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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旋转的优势:

“与往复式运动相比,旋转的巨大优势在于能效:它不需要运动机件改变方向来完成每一冲程,而是持续转动(它当然也有局限性,主要是受离心力的影响,这一点也受同样的运动定律的支配)。具体的运用则视质量和速度而定:若设备轻,运动又不快,往复式运动的发动机就足以完成任务,尽管要付出一定代价。若设备大又速度高,往复式运动就不行了。

轮船蒸汽机由往复式改为旋转式,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原理……”

——《国富国穷》第13章

二、知识的财富

“国家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首先是体制和文化;其次是钱,但从头看起而且越看越明显的是,决定性因素是知识。

为获取英国最新技术的“秘密”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出考察者——训练有素的代理人——去观察、报告并且雇走技术熟练的工匠。因此,在1718年到1720年期间,在移居国外的苏格兰人约翰·劳的怂恿下,法国发起了一场寻求英国技术人员的有系统的活动,包括寻求钟表制造者、毛纺工人、冶金工作者、玻璃制造者、造船工人,约有二三百人之多。这个运动使英国人感到十分不安,以致他们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某些技术熟练的工匠移居国外。这是涵盖一个多世纪的一系列这种措施中的第一个,它涉及的行业也不断增多。

但是,这种法规并没有构成一道封闭性的障碍。在一个实行高度保护主义的社会里,并非每一个人都已经对潜在的国际竞争抱有警惕。试以金属制造技术为例——因为这种技术同军备和机械有关而成了特殊的宠物。(人们为了能更好地屠杀所以就进行屠杀。)在1764年到1765年期间,法国君主政权派遣加布里埃尔-让·雅尔参观了英格兰的采矿和冶金设施。英国人对这种情报的价值十分麻木,所以雅尔在设菲尔德和英格兰东北部的铸造厂和锻造厂受到了良好接待。后来发表了的雅尔备忘录迄今依然是关于他那个时代技艺的宝贵情报资料。英国在计时技术方面取得的进步也是一样:计时是航海优势的关键;1769年,航海部允许法国来访者打开并且察看约翰·哈里森的革命性船用时钟,其理由是这种时钟应该为全人类作出贡献。(当哈里森晓得这件事以后,他大发脾气。)”

——《国富国穷》第18章

三、科学史学界的错误: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个人主义非常有利于财富的积累,不仅仅是在欧洲,像我们所看到的,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也是如此。但是一旦日本人找到了他们所想走的路,他们的集体价值观就起到了难以置信的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是一种巨大的诱惑)。

自以为科学的史学界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以为今天的优点一定也会是明天的优点,一度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因素也会永远起积极的作用。历史并不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处于起跑和突破阶段的经济,在需要具备的条件方面,不同于那些已处于领先和疾驰地位的经济。日本经济的成功在于,它在德川幕府时期成功地反对了僵化和怀旧,而在明治维新及其以后时期做到了举国上下全力以赴。在不同的情况下要有不同的战略。”

——《国富国穷》第23章

“……康熙大帝,在探求西方种种事物方面在中国人之中是最开明、好奇心最强的,仍谆谆教诲他的臣民说:“即使西方的某些方法与我们不同,甚至是对我们的方法的改进,却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一切数学原理都来自易经,西方的方法源于中国……”

……朝廷对有些知识感兴趣:尤其是天文学和天文观测的技术……

但这些知识几乎仅仅局限于北京,并且这种新学术很快便遭到那些从古代的久被遗忘的著作中寻本探源的中国人的抵制……

这种知识探求方面的排外症并没有表现在所有的中国人身上。少数有远见的官员和至少一位皇帝明白:学习这些新事物,帝国将受益匪浅……

这些人本可以成为中国的现代化推动者,但却受挫,其原因不仅在于他们地位脆弱无保障,而且还在于宫廷环境中的阴谋诡计。在这种环境中,评判革新的是非功过是以它们对社会等级制度造成的后果为标准。没有一项建议不招致反对;没有一个新颖的事物不使既得利益者感到胆战心惊。不仅如此,对每一级的官员来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占上风。出一条妙计是给上级脸上增光,但一出差错挨骂的总是下级。对上级说些他想听的话更容易。

这种明哲保身不求变革的态度,使当年访问过中国的一代又一代西方人感到诧异。请听听耶稣会传教士路易·勒·孔德(1655-1728)的评论:“他们(中国人)更喜欢的是最残缺不全的古董,而不是最完美的现代的东西。这与我们(欧洲人)大不相同,我们只喜欢新事物。”马嘎尔尼勋爵来中国时的秘书乔治·斯当东,因为中国人对他提出的改进他们运河的建议漠然置之而灰心丧气,痛心地感叹道:“在这个国家,那些人认为他们的一切东西都是出类拔萃的。提出改进建议如果不是该受斥责,也是多此一举。”……

(并非仅仅封建王朝的中国体现了这一点。扼杀外在的动力,鼓励人们弄虚作假,是大的官僚机构的典型弱点,不管是公共的官僚机构还是私有的商业公司官僚机构,均是如此。大家名义上是同僚,似乎应该同心同德,但实际上却是对手。他们在组织内部争名夺利,不是在一个思想的自由市场上,而是在一个勾心斗角的小圈子里竞争。身居高位的人占优势。)

……

此外,中国缺少发现和学习的机制——学校、学会、学术团体,挑战和竞争。诸如平等交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及进步意识——这些思想都很淡漠或根本不存在。这里又存在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中国人形式上崇拜自己的知识祖先。1734年,皇帝下诏要求宫廷御医举行仪式,拜祭他们已作古的同行先人。另一方面,他们听任每一代的新发现被世人不知不觉地遗忘,让后人大概再通过文物和考古研究重新予以发现。

可见,中国前进的历史,是由亮点组成的历史。这些亮点在时间、空间上是相互分离的,没有通过复制和试验而相互联系,由于语言上使用隐喻和故弄玄虚,而变得黯淡,并且光线散布范围也很有限(印刷技术远不如欧洲)——实际上只是短暂的闪亮……”

——《国富国穷》第21章

“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收入最高的当然非那些石油生产和出口国莫属了。其他国家则“不见起色”。就是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中,财富的注入并未产生经济转变的效果。世界银行在对这些国家进行调查研究后指出,1960年,阿拉伯国家中的前7个经济巨头的人均国民收入是1526美元,高于东亚的前7名——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1456美元。而到1991年,这些阿拉伯国家就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只有3342美元,而东亚前7名则达到8000美元。今天,阿拉伯中东地区吸纳了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3%;东亚则占58%。

但是这些中东国家的确是需要外国投资吗?最好的比较对象就是16及17世纪的西班牙,它被唾手可得的财富所迷惑而过上一种奢侈无度、纸醉金迷的生活。富产油国也是如此。他们用石油换来货币,然后又将货币一一付还给那些国家。他们购买发达国家的大大小小企业的股票。他们修建豪华住宅、饭店和宫殿,购买庞大的耗油量极大的轿车(但燃油很便宜,就像煤矿里买煤一样),还在国外购置房地产,从而可以遮掩一下自己的财产,同时还可以做一些为自己国家的习俗所不能接受的事情,诸如在服饰打扮以及其他一些行为举止上。沙特阿拉伯拥有那么广袤的沙漠地带,但却以一笔相当可观的数额从澳大利亚进口海滩的沙子。浪费最大、副作用极大的则是军火上的巨额投资,估计这一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是购买了出口这些可怕玩具的国家的“友谊”。

这些国家并没有建起自己的发达经济。像昔日的西班牙一样,他们花钱购买别人的技巧和服务,却没有学会自己来做这些事情。“什么才是富有?”波斯湾的一位商业银行家问:“富有就是教育……专长……技术。富有就是知识。我们有钱,是的,但我们并不富有。我们就像是一个从他未曾认识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的小孩。他没有接受过怎样花钱的教育。他手里握着钱;但他却又不知道该怎样去利用它。如果你不知道该怎样花钱,你就不算是富有的人。我们都不是富有的。没有这样的知识,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是一无所有。我们无所不进口。建造房屋的砖瓦,我们进口。建造房屋的工匠,我们进口。到市场上走一圈,看到有什么是阿拉伯制造的?没有。有中国制造、法国制造、美国制造……就是没有阿拉伯制造。一个连砖瓦、汽车或是一本书都不能生产出来的国家称得上富有吗?我认为它不是富有的。”

的确如此……”

——《国富国穷》第24章

“确实,欧洲一直自视与东方的社会不同。民间传说或旧派的上流人士认为,希腊与波斯人在萨拉米斯和温泉关的大战是东西方之间、自由城市(希腊人称之为polis,politics一词即来源于此)与贵族帝国之间、主权公共所有(至少自由民拥有主权)和东方专制主义(所有人均负劳役)之间决战的象征。据称,希腊人在此期间发明了民主一词及其内涵。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尽管希腊奴隶制的存在和禁止妇女参与政治(当然并未禁止他们在公共场合出现),使这一概念的内涵大打折扣。

与希腊民主制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对立相关的是,私有财产权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区别。确实,专制主义的显著特征是统治者被视为神或上天的代表,与其臣民显然不同,只要高兴,他可以役使臣民做任何事情,他掌握着臣民的生死荣辱。统治者的观点就是臣仆的观点。军事贵族拥有武器的垄断权,一般民众小心翼翼,不敢冒犯他们、激起他们的贪心甚至引起他们的注意。多看他们一眼,就属无礼,将招致最严厉的惩罚。

当然,我们认识到,这种所有权的安排窒息了进取心,阻碍了发展。投入资金和劳动力的人为什么不能持有自己所创造和获取的财富?用埃德蒙·伯克的话说,“反对财产权的法律就是反对工业的法律”。然而,在亚洲的专制君主看来,这种安排被看做是人类社会之天经地义:除增加统治者的欢乐之外,普通民众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当然,不能让老百姓自行其是。巴尔赫(中亚)人民的遭遇极具象征意义。在他们的统治者离过与印度人作战时,附近的游牧民族利用这个机会占领了他们的城市。居民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拼死保卫统治者和他们自己的家园,但他们的抵抗以失败而告终。统治者回来并重新夺回了城市。当他听到自己臣民的英勇事迹时,他斥责了他们。他训斥说,战争不是他们的事,他们的责任是臣服任何统治他们的人,并交税纳粮。民众领袖乖乖道歉,并发誓不再胆大妄为。

在这种氛围下,经济发展的概念只能是西欧人的发明了。贵族(专制)帝国的特征是压制贸易和实业:当统治精英的索求增加时,他们并未意识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价值之所在。那索求之物从何而来?他们只是加重剥削和压榨,从民众身上榨出更多的汁。有时他们判断有误,以致压榨过度,引起逃亡、暴动甚至造反。尽管这些独裁者自称君权神授,但并不能保证千秋万代。只有那些创造力多元化、创造力首先是来自下面而非上面的社会,才能着眼于不断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

……

中国早在国家机器尚未完善时,就起监督、管理和压制作用。政府并不依赖良好的动机、正确的态度和个人美德。公元前3世纪时,中国某位道德家告诉一位诸侯,通知并不依赖能否赢得臣民的爱戴,而取决于能否确保臣民的顺从。国君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闻,所以他必须在整个帝国广布耳目。“尽管他身居深宫,但什么都逃不过他,什么都瞒不了他,他警觉的眼睛注视着一切。”该系统依赖活耳目的诚实和能力。统治者在野心勃勃的臣属掌握之中,因为后者瞒天过海的能力是无边无际的。独裁的弱点在于人力资源。万幸!”

——《国富国穷》第三章

引述这些内容,并不意味着我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例如,原文写到:“只有那些创造力多元化、创造力首先是来自下面而非上面的社会,才能着眼于不断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在我看来,优秀的社会管理制度或者有远见的独裁统治者,都会着眼于不断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而社会下层所展现的创造力,受生活所迫的压力可能更甚于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但是联想现实,依我所见,现代企业的管理者中也不乏短视的独裁者,当他们索求增加时只会压榨下属的劳动时间,并轻蔑地认为:凡是需要人数去解决的问题,从来都不是问题。世界工业革命已经过去200多年,中国的封建帝国也在100年前谢幕了,有些东西依然根深蒂固。

最后,本文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反对财产权的法律就是反对工业的法律”,其次就是“独裁的弱点在于人力资源”。

“德国的“经济奇迹”蔚为壮观,而日本的“经济奇迹”就更了不起……

日本人像德国人一样,也是靠辛劳、教育和决心得以恢复。他们也得到美国的财政援助,其目的如同在欧洲一样,是抵御想象中的俄国威胁……

日本人动作之快,令许多竞争对手惊讶。有些技术知识被他们掌握,是因为外国厂商让日本人承担来料加工,制造一些东西(如手表和汽车零件),再交回去贴上外国商标当外国货销售。日本人把西方的东西拆开,以反向设计的办法加以仿造,而且力争做得更好。他们还派代表团出访西方各国,谦卑地请教,观察,提问,照相和录音录像……

日本人由模仿走向创新的本领,格外令人惊叹。参观日本商品陈列室是开眼界的:东西看上去面熟,但的确有创新。他们最大的成功在于汽车制造,这门产业对于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要求五花八门,变化多端,它上去了,可以带动制造业的大部分其他产业。此外,日本人还注意最先进和最苛求的高技术产品,例如光学器材,精密仪器和精密机床,机器人以及电子产品……

所有这些成功还得力于一件事:世界上最有效的质量监督……部分地说来,他们是受启发于美国的榜样,尤其是遵从W·爱德华兹·戴明的质量监督理论,所以戴明在日本的名气很大。但仅有理论还不够。日本人是靠了集体负责的精神——谁都不让同事的努力白费——而造就了有效率的团结协作,劳资之间彼此沟通思想,一丝不苟以消灭差错(零误差)。

与日本竞争的老工业国迟迟才醒过来,人们开始找原因,指责别人,就是不责备自己。他们的第一个借口是,日本人不是公平竞争,进入了外国市场,自己的市场却不向外国人开放。这话不无道理,可是日本人也不过是学欧美国家早先的做法:保护自己,直到自己成长壮大而不必再担心竞争为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贸易政策的风向变了。战前的30年代,各工业国关门闭户以邻为壑,结果都吃尽苦头,这一教训让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承认了自由贸易的好处,它不但有利于经济繁荣,还有利于国际和睦。这种看法自然远非大家一致,但在美国的带头推动下,外交界和专家们敦促人人开放。在这一点上,美国是追随百年之前的英国先例:它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富、最强大的经济,就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保护主义习性,尽管由于频繁的选举和政治交易,要完全消除不同的声音亦非易事(有些即得利益集团的举止几近荒唐。战争期间,美国人学会了制造一种苦艾酒以代替法国货和意大利货。战后,外国正宗货又来了,美国这一幼稚产业发现难以竞争,就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要求保护,差一点得逞)。

日本跟从了这一放宽贸易限制的趋势,但树立了种种非关税壁垒,其高明无人能比。日本人别出心裁,无理刁难,成为奇谈。外国棒球拍运到时,要钻眼检查是否全为木质。新式高技术医疗设备通常允许进口,但是它们的使用被排除在报销范围之外(到日本人自己造出同样设备才解除禁令)。汽车来了,要拆卸里外检查,然后才能出售。有一次,日本人对法国滑雪板进口日增感到头痛,企图借口日本的雪有所不同而加以排除。法国人针锋相对,扬言法国的公路有所不同而要取消日本摩托车的进口。日本人无奈,只好放弃原计划。

这种烦人的做法都表现出狡猾奸诈,无休无止的拖延、规避和多变,而且还总是显出彬彬有礼一本正经的样子。从长远看,更严重的是它们妨碍商业联系,妨碍采购较便宜的进口货。日本人并不认为市场是开阔的空间,而是把它分隔成一块一块,谁要是越界买了进口货,就会被警告说,一旦进口货无以为继,就别指望任何日本供应商来帮忙。

什么样的进口货能进呢?主要是外国特产的名牌,例如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白兰地,比利时和瑞士巧克力,富伊顿行李箱,帕特克和劳力士手表,意大利设计师的服装,等等。这些东西不论是用来送礼还是用以炫耀自己,都是响当当的。日本所有的大百货商店都有专门的柜台出售这些东西。愿意花100美元买一个系缎带的超级西瓜的人,摆得起这个阔气。可是,柯达胶卷进不来,日本人有自己的富士胶卷——而且日本的光线有所不同。

这种重商主义政策引起了贸易“伙伴”的愤怒,而且是一些经济学家迷惑不解。难道日本人不懂得这种政策是蓄意让自己的老百姓受穷,不让人们少花钱买东西?日本人尽管有时也犯错误,但绝非傻瓜。那么,他们不懂得权衡利弊得失吗?他们不知道自由贸易可促进经济增长和增添财富吗?

对于这一类争论性问题,日本人的答复是:经济政策的目的不在于低物价和折扣推销,而在于扩大市场份额,提高生产能力,增强工业和军事实力。生产者比消费者更重要。任何人都会买,但不是每个人都会造。如果人们现在少花费,就会多储蓄(约占收入的1/3)。他们的孩子会更富,日本会更强。”

//注:诚如斯言。

——《国富国穷》第27章,赢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