赋予的普遍力量,曾经所有物品都能当作货币:贝壳、狗牙、烟草、威士忌、牲口、被称为黄金和白银的闪闪发光的矿石,甚至是纸张或记账本上的数字。

当代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和过着原始生活的人共享这种联系。如今货币已经被植入更为精细而复杂的技术手段,电子记账和电子付款操作系统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和错综复杂的模式运转,今天的货币看起来更加真实,根本就不像古代部落使用的那些古色古香、好玩有趣的代币。1美元钞票真实而理性,可人们对贝壳的信仰却是盲目而无意义的。

当然,现代货币需要同样的信仰冲动和同样的社会认可,这和原始社会赋予货币的能量没有不同。事实上,现代货币更加远离具体而有形的现实社会。几个世纪以来,货币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中途的几次暂停也是人类社会犹豫着将对货币的信仰从一个客体转移到另一个客体的过程,每一次都是从具有真实价值的物体向纯粹抽象物体的再次靠近。在非洲某些部落,牲口被当作货币,因为牲口毕竟对于他们自身来说很有价值。如果货币幻象出于某种原因而崩溃,那么牲口仍然可以充当货币。对于北美土著部落和其他大陆原始居民来说,贝壳就是无比珍贵的货币和值得拥有的财富。在美国独立革命爆发前的某些殖民地,诸如弗吉尼亚和卡罗莱纳,烟草就是一种通用货币,且是一种极其贵重的商品;甚至连黄金和白银也不是完全无用,当然它们在艺术家的装点下可以变成美轮美奂的物品。

从这种意义上说,现代货币本身可以说完全没有价值(因而也可以说,现代货币更加高效,因其价值不会因其本身的实物价值而产生迷惑性)。如今货币幻象已经得到改良,其被提升到一个抽象信仰的新高度,只有当人类停下来思考货币本身的演化过程时,货币才变得可见。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人们都会亲眼目睹货币从实体世界中撤出的全过程。

……

不可见货币需要的是更深的信仰(尤其是对一种名为“计算机”的机器的信仰),因为没有人可以真正看见货币的物质存在。即使是现在,一个美国公民在购买商品或将钱寄往世界各地时,也只需通过电话或当面背诵塑料卡上的一串数字就可以,就像是在银行开启现金抽屉时的秘密代码。只是这一次现金抽屉里没有任何现金,只有更多的数字而已。当货币甚至不再以纸币显现的时候,其会变得越来越纯粹和抽象,会变成遥远计算机里某个存储区里的数字。在这台计算机里,任何人都看不见货币,无论是货币的主人还是制造电子账户的银行经纪人。基于这一点来说,货币的可见度已经沦落得还不如一道电子脉冲,即能让录像带读取、更改、激活的电子脉冲。一个像贝奈斯那样想要愚弄人类对货币存有幻觉的爱玩的艺术家也或许会发现,有一天就连搞艺术的艺术媒介都已不复存在。”——《美联储》第7章

六、赤字消费理念:

“对于埃克尔斯来说,谁拥有巨额财富或拥有多少巨额财富并不重要。货币本身作为经济力量向来是不偏不倚,如果被投入到交易和投资中,货币就是积极的;如果成为闲置存款被存储起来,那么货币就是有害的。问题的关键是人们能让自己的货币保持流动。富有的投资者或银行家会在经济紧缩中跟随自己的本能反应,即不会主动让自己的闲置货币保持流动。他们为何要在众多未售出的过剩产品被积压在仓库的条件下重新投资、重新开厂或借钱给新企业?他们为何要在没人有闲钱去购物的情况下让更多商品待沽?因此经济问题就是如何重新开启货币流动的问题,即如何从那些拥有过剩资金(但又不可能全部消费)的人手中获得货币,然后再将货币交给那些手中没有钱的人(并且必须是一旦获得货币就要立即产生消费的人)。

埃克尔斯认为,能够实现这种转移的唯一机制就是联邦政府。政府可以借入少数人手中的闲置资本,然后再将其交到多数人手中——劳动者、承包人、农民和生产者,甚至是失业者或赤贫老人,这些都是需要花钱的人。政府只需通过自身的买入行为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例如公路、房屋建筑等,或者是向有资格人群派发福利支票,例如退伍老兵、失业者和老年人。取代通过税捐的方式为商品、服务或福利埋单,政府只需借入货币就万事大吉了(如果通过增加税收来支付这些支出,则会稀释其原本想要达到的经济影响,无异于是将货币从私人经济的左手放到右手)。因而,马里纳·埃克尔斯的理论就是蓄意与父亲大卫·埃克尔斯的教条针锋相对,即人要靠借钱生活,这也是后来几代人倡导的赤字消费理念。”——《美联储》第10章

七、货币流通速度:

“货币流通正在减速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受到了惊吓,他们紧紧抓住货币的时间要比以往更长。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数百万私人经济玩家以及家庭和企业都在自己的活期账户里积攒越来越多的存款,尤其是有息NOW(可开支票活期储蓄账户)账户,可他们却并不打算立即花掉这笔钱。每个人都在犹豫,正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指出的,所有人都“在高度不稳的经济和金融环境下强烈感觉到对流通资金的预防性需求。”

当货币流通速度背离人们的正常预期,那么美联储推算的基本标准也就不再实用,即用来决定经济发展速度的等式。如果1美元在一年的流通过程中繁殖增长6倍,那么也就是说会制造6美元的名义GNP。但如果同样的1美元因某些不可预期因素只增长5倍,那么在作为结果的经济行为中就仅仅能制造5美元,一旦这种差异被应用于整个货币供给,结果就会变成巨大的不足。

尽管美联储并未在第一时间内承认,但美国经济的确已经开始呈现出这种迹象,美联储的经济调控专家也意识到这一点。1982年第一季度,美联储大约提供4500亿美元的M-1,即能够实现立即交易的可用货币。举例来说,如果4500亿美元的M-1可按繁殖增长6倍的速度进入流通,那么将会产生2.7万亿美元的名义GNP。但如果流通速度下降到5倍,同样的货币供给就只能在经济行为中创造少于2.5万亿美元的名义GNP,这种难以置信的损失是所有人都没有料想到的。

换句话说,M-1是否可靠,取决于货币流通速度是否能够按照预期轨道发展。如果人们突然改变自己的支出预算和货币处理习惯,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货币的流通速度都会发生非预期改变,M-1也就带有极大的欺骗性。美国政府,包括美联储,都无法控制这种货币经济学中的不确定因素。毕竟他们不能强迫美国人民将自己的钱按预期速度投入到流通中。

流通速度是弗里德曼理论中唯一致命的弱点,难以控制的速度会让他本来自信满满的货币理论完全脱轨。这种深刻见解本身也并非新鲜事物。多年来,货币主义理论批评家(包括美联储内部的货币主义者)曾经指出,弗里德曼是在指定货币关系中的一种恒久性,而这种恒久性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弗里德曼的教条充满魅惑,但简单朴素,即除了控制M-1,别无其他,而这正是其错误的核心所在。现在M-1的可靠性已经不是经济学家所讨论的理论命题,美联储也正依靠同一个错误在操控美国整体经济。

M-1流通速度的实际偏差当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尽言,但其在现代经济行为中仍然是史无前例的。1982年第一季度,M-1增长10.6%,但M-1的流通速度却下降10.8%,这实际上完全抹杀了货币供给的繁殖增长。回溯1月,当时金融市场和白宫以及美联储自身都接收到M-1喷涌式增长的警告,但货币的有效增长实际上却表现平平。

货币主义者从根本上承认这种转变,但声称这只是暂时的出轨。他们确信M-1会迅速恢复预期中的流通速度。但他们又错了,这根本就不是一次出轨。1981年最后一季度,货币流通速度开始下降,第二年上半年仍然在持续下滑。此时的美联储会做些什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规则中没有一条提到过这种政策困境。如果美联储坚守弗里德曼原则,即不顾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幅度下降继续提供稳定、适度的M-1月增长,那么这家中央银行势必要将美国的实际经济推入越来越深的深渊。

……

然而事实是逐渐显露的,它并不会让所有人立即一眼看到。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无法精确地衡量出货币流通速度的改变,也就无法做出相应的调整。流通速度是经济学家口中“派生”的统计数值——只有事实发生后才可知,即用已经发生的经济增长除以货币供给。而这其中就存在困惑和值得商榷之处,起初,美联储的经济专家意识到流通速度正在下降,而有些人认为他们能够理解其中的原因,但最终却并未解决接下来发生的问题。”——《美联储》第13章

八、债务困境:

“格拉姆利指出,美国此时正在追求经济格式中的一个基本差距,即实际利率继续高于美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从根本来讲,这种局面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一个不断借入超出自己劳动力所得或企业生产收入所得的债务人终将越来越不具备偿债能力,他迟早会被无情的复利压力压垮。这是经济学中一个古来的教条,至少和亚当·斯密一样古老,也不可能被完全废止和撤销。从广义来说,其在应用到整个国家时与应用到个人身上一样恰当中肯。

“如果实际利率超过经济的增长率,也就是说如果内部债务增长的速度快于GNP的增长速度,那么我们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格拉姆利说道。亨利·沃利克也对债务问题产生同样的焦虑感:“只有债务的增长率与生产所得资产增长的速度相匹配,债权人才能确保他的资产是在被富有成效地加以利用,并且才能保证未来几年内的债务清偿。”

沃利克的警告实际上是在针对各大商业银行,这些银行一直在想不发达国家借出大规模债务;但同时这个逻辑也同样适用于美国家庭,因为后者借入的债务远远超过其未来收入的水平和还债能力,就连某些企业也一样,就此而言,整个美国经济都是如此。

实际利率高于实际生产增长率会不断侵蚀美国经济,其所产生的病态影响或许更容易在一个小型企业、一个农场或是任何一个极度依赖信贷的企业实体中原形毕露。农民或许会按照6%的实际利率借入运作资本,并希望这次冒险行为能够覆盖成本、创造利润。然而最后,资本运作后产生的实际收益盈余仅为4%,为了在某种程度上补足差额(即2%的差额),农民要么从自己的个人收入中抽取,要么进一步削减生产成本、要么借入更多的钱以补充不足。

……

联邦政府自己也会被逼近一个小小的两难境地,尽管没有人希望政府破产。鉴于每年2000亿美元的赤字和必须为国库券支付的高利息,政府债务负担的增长速度也开始快于实际经济增长(即政府收入所赖以生存的课税基础),政府的生产所得性资产(向私人经济收取的税收)已经无法维持政府借入的债务。

美国联邦政府用于利息支付的支出已经从1980年的520亿美元上涨至1986年的1420亿美元,从占据整个联邦收入的10%上涨到19%,这是颠倒性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增长的利息支付是从美国全部纳税人手中转移至债券持有人等少数个人手中。有人会说,食利者从纳税人那里拿到的钱已经增长近一倍。

当然从理论上讲,华盛顿只能通过从纳税人那里收取更多的钱交给债券所有人,才能维持自己的债务,然后缩减政府常规职能开支,或者华盛顿还可以通过增税来填补这个窟窿。这两种办法对于国会和总统来说似乎都不具备实际意义,相反,与一个债务缠身、不断借钱的年轻农民一样,美国政府决定二者兼得,即不断的开支和不断地借入更多的钱。

实际利率超出实际经济增长率还能以一种更不明显的方式对美国整体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当然大多数家庭和企业能够做到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债务负担增长速度,他们有能力做到提前还贷,尽管信贷成本居高不下。有些人可以在颠簸前进中保持平稳,而有些人却渐渐在后面跌到。但美国经济从整体来说依然处于落后状态,即实际经济增长的速度略慢于债务增长速度。

这种债务困境对私人债务人造成的压力在美国税收政策的影响下可以得到缓解甚至被完全抵消。通过允许对利息支付减税,美国政府可以有效削减实际债务成本,并小心翼翼地通过豁免一定份额的联邦税给予债务人移动的补贴。这种措施无疑会软化高利率带来的影响,并且得以让许多企业和个人能够继续前进,尽管增长速度较为缓慢。

然而针对债务人的减税政策同样存在不正当扭曲:最大份额的税金节约额会流向最富有的债务人手中,因为后者是以最高利息支付收入税。例如对于需要缴税50%的某些人来说,13%的利率在税后实际上会变成只有6.5%,但对于缴税较低的人群来说,即收入较少人群,这种补贴就变得更少或者根本没有。这种旨在扶持债务人和培育宽松信贷的进步性减税政策在一个利率居高不下的年代里拥有了不同的意义。在试图解决的过程中,最强势群体得到政府的帮助,而最弱势群体却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在不断地借钱。随着经济的强劲复苏,信贷扩张急速增长,其发展速度甚至远超美联储的预想。而对于一个在困境中挣扎的商人或农民来说,这种选择有时更像是没有其他选择的选择,因为停止信贷就意味着停止生意。对于美国家庭来说,随处蔓延的乐观精神和高就业率以及不断上涨的实际个人收入,似乎都在承诺他们将完全有能力维持新债务的偿还。一切都在呈现积极向上的趋势,人们长期被推迟的渴望此时得到满足——新汽车、新房子以及所有“美国梦”曾经许诺给予的好东西。

查尔斯·帕蒂很担心这种局面所造成的长远后果。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分歧和正在发生的收入再分配形式同样深深困扰着他。这样的情形使这位委员想起一个古老且已被人们遗忘许久的经济理论,那就是他曾经在大学中学到过的有关复利的病理学。

……

一般来讲,债务的取消只会发生在经济衰退或规模更大的经济崩溃期间。债务人普遍不具备偿债能力,债务遭到清算,每个人由此得以重新开始。更微妙地讲,债务只能通过价格的通货膨胀加以取消,即对必须偿还的债务施行美元贬值,从而改善债务人的债务负担。帕蒂并没有预测其中的任何一个结果,他只是对各种先兆忧心忡忡。”——《美联储》第16章

金融的本质就是一定时间跨度内的交换,即过去与未来的交易。将在过去的努力中积攒过剩的旧钱用于未来新项目的开发,承诺就是未来双方都会获利。因此表面看上去眼花缭乱、错综复杂的华尔街其实非常简单,这里不过是一个过去和未来达成交易、交换彼此手中金钱的大会议室。”——《美联储》第1章

“从本质上讲,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都是中间人——介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中间人。大到华尔街上的超级商业银行和债券交易所,小到信用合作社和社区储蓄与贷款所,其本质功能都是从拥有过剩储蓄的储户和债权人手里收拢资金,将其借给需要使用这些资金的债务人。尽管银行和经纪公司本身也会把自己的资产用于利润回报,但其业务的核心仍然是管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资产流动、规范条款,然后取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利润百分比,这种百分比可以表现为固定委托费或定期利率,他们赚取的就是基金借入和借出回报之间的差价。”————《美联储》第1章

“总的来说,金融体系就像是水泵房内的动力学原理,其并不是某个会计手中永恒不变的资产负债表,也不会完全按照液压物理学规律工作运转。它就像到处都是水管、锅炉和储水罐的复杂迷宫,液压阀、水管装置和辅助泵无处不在,并彼此精巧地互相连接。在这个体系内,国家的金融资本自由流动,在众多管道和水罐中来来回回,永远以追寻高回报、低风险为目标,寻找双方都有益的最佳投资承诺。为了掌控金融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人们要深喑其运作的物理学原理。事实上,这也正是金融分析家们在隐喻金融状况时用到的液压原理用语——银行的“资产流动性”、“资本流动”分析、“流通”、“浮动”、“速度”、“市场压力”的涨落。

美联储就是站在这个液压装置旁边的监督者,它像是一名操控全局的工程师,拥有改变水管内水流方向的权力,其决定可以释放或加强水压,其政策会刺激到水流量、阻塞水流动,或者将水引向不同的管道。”——《美联储》第1章

《美联储》的作者,威廉·格雷德用厚达700页的文字讲述保罗·沃尔克领导美联储在20世纪80年代成功对抗通货膨胀的事迹。

如果将这本书作为一部政治小说:意志坚定的沃尔克要实现遏制通货膨胀的经济目标,国会与白宫要实现的却是各自的政治目标,为了各自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三方的合作与对抗是一部精彩的大戏。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美国财政部长对美联储的公开批评导致国债滞销,总统便不得不对美联储公开示好。

如果将这本书作为一部历史作品:全书记录了从吉米·卡特到罗纳德·里根时代,美联储的发展及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并且以插叙的方式讲述了美联储成立的前因后果,及其管理货币的独特方式。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理论从盛行到衰败的过程,可以算是这部历史作品的亮点。

但是,无论从名家推荐,还是题材分类来看,这本书在经济金融领域内的价值才是重点:既有对金融、金融机构本质的精炼阐述;也有对央行职能的形象比喻(“逆风飞扬”、“在宴会开始前拿走大酒杯”);还有金融政策对经济生活影响的切实描写。

更重要的是,作为读者,我们能够对金融的复杂性感同身受。例如:普通民众听不懂中央银行家对货币政策的专业阐述,央行的加息政策对经济的调控作用便大幅减小,而卡特总统的激情演讲却对借贷消费造成重创,直接酿造一场经济危机;M1是变成央行观测经济的重要指标,当金融创新导致M1失真时,沃尔克却不敢轻易改变指标,因为向市场正确地传递信息,有时比传递正确的信息更重要。

所以,由于经济活动参与者们的非理性,同样的政策,有时有效,有时失灵。央行的政策可能立竿见影,也可能隔月生效,还可能石沉大海。我们可以设定千百个观测指标,却仍然无法精确掌控经济的运行。700页已经是一本厚重的书,但是仍然无法覆盖人类经济活动的每个角落。

本书还有个特点:就是对于经济概念、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讲述,都是融合在叙事文字中的,我们不能从中得到准确的表述,却可以在过程中感受经济学的魅力。剩下的问题就是:如果格雷德能为诸如“美联储如何管理银行存款储备金”这样的主题增加一些图表,这本书岂不是更接近完美?

一、三大市场:

“市场参与者,即拥有金融工具的债权人和债务人或卖方和买方,其金融活动领域通常有三个: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所谓的货币市场。严格来说,股票市场与信贷无关,因为股票持有人购买的股票份额对于企业来说微乎其微。但一般来说,市场投资人通常会同时介入三大市场,他们会衡量每一个市场的潜在回报,然后将资金在三者之间转来转去,以作为指导自己投资方向的机会。从理论上来讲,股票市场依靠的是企业利润的提升前景,只要出于经济周期中的下滑阶段,企业的销售和利润前景就会受到破坏,那么股票天生相对安全的乐观情绪就会受到威胁。

相比之下,债券市场却更加严峻和保守。首先投资人要盼望债券市场的长期稳定,因为其通常会受到令股票市场兴奋不已的狂热信息的惊吓。债券市场的作用是发行企业和政府的长期债券、有息债券和票据,期限从2年至30年不等。这个市场中的投资人是将自己手中的钱借给了遥远的未来,因此他们更加在意未来的通货膨胀问题。例如,1965年时一位谨慎的投资人购买了某个企业的高值债券,当时他得到了对方稳定、安全的回报保证,年利息率达到4%到5%。可到了1979年,这样的承诺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就变得荒诞可笑,他的财富因通胀发生贬值的速度超过了增加的速度,这位失望的投资人只好卖掉这些债券,将资金转移到其他投资领域,但代价是以及其低廉的价格售出债券。

从某种意义上说,货币市场更加接近于信贷范畴,因其是货币的短期借入,投资人的贷款和还款行为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也可以是几周或几月,通常不会超过一年。与股票和债券市场不同,货币市场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交易大多数可通过电话或传真完成,贷款工具也是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从银行之间剩余资金储备的口头交换到企业发行的商业票据,再到银行将收到的10万元定期存单转借给另一方。货币市场利率极易受到供需关系微小变化的影响,却是规避通货膨胀的安全天堂,是一个当长期投资充满风险时的避风港。活跃在货币市场上的游戏玩家通常是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银行、经纪公司、企业和政府,不过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诞生,货币市场的投资人群发生了些许改变。个人可以在美林证券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中放入几千美元,然后分享与市场利率紧密相关的资金回报。美林证券会聚集大量的这种小额存款,然后将其用于投资企业的商业票据、银行定期存单以及其他对于个人来说投资额过于庞大的短期投资项目。

……

资金会在横跨三大金融市场的过程里实现持续流动,它们不断地从不同渠道进进出出,在不同的金融工具之间来来回回,在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左右摇摆。西尔斯·罗巴克通过短期借贷聚集大批资金用于为自己的零售存货付款,然后又通过发行企业商业票据的形式还清这些贷款。加利福尼亚的储蓄贷款所里,工作人员在用出售给房屋购买人获得的房屋抵押款收拢资金并转而借给需要它的“新人”。事实上,在阿肯色州的一家小银行里,每天都会发生从地方储户手里借钱、然后再借给当地某些商家客户的金融业务。其他城市的大型银行因为拥有更多的过剩资金用于借贷,因此那里的贷款业务还会更多,同时银行也会发现更多需要借钱的人。在纽约,高校房产管理局会通过发行收益担保债券的形式收拢资金用于新宿舍的修建,而在等待向建筑公司支付建筑款项期间又会将这部分资金用于暂时投资短期商业票据。诸如通用电气这样的大企业也会在债券市场购买几十亿美元的长期债券用于厂房扩建,期间又会将短期过剩资金用于投资货币市场上的银行定期存单或商业票据。这种反复发生的过程在表面上还会不断翻新花样,经过成千上万次交易后,资金就会实现成倍增长。”——《美联储》第1章

二、M-1、M-2和M-3: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货币”只是可立即用于购买物品的媒介,也就是我们钱包里的现金、硬币、钞票,或是银行中以活期账户形式存在的活期存款。当经济学家谈论“货币供给”时,即主要货币流通总额“M-1”,其实就是指那些可以立即花出去的货币量,也就是所有流通货币量加上美国所有消费者或商家持有的活期存款量的总和。1979年8月,可用于全美国经济事务的零用钱,即所谓的M-1仅为3260亿美元,这对于美国将GDP维持在2.4万亿美元来说实在过于渺小,即美国经济在一年内所生产出来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价值的国民生产总值。然而适度货币供给却是充足的,因为在这一年时间里,这些货币已经随着人们的交换行为而周转数次。工厂工人将薪水支票兑换成现金,在超市里购买商品;超市从批发商那里购买货品;批发商从汽车商那里购买新车;汽车商又支付工人薪水。这3260亿美元不断地在许多钱包和银行账户里被“哗哗哗”地倒来倒去,整整一年的周转就变成了之前的6倍多。

这些被称为“M-1”的“零用钱”,绝大多数都是以活期账户形式存在,大约占四分之三,其余则作为流通货币。不过这个比例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二者之间存在互换。如果民众出于某种原因想要持有更多货币,即现款,那么美国联邦铸印局就要印刷更多的钞票,美联储还要通过银行体系分配这些钞票。不过印钞票本身不会产生创造新货币的结果,因为这些现金只不过是用以取代银行活期账户内的既定存款。

还以上文提到的工厂工人为例,如果他将自己的部分工资存入其在银行或社区储蓄和贷款社的户头里,那么他仍会将这部分存款看做是钱,但在货币经济学家眼中则完全不同。与银行的活期账户不同,储蓄账户是要为这个工人的钱支付利息的(活期账户本来是没有利息的),但这个工人同时也不能再随意立即花掉这笔钱。因此他很可能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取出储蓄账户里的钱,转而将其以活期账户的形式存在银行,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通过签支票的形式在商店购物,从而导致货币流入经济交易的速度变慢,也就是说经济液压系统内的水流变得不那么顺畅。因此经济学家将这部分钱归为第二类货币,即大概货币流通总额M-2。M-2中包含所有小额储蓄账户存款以及银行、信用合作社或储蓄和贷款所的全部定期存款以及所有投入到货币市场上的共同基金。加上M-1,M-2总量就可以达到1.5万亿美元左右。

以此类推,M-3就是货币中更广义的一类,即相比前两种来说份额更多、流通性更差的货币:包括诸如10万美元存款凭证在内的大额金融工具,一般只掌握在财阀集团、金融机构或富足投资人手中,通常有一定时间限制,如3个月或6个月。他们可以在最后撤回资金,但不能随意花掉这些资金。更加广义的M-3,兼容M-1和M-2,总值可达到31.7万亿美元(用于完全流通的最终货币总量,即“L”,还应该计入全部可用于销售和转变成“零用钱”的所有金融资产:国库券、商业票据、储蓄债券及其他;尽管这部分货币会因市场价格下跌而出现贬值……)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三种货币的混合正好可以描述美联储试图操纵的金融体系下水箱-水管的工作模式。每种货币都有其独特的黏合性,就像是三种不同强度的油。被称为M-1的“零用钱”黏合性较小、流动性较好,M-2和M-3则较为黏稠,流动得较慢,像是沉积于水箱底部黏性更高的油。任何一个商人或家庭都可以将其资金从一种货币类型转换成另一种,只需通过将一种流动资产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即可;而这三种货币类型的互动会永远隐藏在上百万笔金融交易之下。这些转换并不能改变货币供给的总量,确实美联储操控下的货币动力学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也是造成持续不确定性和偶尔犯错的元凶。

然而美国货币并不止步于国境线之内。正如保罗·沃尔克所说:“我们的货币就是世界的货币。”美元在世界贸易中占支配地位,沙特阿拉伯想把石油卖给拉丁美洲,只能用美元做交易;如果美元的国际兑换价下跌,那么沙特就会损失实际利润。“从根本上说,如果皮奥里亚受到困扰,那么苏黎世就会受到困扰。”沃尔克说道。此外,美国金融体系还会在“第51州”发挥作用,即一位分析专家所说的“欧洲美元市场”。大量被“放逐出国”的美元起初是由战后几十年间的美国跨国集团公司通过贸易和投资加以实现的,以贷出和借入的方式存在于海外。仅美国银行在海外的公司办事处就拥有超过4000亿美元的资金,并且从本质上说美国几乎从未对其加以约束和管理。严格来讲,这部分货币并不属于美国国内货币供给体系,但大型银行、财团和投资人每天都会将这些钱在国内外之间调来调去,寻求最高利率回报和最低廉贷款。因此,皮奥里亚的美元最终会对苏黎世的美元变化做出反应,反之亦然。”——《美联储》第2章

三、货币创造:

“新货币的产生不止依赖于美联储,同时还有各大私人商业银行的功劳。它们通过产生新借贷业务和增加其账目上的大额贷款来实现货币的创造。常规来讲,一家银行通过从一个集团财阀或储户手里借入资金,然后再将其借给其他债务人,从而完成一个中间人的简单职责。但如果真的只是按照这样的程序进行,那么信贷功能实际上是处于冻结状态,因其无法随着新的经济增长实现资本扩张。因此银行会通过中间差来完成扩大借出资金额度和整体信贷增长额度的任务,然后银行信贷就转化成了钱。

例如,一名银行高层官员批准向一个小型企业人投放10万美元贷款,首先要判断此企业人在未来创造的利润是否足以偿还贷款,也就是说他的企业会在未来创造多少实际利润,具备多少规避合理风险和额外利润创造的能力。通常来讲,银行并不会真的交给企业人10万美元的钞票,后者只需签写一张支票,或者更可能是在其银行账户中登记10万美元的贷款。无论哪种方式,货币都已经通过简单的账户登记实现了创造。这看上去似乎有些难以置信,但这的确是每个人都要去接受的事实,即使人们并未觉察到这其中蕴含着的大无畏精神。这个企业家会走出银行,花掉这笔钱,在自己的新账户里签写支票:每个人都人尽其责、各有所得。因此新货币的创造实际上就是基于银行创造的债务。这个理念正式造成货币体系领域内诸多批评家误解和愤怒的根源,他们坚称,货币应该是“真实的”,应该基于过去可见的某个实物,像黄金那样被积攒起来,而不是基于银行家们对未来的预感和直觉。

这样的体系怎么可能会发生作用呢?其为何会没有崩溃并引起社会灾难?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信任。人们信任银行(乃至信任美联储)。他们甚至或许还在尚未清楚真正的运行机制时就选择相信银行,相信它一定会审慎且具有先见之明地使用魔法。银行会保证一定会偿还的健全贷款,他们的手里始终会握有足够的货币,以至于每个储户都能永远随时随地地在需要时收回其在银行里的存款。

如果贷款发生严重问题或人们开始极度不信任银行,储户会立刻赶往银行收回存款,并且直到此时才会发现银行手里的资金原来并不那么充裕。“银行中滚滚流动的资金”通常会在此时原形毕露,于是他们只能用紧缩的大门应对储户的质疑。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银行业恐慌并不为大多数现代美国人所熟知:50年来美国已经再也没有发生规模过于巨大的银行恐慌事件。

这就是1913年创立美联储的初衷所在,即将银行体系从周期性资金流动危机和暂时性货币短缺导致的瘫痪状态中拯救出来。通过“贴现窗口”,美联储会向这些银行提供短期贷款,暂时帮助它们度过危机和紧要关头。除了一次惊天动地的意外,即1929年经济大崩溃和美国近一半银行倒闭的大恐慌,美联储的保护还算得上是及其成功的。

……

为了能自如地增加或紧缩货币供给,美联储会向美国银行体系注入或收回更多的储备金,而工具就是两个小小的阀门:(1)直接面向银行的贴现借贷;(2)美国政府有价证券的开放式市场买卖。当美联储从银行手里买入国库券或票据时,其不过是将新创造的货币存入任何卖出这些有价证券的金融机构的储备金账户中,至于谁是买家并不重要,因为一旦货币进入银行体系,其就有权流向任何一个需要它的地方。如果买家不是银行,而是一家经纪公司,那么货币的去向也是殊途同归,美联储是将货币存入了经纪人用于存款的银行储备金账户,等同于将货币存入这位经纪人的私人账户。

无论是哪一种方式,美联储的行为都是在增加美国银行体系中的储备金总量,因而同时也就增加了货币供给量。无论是通过面对储备银行的贴现窗口,还是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中进行的开放式市场桌面,美联储注入的资金都可以被称为是“高能货币”,因其是独一无二的资产:通过商业银行强大的货币创造能力,美联储增加的每一笔新钱都将被成倍地加以复制。

复制的过程同意令人眼花缭乱。如果美联储在新的存款储备金中注入10亿美元,银行体系就会立即生成8.4亿美元的新贷款,即除去16%需要留给美联储的储备金。这8.4亿美元的新贷款在新存款中又会创造另外的8.4亿美元,至于是哪家银行获得这些存款账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新存款又会立即变成新借贷业务的本金。银行要在这8.4亿美元中除去16%的储备金,也就是剩下大约7.06亿美元。这些贷款会迅速再次变成新存款,并允许衍生出更新的借贷业务,即扣除16%的储备金之后另外产生的5.93亿美元,以此类推直到这个本金总额逐渐萎缩。新贷款变成新货币的复制过程会一直持续,直到银行耗尽美联储注入的全部新储备金之后失去额外放款能力。此时,美联储最初投入的10亿美元已经在新存款中变成了超过50亿美元,而现在的这些存款账户就可以被看作是全美国的货币供给量,即M-1总额。”——《美联储》第2章

四、货币消失:

“但到底是什么会让货币消失呢?暂且不论那些泛泛的陈词滥调,事实上货币供给是会同时受到诸多因素的“控制”。单单一个作用力不可能单枪匹马地控制货币供给,包括美联储。为了进一步体会其中的本质含义,我们可以将货币想象成水库中的水,这也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所做的隐喻。凯恩斯解释道,中央银行的作用就是“注入一定必备的水流”以维持水库的水量。不过,人人都能理解,“除了向水库注水以外”,明显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可以影响水库水量,“例如自然降水、水分蒸发、泄露以及用水人的习惯”。

在同样意义上,美联储一直致力于通过自身阀门来调节水流,要么注水,要么排水,目的就是抵消各种同样能引起水量上涨或下降的冲突性作用。这就是美联储每日运作的核心和本质,即保证水库水量尽可能地达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设定的以满足经济需要的水平。这是一门并不完美的科学,涉及各种太不确定的难题,并且要时刻做出自我调整以应对过去的错误或新的波动。在这场竞争中,一次10亿美元左右的“失误”就足以使美联储成为被攻击的靶子。

让货币消失的其实是所有美国人:普通银行客户、小企业家、银行、大型企业财团和成千上万“经济玩家”。人们纷纷还清自己的债务——这就是最基本的原因所在。当经济衰退真正开始显现,加上信贷控制在美国民众中间造成的巨大震撼,成千上万的银行客户不仅终止了新的信贷,同时还纷纷还清了自己在银行的贷款和各种账单。这样的行为无疑会导致货币不复存在,因为这是银行信贷创造货币神奇魔法的第一步。如果一个客户还清所有银行贷款,那么银行就要随之抹去双方账单上的数字,即贷款会消失,这个曾经吸收货币的客户的活期存款也会消失(可见,货币创造的秘密就在于资产负债表)。

当然在正常条件下,如果成千上万的债务人每周都要还清自己的旧贷款,虽然从理论上讲也是在破坏货币,但银行体系却能做到时刻将这部分货币重置给新的贷款用户,即变成新的货币。当实际经济发生扩张时,无论是客户还是生产商,他们都需要额外贷款和额外货币来扩展交易范围,因此信贷和货币供给会共同发生稳步增长。每周货币流通总量都会发生不易察觉的潮涨潮落,美联储可能在前一周汇报货币供给下降了15亿美元,下周M-1又可能上涨27亿美元。但这样的波动从长远来看始终会保持平衡,且处于正常、稳步、向上的趋势。

4月,信贷和货币之间的正常关系遭到严重干扰。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和企业人纷纷还清自己的旧贷款,但银行却再也找不到新的债务人来填补这个空缺。随着经济急剧衰退,无论是客户还是商业企业,都不再需要额外信贷,至少不再需要大量贷款以补偿交易需要。因此银行体系每周都要在其“资产”中抹去数十亿美元的信贷账户,同时也会抹去自身相同数量的“债务”,即活期存款。而银行体系的“债务”加上数目可观的流通货币,共同组成M-1货币供给的基本内容。因此M-1也就会随之发生萎缩。

……

普通民众和私人企业主也在以另外一种方式让M-1发生缩水,即简单的货币转移。举例来说,如果小型企业家决定减少手中持有的无息活期存款账户的日现金兑换量,转而将资金投入到有息定期账户或储蓄账户中,那么实际上就是将M-1货币转移到大概货币流通总额中,即流动性更差的M-2。从基本原则上讲,这种转移并没有“破坏”货币,却会缩减M-1,即可立即消费的可用货币量和美联储衡量货币供给的基本标准。如果货币从M-1中流出,就会为美联储的决策者制造一系列难题,因为他们力图维持货币供给的稳定性。而此时M-1和经济行为之间的假定性关系已经暂时不起作用。

……

不过货币经济学家却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们不认同是这两种原因造成M-1的急剧萎缩,即债务的迅速清算和活期存款账户资金的大量外流。与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一样,对于非经济学家来说,他们不需要确定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导致M-1缩水,无论是哪一种,货币的崩溃印证了私有经济行为的确已经习惯来自美联储的人为刺激,但在行为上却并没有如美联储决策者预计的那样发生改变。相反,其反倒为美联储制造一个新的问题:如果M-1发生非正常下降,那么他们该如何确定下降到什么水平才算正确?”——《美联储》第6章

错综复杂的图表、莫名其妙的结论、侃侃而谈的专家……自懂事起,经济新闻在我看来就是世上最复杂的信息之一。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人活着的乐趣之一就是认知自己好奇的事物,于是,我一直在试图理解经济。

根据百度百科的定义,经济基本释义之一是“指社会物质生产、流通、交换等活动。”维基百科中则是这样定义的:“经济,是指一定范围(国家、区域)内,组织一切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活动与关系的系统之总称。”显然,这两种抽象化的定义都无助于理解,形象化的理解我认为可以从两处着眼:

一、交易:

交易在经济、特别是金融活动中,应该属于基本的要素,实现交易需要满足如下基本条件:

  • 存在交易双方。

  • 存在合理定价的交易物品。

  • 约定交易形式。

这三个简单的条件可以组合出许多经济活动,例如:

  1. 交易双方位于国内和国外,就可以构成国际交易。

  2. 交易物品如果是货币与货币、货币与实物、货币与票据,就可以分别变成外汇交易、商品交易、融资交易。

  3. 交易形式如果是一方向另一方提供货币,一定期限后再由另一方归还货币,就可以变成贷款交易。

可见,“时间”在交易活动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而现实中形形色色的交易,无论多么复杂艰涩,都是基于以上三个基本条件形成的。

二、货币与商品的平衡:

交易是在微观环境中看到的,从“货币与商品平衡”的角度出发,就可以看到宏观环境中的经济活动。

假设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人们只生产一种商品,例如:苹果。那么,整个经济体中供应的货币总量,应该等于苹果的存量(生产的数量-消费/吃掉的数量),如果货币供应量高于苹果存量,就会导致通货膨胀(货币总量/苹果存量=苹果价格),苹果价格上涨,否则就会出现通过紧缩,苹果价格下跌。

现实中,人们生产的商品种类数不胜数,货币可以通过投机的方式从一类商品进入另一类商品,如果是耐用消费品,仍然可以通过市场再次流通,而这仅仅是商品市场,固化于金融市场票据中的货币也可能随时变现进出商品市场。于是,货币供应量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为了表征市场中的变化,人们制订了形形色色的“指数”,幸运的是,在一个持续运行的经济体中,人们不需要准确计算所需要的货币量,而只需要监视这些“指数”,根据其变化来调节货币存量即可。

即便如此,现代经济调节的手段仍然有限,就好象《大而不倒》中美国财政部为拯救金融体系所实行的TARP计划,从效果上来看,短期内并没有达成预定目标。作为经济参与主体,非理性的人的行为是无法用逻辑推断的,所以,社会也许永远也不会有完美的经济调节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