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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主要结论是,不同社会之所以在不同大陆得到不同发展,原因在于大陆环境的差异,而非人类的生物差异。只有在能够积累粮食盈余的稠密定居人群中,也就是依赖公元前8500年左右出现的农业崛起作为粮食来源的人群中,才有可能但是先进技术、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和其他复杂社会特征。然而,对于农业崛起至关重要的可驯化野生动植物物种在各个大陆的分布却极为不均。最有价值的可驯化野生物种只集中在全球9个狭窄的区域,这些地区也因而成为最早的农业故乡。这些地方的原住民由此获得了发展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先机。这些原住民的语言和基因,随同他们的牲口作物技术和书写体系,成了古代和现代世界的主宰。”

——《枪炮、病菌与钢铁》附录1 2003后记:《枪炮、病菌与钢铁》今日谈

如果不是《枪炮、病菌与钢铁》(英文简称GGS)这本书,我怎么也不会注意到:欧亚大陆东西走向的主轴线相较美洲、非洲南北走向的主轴线,会在动植物扩散、生产技术传播等方面扮演如此重要的客观条件。也感谢作者自传的附录,官方总结了GGS整部书的论点。但是,正如作者在附录所言:“然而,建立在GGS一书基础上的最大进步,是其向原书中非主要焦点领域的延伸。”说白了,就是读者关注的焦点与作者的写作目标产生了偏差,这些偏差之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以下两点:

  1. 为什么在过去的千年里,扩张到全世界的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

  2. 如何以最佳方式组织人类团体、社会团体和商业团体,使得生产力、创造力、创新力和财富达到最大化?

有意思的是,在解释这两点的过程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共同的原则:“最优分裂原则”。站在团体组织推动创新的立场上,这项原则甚至可以用来解释“如何推动创新?”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在过去的千年里,扩张到全世界的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

不同于多数历史学家所提出的直接原因(中国儒家理论对比欧洲的基督教传统、西方科学的崛起、欧洲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崛起、英国毁林兴矿等等),本书作者认为这些原因背后存在一个“最优分裂原则”:伴随着欧洲始终的分裂,导致中国较早统一并保持相对统一的终极地理因素。促成技术、科学的进步,带来推动各国竞争,以可替代的资源支持并提供给发明者,并为他们提供可躲避迫害的庇护所,并由此孕育资本主义的,不是中国的统一,而是欧洲的分裂。

分裂本身是个多层面而非单一的概念,其对于创新的影响力依赖于自由等要素,如此,创意和人员才能在各个碎片之间跨界流动,不管这些碎片是独一无二的,还是彼此的克隆。至于分裂是否最优也随使用的最优衡量尺度而异,对于技术创新最优的政治分裂程度,也许就经济生产力、政治稳定或人类福祉而言并非最优。

对于欧洲在科技上超越中国的观点,梁景文(Graeme Lang)以欧洲和中国在生态和地理上的差异,简化解释了科学在两地截然不同的命运。“首先,欧洲的【降雨】农业不需要国家的存在,而国家在大部分时间也远离地方团体。当欧洲的农业革命带来持续的农产品富余时,相对自治的乡镇伴随着大学等城市机构应运而生,比中世纪晚期出现的中央集权国家更早诞生。中国的【灌溉与治水】农业恰恰相反,它从一开始就助推了那些位于主要河谷地带国家的扩张野心,而乡镇及其机构则从未达到欧洲那种地方自治的程度。其次,中国的地理情况与欧洲不同,不适合独立国家的长期存在。因此,中国地理造就了广袤地域内最终的征服和统一,并能在帝王统治下维持长期的相对稳定。由此带来的国家体制压制了现代科学出现所必须的多数条件。”

最后,作者对如何最好地治理中国和欧洲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导致全世界最大国家的教学体系在少数领导人的错误指令下被关闭5年之久,如果中国不在其政治体制中引入更多的权力下放,这也许并非一次性的越轨时间,而有可能在未来再度重演。反过来说,想政治和经济一体化冲刺的今日欧洲,必须审慎考虑如何避免瓦解其延续5个世纪的辉煌背后的基本成因。”

如何以最佳方式组织人类团体、社会团体和商业团体,使得生产力、创造力、创新力和财富达到最大化?

作者在GSS的尾声对中国,印度次大陆和欧洲的历史进行了对比,暗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所有国家对于技术创新的应用。如同上文所述,作者推断出不同政治实体间的竞争引发了创新在分裂的欧洲大陆的但是,而此种竞争的缺乏阻滞了创新在统一的中国的诞生。然而,印度在地理上较欧洲更为分裂,但是其技术创新却不及欧洲。

于是,这再次引出了“最优分裂原则”:创新在带有最优中间分裂的社会里发展得最快,太过统一的社会处于劣势,太过分裂的社会也不占优。以上推断引起了麦肯锡全球学院有关高层的注意,因为他们也在引起创新的原因中,发现了竞争和团体规模的重要角色。麦肯锡通过对德国啤酒业和日本食品加工业的研究论证以上观点。

“所有这些表明,我们或许可以提炼出关于团体组织的通用原则。如果你的目标是创新和竞争力,那么你并不需要过度的统一或过度的分裂。你会希望国家、产业、工业带和公司分解成彼此竞争的团体,同时维持较为自由的沟通,就像包含了50个互相竞争的州的美国联邦政府体制。”

——《枪炮、病菌与钢铁》附录1 2003后记:《枪炮、病菌与钢铁》今日谈

于是,我们可以如此总结,所谓的“最优分裂原则”其实就是:让每个团体保持自由竞争的关系,从而促进思想的交流和沟通,最终实现创新和进步的目的,而“最优”只不过是作者事后根据最好的结果倒推出的最佳状态。

至于对创新而言,统一与分裂到底孰优孰劣?也许我们可以用本书尾声(440页)所论及的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案例做推理。“15世纪初,它派遣宝船队横渡印度洋,远达非洲东海岸,每支船队由几百艘长达400英尺的船只和总共28000名船员组成。这些航行在时间上也比哥伦布率领3艘不起眼的小船渡过狭窄的大西洋到达美洲东海岸要早好几十年……”

  • A.首先,统一组织可以派遣规模远大于分裂组织的船队探险,但是大规模对结果没有决定性影响,更重要的是,要不要继续这种探险活动?

  • B.哥伦布为远洋探险活动向葡萄牙国王求助被拒,又求助梅迪纳-塞多尼亚公爵遭拒,再求助梅迪纳-塞利伯爵遭拒,最后求助西班牙国王遭拒,二次求助终于成行。而中国的航海行动因皇帝的禁令而废止。

  • C.如果不存在新大陆,如果世界的尽头是万恶的深渊,中国皇帝的决策会多么英明,而西班牙国王损失不少,哥伦布也死无葬身之地。

  • D.现实是,地球是圆的,未知的世界广袤富饶,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也能带来进步,而中国皇帝的个人决策改变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路径。

于是,我们看到,统一组织中,当权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个人意志就是整个组织意志,这种组织在行动中具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做事可以倾全力执行,但是个人意志一旦出现偏差,整个组织就会被引入歧途,除非当权者转变,否则难以回头;而分裂组织虽然不具备统一组织的执行优势,却具有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一旦出现偏差,可以迅速转变。所以,两者的优劣还是要以这个组织企图实现的目标而论。

“究竟人类的语言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最常见的理论(“河边有只狮子”理论),认为人类语言最为灵活。虽然我们只能发出有限的声音,但组合起来却能产生无限多的句子,各有不同的含义。于是,我们就能吸收、储存和沟通惊人的信息量,并了解我们周遭的世界。青猴能够向同伴大叫“小心!有狮子!”,但现代人能够告诉朋友,今天上午,在附近的河湾,她看到有一群狮子正在跟踪一群野牛。而且,她还能确切地描述出位置,或是有哪几条路能够抵达。有了这些信息,她的部落成员就能一起讨论,该怎么逼近河边,把狮子赶走,让野牛成为自己的囊中物。

第二种理论(八卦理论),也同意人类语言是沟通关于世界的信息的方式。然而,最重要的信息不是关于狮子和野牛,而是关于人类自己。我们的语言发展成了一种八卦的工具。根据这一理论,智人主要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社会合作是我们得以生存和繁衍的关键。对于个人来说,光是知道狮子和野牛的下落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部落里谁讨厌谁,谁跟谁在交往,谁很诚实,谁又是骗子。

……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无论八卦理论或是“河边有只狮子”的理论,都有部分属于事实。然而,人类语言真正最独特的功能,并不在于能够传达关于人或狮子的信息,而是能够传达关于一些根本不存在的食物的信息。据我们所知,只有智人能够表达关于从来没有看过、碰过、耳闻过的事物,而且讲得煞有介事。

在认知革命之后,传说、神话、神以及宗教也应运而生。不论是人类还是许多动物,都能大喊:“小心!有狮子!”但在认知革命之后,智人能够说出:“狮子是我们部落的守护神。”“讨论虚拟的事物”正是智人语言最独特的功能。

相较之下,大部分人都会同意只有智人能够谈论并不真正存在的事物,相信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情……

然而,“虚构”这件事的重点不只在于让人类能够拥有想象,更重要的是可以“一起”想象,编织出种种共同的虚构故事,不管是《圣经》的《创世纪》、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梦世记”,甚至连现代所谓的国家其实也是种想象。这样的虚构故事赋予智人前所未有的能力,让我们得以集结大批人力,灵活合作。虽然一群蚂蚁和蜜蜂也会合作,但方式死板,而且其实只限近亲。至于狼或黑猩猩的合作方式,虽然已经比蚂蚁灵活许多,但仍然只能和少数其他十分熟悉的个体合作。智人的合作则是不仅灵活,而且能和无数陌生人合作。正因如此,才会是智人统治世界,蚂蚁只能吃我们的剩饭,而黑猩猩被关在动物园和实验室里。”——《人类简史》第二章

现在看来,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推动已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通过这部以圣经结构撰写的史书首次接触“认知革命”时,我感触到了比前两大革命更基础的文明推动力。而这场难以言明缘由的史前革命,其成果仅仅是:使智人可以通过语言“讨论虚拟的事物”——似乎这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

根据作者的论证,“讨论虚拟事物”的能力是一切宗教、国家制度、法律规章、金融体系,包括“有限公司”等形成的基础,从而实现了人类的大规模合作,使得人类文明可以超越缓慢的“基因演化”,在“文化演化”的高速公路是疾驰。

“无论是现代国家、中世纪的教堂、古老的城市,或者古老的部落,任何大规模人类合作的根基,都在于某种只存在于集体想象中的虚构故事,例如教会的根基就在于宗教故事。像是两个天主教信徒,就算从未谋面,还是能够一起参加十字军东征或是一起筹措资金盖起医院,原因就在于他们同样相信神化身为肉体、让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的罪。所谓的国家,也是立基于国家故事。两名互不认识的塞尔维亚人,只要都相信塞尔维亚国家主体、国土、国旗确实存在,就可能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彼此。至于司法制度,也是立基于法律故事。从没见过对方的两位律师,还是能同心协力为另一位完全陌生的人辩护,只因为他们都相信法律、正义、人权确实存在。(当然,他们也相信付的律师费确实存在。)

然而,以上这些东西,其实都只存在人类自己发明并互相讲述的故事里。除了存在于人类共同的想象之外,这个宇宙中根本没有神、没有国家、没有钱、没有人权、没有法律、也没有正义。

……

标致公司只是我们的一个集体想象,这种想象在法律上称为“法律拟制”……标致属于法律拟制的“有限公司”而在这些公司背后的概念,可以说是人类一项巧妙无比的发明……历史上大多时候,必须是个有血有肉、有两条腿还有个大脑的人类,才能拥有财产。假设在13世纪有个法国人尚恩,开了一个马车制造工作室,那么他本人就是工作室。如果他卖的马车才跑了一个星期就坏了,买家心情不好,告的就是尚恩本人。而如果尚恩借了1000金币成立工作室,而店倒了,他还得要卖掉自己的财产(包括他的房子、他的牛还有他的土地等等),以偿还贷款。甚至孩子都可能会被卖去当奴隶。如果这样还不足以偿还债务,就有可能被国家关进牢里或被债主抓去当奴隶。只要是工作室造成的任何责任,他就得要无上限完全承担。

如果活在那个时代,创业前可能都得思考再三。这种法律规定绝对没有鼓励创业的效果,只会让人不敢投入新业务、承担经济风险……

正因如此,人类才一起想出了“有限公司”这种概念。在法律上,这种公司是独立的个体,而不等于设立者、投资者或管理者……

至于对标致公司来说,关键的故事就是由法国国会所编写的法律制度。根据法国国会的说法,只要经过认证的律师遵守所有适当的礼仪和仪式,在一张装饰得华华丽丽的纸上写下种种必需的咒语和誓言,再在文件底端龙飞凤舞签上性命,就在这一分这一秒,新公司注册成立……

然而,要说出有效的故事,其实并不容易。难的点不在于讲故事,而在于要让人相信。于是,历史上也就不断围绕着这个问题打转:究竟某个人是如何说服数百万人去相信神、民族或是有限公司这些故事?然而,只要把故事说得成功,就会让智人拥有巨大的力量,因为这能使得数以百万计的陌生人合力行事,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想想看,如果我们的语言只能说些像是河流、树林或狮子之类真正存在的事物,要建立国家、教会或是法律制度可不是难上加难?”——《人类简史》第二章

由此可见,人类文明真正的历史,也正是自“认知革命”之后,建立在人类想象的基础之上:

“智人发明出了许许多多的想象现实,也因而发展出许许多多的行为模式,而这正是我们所谓“文化”的主要部分。等到文化出现,就再也无法停止改变和发展,这些无法阻挡的变化,就成了我们说的“历史”。”——《人类简史》第二章

“自然法属于无需经验或先于经验获得的知识,就如同几何学上的公理,是不证自明的……虽然人类对几何学的认识是从具体的图形、形状和度量开始的,但是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就由欧几里得把它给统一到一个公理化的体系中。基于这些不证自明的公理,就能演绎出整个学科。罗马法也是这样,在诞生之初,它是具体的法律条文,和其他文明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罗马的法学家不断地寻求法律中那些永恒的原则,并且最终在自然法里找到一切法律中不变的基础。比如“人有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再比如“人(和法人)对私有财产的权利”,等等。根据这些类似“不证自明”的公理,演绎出完整的法律体系和新的法律条文。比如从人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这条“公理”,演绎出各种所有权法,包括后来的著作权法、专利法,等等。再比如,从法律的主体一律平等,演绎出近代的各种人权法案。

基于自然法的罗马法除了在体系上和基础上明显优于其他文明的法律外,在严谨性和完备性等方面也几乎无懈可击,这也是它后来被广泛采用的重要原因。”

通过《文明之光》,我头一次接触到法学,并且惊讶地发现:法学与几何学有相似之处——在万千表象之下都有不变的基本准则。

不同于历史课本中的偏见,这套书的最大特点是没有试图夸大或贬低任何文明,而是从整个人类文明的高度,介绍各种文明的特点及其成果,诸如古希腊人、罗马人、中国人对早期科学、法学、农耕技术的贡献,西班人、葡萄牙人引领了人类的地理大发现,荷兰人的崛起又奠定了现代的商业基础等等。

以第六章“人造的奇迹”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文明的痕迹:从古埃及、古希腊、新巴比伦这些文明开始,人类就发明了陶器,但是历史将瓷器的发明权最终交给了中华文明,而融合古埃及、穆斯林文化的青花瓷又进一步提升瓷器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当中华文明走向衰落之际,日本和欧美瓷器的崛起,最终将瓷器的应用范围扩大到电子、航天等工业领域。

由于知识结构和个人兴趣等原因,我将整理笔记的重点落在这套书第二册的以下三个章节,原因大致如下:

  • 1.第十章:荷英时代——荷兰是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是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而原本强盛的中国却在资本主义时代落后于世界,每个人都想知道人家崛起的原因。

  • 2.第十一章:谈出来的国家——如果不是作者提及,我从来没注意过美国独立后竟然有六年时间没有中央政府,如今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似乎生来就与众不同。

  • 3.第十二章:科学时代——科学的进步需要有科学的方法,笛卡尔思想的唯心与唯物我们不关心,有利于科学进步的方法就是我们乐于学习和接受的。

一、荷英时代:

  • 荷兰:

  • 1.荷兰从西班牙刚独立时,缺少远洋贸易所需要的资金,于是,荷兰人发明了一种集资方法:由市民出钱成立一家股份公司——东印度联合公司,从而使出资者成为股东,股东将来可以从公司的利润中分红。东印度联合公司面向全社会发行股票融资,然后公司再将钱交给愿意冒险的商人与东方开展贸易,这使得公司的所有者与管理层分开。此外,荷兰政府还为其颁发特许状:允许东印度公司拥有军队、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并代表国家和他国缔结条约。

  • 2.成千上万的荷兰人敢于将钱投向这家公司的原因主要有三点:荷兰人喜欢冒险;东印度公司有荷兰政府背书;荷兰商人信誉良好(恪守信托责任)。信托责任至少包含三方面:A.法律责任(受托人在法律上承担义务);B.道德责任(受托人有责任为股东谋利);C.专业责任(受托人具有必须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 3.荷兰人恪守信托责任的两个例子:1.由于与西班牙交恶,荷兰人决定通过北冰洋寻找通往亚洲的贸易路线。由于荷兰船长巴伦支的计算失误,导致探险船必须在北极度过长达9个月的冬季。除了严寒,巴伦支的船员们还要与坏血病做斗争,很多船员或者冻死或者饿死,但是没有人去动船上的货物(包括御寒的衣服和治病的药品),因为他们深知那些物品属于委托人。2.荷兰人在1609年成立了阿姆斯特丹银行,为了保障国民和外国人的存款安全,阿姆斯特丹立法规定: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涉银行的商业自由(包括国王、市政府)。于是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荷兰与西班牙打仗,阿姆斯特丹银行居然没有冻结西班牙的白银,甚至当西班牙需要贷款购买军需物资时,这家银行还给西班牙贷款。

  • 4.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成立的头十年里没有派发过股息,而是将利润全部投入到扩大对外贸易和修建基础设施上,而荷兰人可以忍受十年不分红的原因在于:1609年,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只要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愿意,就可以通过交易将股票变现,这又吸引了有增值保值需求的国外大量资金涌入荷兰。荷兰的经济由此进一步繁荣。

  • 英国:

  • 1.进入现代民主社会后,英国人做的两件事不仅使得它从一个岛国跃居为世界第一强国,而且确定了今天国际商业和政治的游戏规则。其一是完成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的过渡,其二是完成工业革命。

  • 2.重商主义概况起来主要有如下要点:A.尽可能多地拥有硬通货,因为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搞基础设施建设、军事和从事对外扩张;B.为了做到第一条,国际贸易必须优先于国内贸易,必须保证贸易顺差;C.既然各国都在生产,那么保证顺差的前提是要从事高附加值的劳动,在当时就是从事来料加工而不是出口原材料;D.鼓励生育,因为社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E.国家引导,并且监督产品质量,以保证全球竞争力。

  • 3.重商主义不仅大大提高了资本家的地位,同时大幅增加了熟练工人的收入。当科技的积累和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便开始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结果,第一次使得人类生产出来的商品超过了所需要的。人类经济的发展首次从缺乏劳动力和资源变成了缺乏市场,在这个大前提下,英国从重商主义迈向自由贸易,因为它的工业品需要卖到世界各地区。

  • 4.亚当·斯密认为,人的社会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是以谋求个人的利益为目的,虽然存在慈善,但不是社会生活的主流。就在每个人都试图最大化自身利益时,他们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超越他们本意的目的,最终让全社会受益。《国富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劳动价值论。在亚当·斯密之前,很多人认为财富是资本或土地带来的,但是亚当·斯密明确指出,财富是劳动创造的。因此,一个国家要富强,关键在于要有能力创造财富,而不是拥有多少黄金白银。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还阐述了分工协作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

  • 5.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全球贸易的战略——自由贸易,他认为,相比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武力征服来保持商业垄断地位,自由贸易可以让英国赚更多钱。所以,英国应该开放市场,以换取其他国家开放市场。而且,亚当·斯密还认为如果英国人让别的国家有了钱,那些国家就能更多地购买英国的产品。这条原则成为后来全球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 6.无论是荷兰、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都做到了在国家崛起的同时,带来全民的财富,这是这几个国家长期繁荣的保障。美国作为荷兰人和英国人殖民的国家,在维护社会的公平性上,比这两个国家更进一步。为了保证公平竞争,美国人加入了反垄断的政府监管,这才使得美国不断地有新兴企业快速成长为跨国公司。

二、美国立国:

  • 1.美国独立战争1783年结束,但是华盛顿就任第一任美国总统是在1789年,这期间相隔六年,六年里,美国没有中央政府,也没有宪法,大陆会议上设立的联邦议会也不管事。因为美国的国父们没有“打江山,坐江山”的想法,作为各个殖民地的代表,他们的使命是完成民众交给他们从英国独立的任务,但是民众没有交给他们建国的任务,而当时的殖民者民众也没有意识到建立联邦政府的必要,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田庄和生意。所以,独立战争之后,从华盛顿到下面每一个士兵都解甲归田了。

  • 2.很快,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殖民地就遇到了麻烦。例如:根据合约,英国人要赔偿北美十三州的损失,但是对于英国人的暗地刁难,这些前殖民地也没有办法;又如:各州为了付清独立战争时向老百姓借的钱,不得不发行纸币,而这些纸币的价值没有保障,所以很快贬值;再如:独立战争期间,联盟答应将部分西部未开垦的土地分给参战老兵,但是有的土地已经被占,没有被占的土地由于北美十三州的意见不统一,也分配不下去;最后,马萨诸塞州发生了暴乱,起因是法官将一些拒不还债的人投进了监狱,而当时没没有让人信服的法律说欠债要坐牢。终于,当初代表各州的代表们意识到需要建立独立殖民地的基本秩序,最终促使了美国宪法的诞生。

  • 3.1787年初夏,十三州代表又回到当年举行大陆会议的费城,准备讨论一部新的联邦条例。但是费城会议一波三折,当时大多数代表去费城前考虑的只是如何修订《联邦条例》,没有打算讨论一部新宪法,所以,认为会议不重要的人根本没有参加,即使来的代表也有很多迟到,会议期间,还有人离开。费城会议上,麦迪逊代表弗吉尼亚州起草了一份提案,并且得到汉密尔顿和约翰·杰(后来美国首任大法官)的支持,这是日后宪法的基础。由于大多数代表没有制宪的思想准备,他们还要花时间消化包括弗吉尼亚州提案在内的各种提案,然后是没完没了的讨价还价。

  • 4.诸如美国国体这样的议题没有太多争议就通过了。代表们都同意建立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同时要保证各州的独立性。美国的各个州不同于中国的省,前者的权利要比后者大很多。美国的州有独立的立法和司法权(联邦法律与州法律冲突时,一般以所在州的法律为准),因此各个州的民法乃至刑法都不同。联邦官员和州、县官员之间不存在上下级关系,总统任命不了州长,也撤不了他们的职。这种横向三权分立、纵向州县自治的国策就是当时定下来的。

  • 5.但是,在细节问题上各个州就互不相让。争议主要有如下三点:A.国会议员代表权问题,人口多的州希望以人口分配,人口少的州主张一律平等,妥协的结果是国会两院制,众议院代表名额根据各州人口分配,参议院代表名额各州平等两票。B.废奴和蓄奴矛盾,工业为主的北方州主张废奴,种植业为主的南方州不肯让步,最终,北方州妥协,宪法规定20年后再由国会禁止奴隶贸易。C.众议院中各州代表的人数认定,北方州认为,南方州既然认定奴隶没有人权,黑奴就不得包含在选民基数内,因此众议院代表应该减少,南方州这是又坚持每个黑奴都是“一个人”,最后双方达成一个啼笑皆非的方案:黑奴算3/5个人,即臭名昭著的“五分之三条款”。

  • 6.好不容易形成的宪法草案,交由各州批准时又遇到各种麻烦。从9月中旬开完费城立宪会议,到当年12月7日,特拉华州才率先批准宪法草案,然后是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1788年上半年,又有几个州批准了宪法草案,但是弗吉尼亚州和纽约州还有异议,宪法草案继续修改,到1788年6月底,已经有11个州批准了,但是罗德岛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直到1788年底都拒绝批准宪法草案,理由是宪法对人权的保障不足。直到麦迪逊起草的十条宪法修正案(《人权法案》)被通过后,北卡罗来纳州和罗德岛州才正式加入美国大家庭。

  • 7.《人权法案》的主要内容:A.信仰自由;B.个人允许拥有枪支;C.军队不得进民房;D.公民免于不合理的搜查和拘禁;E.无罪推定;F.刑事案件的陪审团制度;G.民事案件的陪审团制度;H.禁止严厉刑罚;I.宪法未列的权利自动赋予民众;J.宪法未赋予各州的权利自动属于民众。

  • 8.不同于历史上很多强大的国家,美国是一个松散的联邦,这个联邦日后不仅没有分裂,反而成为了超级大国。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评价美国宪法:“我得承认我自己对这部宪法中的好几个部分并不认同,但是我不觉得我会因此阻止其通过……我即使再开几次制宪会议也未必能够制订出一部更好的宪法……所以先生们,尽管这让我自己也感到意外,但我认为这个系统已经接近完美……”

三、科学时代:

“笛卡尔按照感知的方式,把人的认知分为三类:

  • 第一类是生来就有的观念,比如小孩子生下来就知道吃奶;

  • 第二类是从外界学来的观念,比如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知识;

  • 第三类是自己创造的观念。

第二类观念的获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学习过程,而第三类认知就属于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的范畴。笛卡尔著名的《方法论》一书揭示的正是第三类认知的奥秘。在书中,笛卡尔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他指出,研究问题的方法分四个步骤。

  • 1.不盲从,不接受任何自己不清楚的真理。对一个命题要根据自己的判断,确定有无可疑之处,只有那些没有任何可疑之处的命题才是真理。这就是笛卡尔著名的“怀疑一切”的观点。不管有什么权威的结论,只要没有经过自己的研究,都可以怀疑。例如亚里士多德曾说,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速度快,但事实并非如此。

  • 2.对于复杂的问题,尽量分解为多个简单的小问题来研究,一个一个地分开解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分析,或者说化繁为简,化整为零。

  • 3.解决这些小问题时,应该按照先易后难的次序,逐步解决。

  • 4.解决每个小问题之后,再综合起来。看看是否彻底解决了原来的问题。

……

笛卡尔将科学发展的规律总结为:

  • 1.首先提出问题;

  • 2.然后进行实验;

  • 3.从实验中得到结论和解释;

  • 4.将结论推广并且普遍化;

  • 5.在实践中找出新的问题,如此循环往复。”

在广义上,只要能够用科学的方法证实证伪的,都可以称为科学。

  • 1.科学的结论必须能够被证实(证明是正确的),或者被推翻(也就是证伪),而不能是“因为没有被证明是错误的,它是正确的。”例如:“上帝存在”这样的命题。证实的过程要以相关的事实现象为依据,从证明到结论的推理要符合逻辑,所以,一个命题不会因为提出者的权威性而变得更正确。证实的过程不是引经据典,或者使用权威的论证报告。是否可以用经验证伪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线,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接受别人对其理论的证伪,那么就不能称为科学,因为必须在逻辑上留有证伪的可能性,科学才能发展,否则就成了僵死的教条。

  • 2.卡尔·波普尔(著名学术理论家和哲学家)在著作《客观的知识》一书中,用这样的模式来描述科学知识的积累过程(P-TS-EE-T):A.从发现问题一,B.到提出假说尝试解决,C.通过证伪来消除错误,D.最后,产生新的问题而,如此循环往复。这里,常常被忽视的是证伪的环节,正是这个环节保证了科学的发展。

  • 3.科学更看重的是过程,而不是结论。在科学上,偶然正确的结论,比必然错误的结论更可怕。从后者,人们可以搞清楚错误的原因,并且在今后改进或者完善,而前者对科学的发展并没有帮助。因此,真正的科学家之间的争论,不是争论谁对谁错,而是要给出一种验证的方法,使得任何人都能按照这种方法,得出同样的结论。

*在这里,我之所以对科学的方法如此感慨,是因为当初读书考试时,我们也曾认为日常的考试成绩,乃至老师平时批改作业的成绩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将自己理解有误,或者知识薄弱的环节暴露出来,从而得到修正的机会,最终达到对知识的正确理解。在这里,看到真正的大学者早已对于这种观点的归纳和认可,也就感受到不小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