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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初次接触陌生的事物,我们总是需要摸一摸、看一看、闻一闻……然后才可能得出结论,如果是某个主题,则泡进图书馆翻阅群书,或者通过互联网检索多次,最后形成认识。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其实,我们是在通过这些方式在大脑中建立起对陌生事物的框架,说的时髦一点,我们在“建模”。完成“建模”意味着认识了事物,至于认识的对与错,那是另一个问题。

眼前的台灯是三维空间中的实物,加上时间这第四维,我们知道台灯通常不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让我们增加更多维度:摸起来是硬的、拨动开关会发光、支撑臂可以弯折、灯泡能拧下来……现在我们知道怎么使用台灯了:需要光线的时候可以用来照明。联想一番,应用方面还可以有更多创新:坚硬的材质可以用作支撑、支撑臂可以固定其他物件、安装灯泡的位置可以为其他设备供电……

对我而言,“经济”曾经是一个很陌生的词,为了理解这种事物,我读过一些教材、也读过科普读物,始终感觉虚无缥缈:教材讲述了很多原理,也解释了很多现象,科普读物更是写的有声有色,但始终让人有盲人摸象、不见森林的感觉。后来,我阅读了那部诞生200多年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尽管没读完,感受的确不一样,相信这部书饱受赞誉的原因之一便是:它感性描绘了一国经济的运行结构,这能帮助普通人对经济进行建模,从而真正理解“经济”这种貌似高深的事物。哦,对了,从财务的视角去看,《国富论》也能帮助我们解构财务报表。

终于,摸过、看过、闻过之后,我感觉大脑中的经济模型开始建立起来了:让我们从劳动创造财富开始吧,不同于货币代表财富的错觉——货币往往只代表了社会财富的分配权,真正的财富只能通过劳动创造出来。循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理想经济体”:

所有适龄人群,在合理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下,都从事高效、有意义的劳动。

这里可能要解释一下“高效”和“有意义”的含义:不同生产力水平下的劳动效率不同,人与人有体质、智商等方面的差异,“高效”就是在当前生产力水平下,每个人在其特质条件下进行最有效率的劳动活动;人的行为可以分为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前者就是“有意义”的劳动,而将后者包装成前者的行为则是“无意义”的劳动,例如:上班时间偷着打游戏。

上述“理想经济体”是从“供给”的角度而言,而驱动这一经济体运转的动力则是“需求”,人们有生存、娱乐等需求,实现这些需求的是消费行为。如果生产力没有进步,需求会推动生产行为实现“高效、有意义的劳动”。

然而现实是,生产力会进步,这会推动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出现,在历史积累、政治权力、社会关系等因素的作用下,劳动的人群出现分化,有的人付出多回报少、有的人则相反,甚至会出现纯粹的消费群体。最终,当现实严重偏离“理想经济体”时,就会出现改革、甚至革命,这令现实重新向“理想经济体”靠拢。

那么,能否使用像GDP、PPI、CPI一类的宏观经济指数,衡量现实经济体与“理想经济体”的偏离程度呢?适龄人群、合理的工作时间都容易确定,由于现代社会高度分工,每个行业的劳动强度难以测量——也许可以从脑力与体力的消耗角度入手,而“高效、有意义的劳动”更是难以界定,由此看来,现实与“理想经济体”的差异指数恐怕难以定义。

这就是“经济”在我头脑中目前的长相,期待着将来读到某本书、经历某些事、或者被某人指点,我的经济模型可以继续进化。

“谈判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双方立场上的冲突,而在于双方需求、愿望、想法乃至恐惧等方面的冲突。谈判方可能会说:

“我正在设法阻止他在隔壁搞房地产开发。”

“我们谈不拢。他的房子开价10万美元,我只能出9.5万美元,多1分都不行。”

但问题的实质是:

“他需要现金,我图个省心。”

换句话说,“他至少需要10万美元与前妻了断,可我告诉过家人,我最多花9.5万美元买房子。”

这样的愿望和顾虑就是利益。利益驱动人的行为,是立场争执背后的动机。你的立场就是你已作的决定,而利益是导致你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

——《谈判力》第3章,着眼于利益,而不是立场

其实,要想获取立场背后的利益,我们只需要问“为什么”:“为什么对方持这样的立场?”“为什么对方有这样的要求?”“为什么对方不肯在这方面妥协?”……当我们通过“为什么”将双方的诉求按照层级表现出来后,就会发现层级越高越可能具有共同的利益——否则就没有谈判的必要,然后从最低层级的共同利益出发,就可能寻找到令双方都能满意的解决方案。

在《谈判力》的第3章,埃及和以色列1978年在戴维营草签的《埃以和平协定》就是基于利益而非立场谈判的一个真实成功的例子:

“自1967年“六日战争”以来,以色列一直占领着埃及的西奈半岛。1978年埃以双方坐下来进行和谈时,各自的立场互不相容。以色列坚持要占有西奈的部分地区,埃及则强烈要求以色列归还西奈的每一寸土地。人们一次次地划分界线,把西奈分给埃及和以色列。埃及绝不接受这种妥协,以色列也拒不接受回到1967年以前的状态。

考虑双方的利益而不是立场,使谈判有了转机。以色列需要的是安全,他们不想让埃及坦克驻扎在边境,随时有开过来的威胁。埃及的利益则在于主权,西奈半岛自法老时代起就一直是埃及的领土。在被希腊人、罗马人、土耳其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统治了几个世纪后,埃及才完全获得国家主权,当然不会轻易向任何外国政府者割让领土。

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戴维营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让埃及拥有西奈半岛的全部主权,同时又保证了以色列的安全。协议把西奈半岛大片区域划为非军事区,埃及的国旗可以在西奈半岛随处飘扬,但埃及坦克则不得靠近以色列。”

——《谈判力》第3章,着眼于利益,而不是立场

通过建立“西奈半岛非军事化”这一新立场,埃及和以色列成功解决了半岛纠纷——这真是一个皆大欢喜,简直是让双方利益都最大化的谈判案例。

如此看来,基于利益而非立场的谈判方法很可能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例如:《谈判力》第4章所述,有关两个男孩分一个橘子的寓言:两个男孩最终决定平分橘子后,第一个男孩吃了橘肉,丢了橘皮;第二个男孩丢了橘肉,然后用另一半橘皮烤蛋糕。虽然我对是否存在不喜欢吃橘子的男孩表示质疑,但是不可否认,如果两个男孩能多问一个“为什么?”,起码第一个男孩的橘皮不用丢弃,也许还可以换来第二个男孩的橘肉。

“让游戏的规则复杂化并不是防止玩家钻空子的方法。不管规则如何复杂,都有漏洞存在,而一条简单的经验法则往往更可靠。”

——《混乱》第六章:监管机制

  • 前英国首相布莱尔执政期间,试图改进全民医疗服务制度(NHS),医改方案规定:病人电话预约成功后,医生必须在48小时之内给病人看病。然而,医疗资源是有限的,为了既不影响急救又不违反规定,医生们只能拒接电话,于是,有的病人抱怨给医生打了一周的电话都没人接。

  • 英国的医院曾经有这样的规定:救护车在接到市区范围内的急救电话后,如果病人情况十分危急,那么救护车必须在8分钟内抵达现场。布莱尔上台后,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规定。结果是,医护人员为了不违反规定,只能撒谎、作假。正在急救途中的救护车意识到即将超时违规,会索性赶急救还在时限内的病人,被超出时限的病人投诉时则辩解当时有其他紧急的病人;医护人员可以在病人的病情分级上打主意,由于8分钟时限针对危重病人,面临超时违规时,完全可以将病人的病情降级敷衍;交通堵塞时,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会兵分两路,由一位骑摩托或自行车先赶去现场;由于8分钟时限仅针对城市,管理人员还会抽调乡村地区的救护车来满足时限。

  • 为了监管银行以避免金融危机,人们制订《巴塞尔协议Ⅰ》来防止银行举债过重,但是协议的风险模型相对于银行所用的模型过于简单,银行可以轻易通过表面安全的投资逃避监管。于是,建立在银行风险模型基础之上,更复杂的《巴塞尔协议Ⅱ》出台,讽刺的是,该协议也会鼓励银行向表面风险为零而实际风险很高的资产上投资,协议签署四年后便爆发了史上最复杂的金融危机。危机之后,更保守更复杂的《巴塞尔协议Ⅲ》出台。

  • 雪崩源于降雪、气温、坡形和其他因素间微弱而复杂的相互作用,由于造成极大损失的雪崩发生频率也不高,这导致雪崩是一种难以预测的自然灾害。然而,滑雪爱好者们有一个简单有效的“雪崩迹象”检查清单,这份清单包括:过去48小时内该区域是否发生雪崩,表层积雪是否有融化迹象,过去48小时是否下过雪或阵雨等等。如果其中几项答案都是肯定的,说明滑雪者应该远离该区域,研究人员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绝大多数雪崩符合这份清单上的多项描述,也就是说这份清单非常有效。

  • 为了减少医生们对突发心脏病的误诊,研究人员设计了一套包括概率表和计算器的复杂的诊断指南。这份指南要求医生对胸痛病人做测试,然后查看概率表,再用计算器算出病人心脏病突发的概率。尽管有一些副作用,但是这套指南的确大大减少了医生的误诊次数。但问题是,这份指南使用起来太麻烦了。李·格林和他的同事将这份指南优化为三个问题,不需要概率表也不需要计算就可以判断病情,节省了急诊时间和医生的精力,这三个问题如此方便有效以至于很多医生都用它来判断胸痛病人的病情。

“雪崩和心脏病突发确实很危险,但是它们至少不会撒谎,也就是说它们不可能像人那样和规则玩捉迷藏。如果巴塞尔委员会接受了霍尔丹的说法,把其制定的数百页协议撕个粉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风险评估方法——银行的负债率(银行负债总额和其资本总额的比例),那么会发生什么呢?结果将会和布莱尔的“48小时”规定一样,银行迟早会找到漏洞。

“通过银行的负债率来评估银行的风险”这一标准只有在银行没有将某一具体比例作为目标时才能客观反映银行面临的风险;“有多少病人在预约之后的48小时之内得到了就诊”这一规定只有在医院和医生没有将48小时作为目标的前提下才可以客观反映医院的服务质量;同理,“有多少救护车在接到急救电话之后的8分钟内赶到了现场”只有在救护人员没有将此作为目标的前提下才能体现急救服务水平。也就是说,一旦我们试图把评估标准变成目标,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混乱》第六章:监管机制

工作、学习、生活中有形形色色类似上面的例子。管理层在感慨,公司的制度永远达不到最初构想的效果;老师要反复强调,作业和考试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政策制定者会发现,所有的措施都难以真正贯彻落实。我们不止一次发现:所有具体的管理举措,实行一段时间后都会失效——有的甚至从一开始就无效,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永远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不同于雪崩这种无意识的客观现象,所有的生命会对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而人类的反应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这种反应能够让人类与环境互动,从而推动进化,而进化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复杂。但是,这种复杂并不是在哪里都受到欢迎,《巴塞尔协议》从几十页进化到几百页,《多德-弗兰克法案》则达到了上万页,但是,谁能保证上万页的监管法案就能解决最初那个简单的问题呢?

既然我们追求的不是复杂,那不妨试试简单。如果我们抛弃细致的管理措施,通过几条精炼的原则能不能达到管理的目的呢?《混乱》给出了一个容易想象的简单方法:“考试”

“想一下考试是如何运作的。一个学生经过数月或数年的学习,累积的知识只有一小部分能在考场派上用场。1830年,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在设计公务员考试的时候,只设定了一个模糊的考试范围,不给具体的考题,这样有效避免了考生钻空子。如果要想脱颖而出,考生只能努力学习,争取样样精通。

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既不是厚重的各个版本的《巴塞尔协议》,也不是单独一条简单的标准。相反,我们应该尽可能定下数条标准,但是对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标准却不能做任何规定。就比如救护车,你可以保留“8分钟赶到现场的救护车占比多少”作为衡量急救服务的标准,但是,你还需要增加更多的标准:12分钟、20分钟或者6分37秒赶到现场的救护车占比多少;有多少病人因为没有被定义为“濒危”而失去了性命;乡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急救服务是否一致;等等。你可以定下数百条类似的简单标准,医院如果要造假的话,满足了一条也满足不了下一条。平时效率就很高的急救服务一般也不怕这些标准的考核。

但是这样做也有一个风险:如果急救服务摸清了每一个标准所占的比重以及最后的总分是如何打出的,他们也可能做手脚。所以,每一次评估时,监管机构千万不要一条一条全部查看,这样太过官僚主义,也太荒谬了。相反,监管人员可以随机挑选其中几条,然后再进行深入评估。

那如何有效监控银行风险呢?方法是“银行压力测试”,这是一种以定量分析为主的风险分析方法。首先假设一种情况,例如利率暴涨、货币贬值或者房地产市场崩溃,然后运用这一方法测试银行的抗风险能力。然而,这些测试太容易预测了,就好象提前通知了考生考题的测试。

这里可以借鉴边沁的方法,也就是让测试变得难以预测,这一方法被无数考官偏爱。英格兰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霍尔丹也觉得这是完全可行的。

“你去金融企业的时候,别提前打招呼,必须搞突袭。你可以对企业说‘我可以看一下你们针对……的压力测试吗?’”霍尔丹停顿了一下,想找一个例子,“针对你们的杠杆贷款组合?”

银行监管机构绝对不能给银行几个月的时间准备答案,监管人员应该坚持在数小时内就得到答复。如果银行及时给了一个满意的答案,“很好,六个月之后也就是下一次抽查再见。不过,也有可能是明天或者一年以后。”

霍尔丹说:“如果银行的答复不能让你满意,那就是一个污点。如果三次突袭检查都是如此的话,就让负责人卷铺盖走人。作为银行的主管,如果第一次抽查被问到杠杆贷款的风险测试结果,你说不上来,你还有机会。如果第二次抽查被问到新兴市场投资组合风险时,你依然无法提供满意的答案,接着第三次抽查被问到主权债务风险时,你仍旧一问三不知——你确定你能够胜任主管一职吗?”

……

英国的银行监管机构已经开始尝试要求银行提交信息,但是不会告诉银行这些信息会如何被评估。这很好。但是总的来说,大部分监管机构都不太能接受这一方法。既然将考核的时间随意化、考核的标准模糊化,要比一套整齐的、能够预测的标准管用,那为什么这些银行监管机构如此固执呢?

一种解释是这种方法会让监管机构滥用权力。然而,这一说法未必站得住脚。就像考试,考官会被多方监管以防止其滥用权力:所涉及课程的大纲会规定考试的大致范围;过去的考试会确定一个考核的框架模式;外部考官会确保课程内容与考试评估标准保持一致;如果学生质疑自己的分数,还可以提起申诉。其实医疗、金融和其他很多领域的监管机构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建立一个多方监管体系。

还有一种阴谋论,监管机构会因为自己的利益而故意设置一个漏洞百出的评估体系。负责评估学校教学质量或医院服务质量的监管部门同时也承担着提高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的职责;负责评估银行风险的金融监管机构同时也需要保证银行系统的安全。当布莱尔引入“48小时”规定时,他肯定也希望制造一些可以打动选民的数据。自然,这些规则的制定者希望制定的规则能够带来一些好看的数据,能够为其创造政绩,这样做省事,风险也低。要避免这一阴谋,必须正确区分标准和目标:标准是用来评估的,目标是用来实现的。

也许最简单的原因便是我们对模糊混乱的恐惧。人类生来喜欢整齐,我们需要对监管机构的监管程序了解得一清二楚,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突击检查确实是个比较麻烦的办法,”霍尔丹自己也承认,“但是,小打小闹的行政管理揽不住这瓷器活儿。你需要的不是一支庞大的军队,事无巨细,而是一支特警队,各个突击。”

一支流动性强、行动难以预测的特警队正是许多监管机构迫切需要的。”

——《混乱》第六章:监管机制

那么,最后对“考试”做个简单总结,就是:明确考试目标,模糊评估标准,让考试变得难以预测。一旦评估标准被考试熟悉,导致考试变得容易预测,考生的目标就会变成迎合评估标准,事情的性质就变了。瞧!多么简单的道理。

数学主要关注的问题是:给定特定的假设,这个命题是否成立?并且在很多学科中,比如物理学、化学和工程学等,数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统计学关注的是,找出当初不见于原始模型的东西。比如,许多人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从纯理论的角度发展得到的,但他说过,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他的相对论是基于经验观察。由于随着理解的深入,模型也需要随之改变,所以科学研究不可能始终一言以贯之。创新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交替使用归纳和演绎……

……

更一般地,创新的一些重要方法包括:

  • 演绎-归纳迭代

  • 横向思维

  • 跨功能讨论

  • 类比

  • 领导力

在应用这些方法时,我们不应该问哪种是最好的,而是应该准备好综合加以采用。

在采用爱德华·德·波诺的横向思维时,你不是通过在演绎-归纳路径上不断深入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找到一个新的方向。采用演绎-归纳方法的缺陷在于,你最终得到的方案可能已然被那些与你有着相似的教育背景、使用同一套相同的科学原理的竞争对手所想到。而采用横向思维,这种情况就不那么容易出现。

横向思维的概念可能通过举例更容易说明白。一个横向思维的简单例子是,假设一次网球赛有四十七名选手参加,并采用单败淘汰赛制,那么需要安排多少场比赛才能决出冠军?答案可通过枚举得到,但如果我们把着眼点放在输家,而非赢家上,答案就能很容易地得到。只有一名最终的赢家,所以会有四十六名输家,这也就是需要安排的比赛的场数。

一个很好的横向思维的统计学例子出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场讨论会上,当时梅韦尔·马勒讨论了一种通过分段逼近正态曲线来生成正态随机变量的方法。这种方法非常复杂,不好弄,看上去应该有更简单的方法。这让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正态分布,有什么东西是均匀分布的?”对于两个相互独立的正态随机变量,以这两个变量为坐标的随机变量的角度及其长度的对数是独立且均匀分布的。所以这提供了一种生成一对随机正态变量的方法。(描述这个结论的两页纸论文在谷歌学术上已经被引用了将近一千四百次。)

横向思维的这些应用称不上震惊世界,但思想有时可以。比如,达尔文的演化论。每个人都能看出,生物是如何令人惊叹地适应了各自所生活的环境,所以似乎很明显,这必定是智能设计的结果,一个超级大能对每种生物进行了量身定制。但通过横向思维,达尔文意识到,所以这些只需通过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就可以解释。

另一个横向思维的例子是R·A·费希尔对n维几何的应用。这立刻引出了众多成果,包括相关系数的分布、自由度、正交性、独立离差平方和的可分解性、方差分析、充分统计量的概念、回归分析的发展,以及对于高斯的最小二乘法的更好理解等。

横向思维是反直觉的,通常会受到习惯思维的抗拒。这一点也很容易理解,毕竟我们长久以来都被训练成认为演绎-归纳模式是唯一的问题解决方式。因此,达尔文和费希尔的思想一开始都颇受争议。

小组讨论也可以极大地帮助催化发现过程,特别是,如果这个小组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学科。约翰·阿代尔就讨论过如何组织团队才能使之最为高效。彼得·斯科尔特斯等人也从多个层面描述了如何能使这种方法更为有效。

小组讨论非常重要,不仅在于它本身,还在于它是连接其他创新方法的必要纽带。因此,比如德·波诺的“六顶思考帽”方法可以被视为一种帮助进行横向思维的方式,或者一种促进小组讨论的方法。

进行小组讨论时,畅所欲言和相互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有潜在价值的思想可能就冒不出来。很多人已经指出,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团队来说,几乎没什么工作与玩耍之分。

成功团队所应具有的特质在我家举办多年的“周一晚啤酒讨论会”上就体现得很明显。之前已经提到过,参与讨论会的学生和老师来自许多不同的院系,有的还来自产业界。并且他们在一个开诚布公的氛围中讨论问题,交换思想。在很多参与者看来,讨论会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学习经历。

另一种有用的创新方法是类比。比如在ICI,一种改进生产过程的方法是进行经过设计的实验,但大规模实验非常昂贵,并且会破坏正常生产,而小规模实验有可能会误导人。我是利用一种图像化方法,通过一个龙虾品种的想象的演化过程来向ICI的高管介绍演化式操作的思想。这种统计操作可以帮助获取关于如何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改进产品的信息。在演化式操作中,通过持续不断地对正常生产条件做微小的改变,我们就能够在日常生产过程中改进工艺条件,使之趋向更好的设置。这种操作还可以用来跟踪移动的最优解。

但如果没有合适的领导力,所有这些努力都会劳而无功。毫无疑问,很多人曾帮助爱迪生发明电灯,很多水手曾帮助纳尔逊勋爵赢得特拉法尔加海战,很多工程师和科学家曾帮助乔布斯研发iPhone。但如果没有这些领导者,所有这些成就都不会发生(至少不会在那个时候发生)。斯科尔特斯写过一本很有用的关于有效领导力的书。

几年前,我收到一封来自印度的信。写信者说他是一名学生,名叫苏伦达·纳拉辛汉,他非常渴望能在我的指导下学习。我回信解释说,我已经退休,不再指导博士生了。但他回复说,他并不在意这些,他只想有机会在我身边。他获准了三年签证,并被麦迪逊分校的工业工程学博士项目录取。他学得很快,并且很有帮助。

苏伦达拿到了临时签证,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他还面临着一个严重问题。他需要借入美元来支付学费,但如果毕业后回到印度,以那里的薪资水平,他恐怕需要一辈子来还债。但令人高兴的是,他在威斯康星的科勒公司的质量控制部门找到了一份工作。公司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就向美国移民当局为他申请了工作签证。苏伦达在科勒越做越好,所以他们又为他弄到了绿卡。他也很容易地就偿还了贷款。

在2010年,我们合写了一篇论文,其中引入了一种对于质量控制图的根本性改变。论文刊登在《质量工程学》期刊上,并获得了当年的布伦博奖,这个奖旨在表彰当年刊登在美国质量学会(ASQ)旗下期刊上的所有论文中,对治疗控制领域做出最大贡献的一篇论文。

实践与理论之间的迭代以及新思想的创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有时一些广为接受的思想也需要重新加以反思。对此的一个例子就是质量控制图。它们最早由休哈特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它们背后的过程模型是,数据被假定绕着一个固定的均值以随机的离差上下波动。但事实上,没有哪个系统的行为表现出这样的方式。在真实的过程中,均值以及对于均值的偏离的大小和性质都不是固定的。在我们的论文中,苏伦达和我指出,非平稳的整合移动平均(IMA)给出了一个更符合现实的模型。这个模型的核心重要性曾由约翰·穆特在1960年最早加以阐述。由此我们提出了一个更符合现实的指数加权平均质量控制图。”

——《统计学大师之路:乔治·博克斯回忆录》

《特斯拉:电气时代的开创者》所讲述的天才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的故事,是令人难忘的。

一方面,这位“愿意特立独行地思考”的发明家凭借其“狂野而强烈的本性”(即想象力和分析能力),向我们诠释了“颠覆性创新”。不同于工程师和经理人的“客观理性”——秩序就“在那里”,他们只需要找出其中的模式,发明家和企业家使用“主观理性”——秩序来自内心,他们试图将此秩序应用于外部世界,“当发明家和企业家试图将内部秩序强加于外部世界时,新想法和新的颠覆性技术就出来了。”

另一方面,“特斯拉这种天马行空的梦想家”的构想太宏大,尽管他“几乎是不经意地做出”诸如特斯拉线圈、调谐电路等实用工具,却没能聚焦于任何一款具体发明上,如果没有佩克这样的商业伙伴,我们甚至怀疑特斯拉是否能将交流电动机专利成功出售给西屋公司。此外,也许是由于梦想的非理性刺激,“当特斯拉需要对各种可能性保持开放态度的时候,他只是满足于少量证实性证据。”这最终酿成了悲剧。

最后,在向西屋公司兜售特斯拉电动机时,佩克老练的商业技巧也给人留下深刻影响——他根据受众特征设计了不同的演示方案,将特斯拉团队的商业利益做到了最大化,以至于“对特斯拉来说,最大的“假如”是,假如佩克没在1890年去世会发生什么。”可见,杰出的商人对于天才发明家的成功也至关重要,两者相互依存:“商人使发明家的梦想“接地”于已有的商业实践和期望,但同时发明家也“启发”商人看到技术中新的可能性。”

不过,这本书仍然没有回答读者必然关心的一串问题:无线电照明和电力应用到底是否可行?特斯拉设想并建造的沃登克里弗塔这样的设备到底能否无线传输电力?凭借经验,我们倾向于认为不可行——如果可行的话,为什么近百年后,我们的生活中仍然没有看到这些应用呢?但这到底是为什么?特斯拉的构想在哪里出现了问题?……

特斯拉的故事读来让人唏嘘,明明是一位天才发明家,发明专利众多却名利无收,最后怀着粒子束武器的科幻梦想在酒店里孤老此生,所以以上内容不吐不快。但是说到实用,我认为特斯拉向佩克和布朗展示的哥伦布蛋最有意思——尤其对于需要向受众做演示的人而言,“抓住受众的想象力”是最重要的——我们也可以由此联想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演讲。

“佩克和布朗深知电气工业的这种趋势。他们知道人们对电动机的兴趣日益增长,然而没人确信未来属于交流电。因此,当佩克和布朗鼓励特斯拉研究电动机时,他们并不热衷于让他做交流电动机。就他们所知,交流电可能只是一时的风尚——的确有趣,然而难以完善。如果特斯拉能专注于有现成市场的直流电动机,或许会更好。

在与佩克和布朗讨论交流电动机计划的几次令人气馁的会议之后,特斯拉意识到,是要做一个令人侧目的演示的时候了。向布朗展示鞋油盒在旋转磁场中转动是不够的,特斯拉需要做出一些能抓住支持者想象力的事情。

因此,在下一次会议上,特斯拉问佩克和布朗是否知道哥伦布的鸡蛋的故事。根据传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的宫殿上以竖鸡蛋的挑战驳斥了批评者。在嘲笑者们不能把鸡蛋竖起来之后,哥伦布轻轻打破鸡蛋的一端就把它直直地竖了起来。伊莎贝拉被哥伦布战胜批评者的智慧打动了,于是典当了珠宝以资助哥伦布的船队。

当佩克和布朗确认他们听过这个故事时,特斯拉提议说,他能不打破鸡蛋壳就把鸡蛋竖起来。如果他能比哥伦布更胜一筹,那么佩克和布朗会愿意资助他的交流电实验吗?“我们没有王冠上的宝石可以典当,”佩克回答说,“但我们的鹿皮钱包里还有几个硬币,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你。”

为了获得这些硬币,特斯拉把四线圈磁铁固定在木头桌子下,并准备了一个镀铜的蛋和几个球。当佩克和布朗下次来到实验室时,特斯拉把铜蛋放在桌面上,并在磁铁上加载了两个异相电流。令人惊讶的是,蛋站起来了,而当蛋和球在桌面上自己旋转起来时,佩克和布朗更加目瞪口呆。看起来像是魔术,不过特斯拉马上向佩克和布朗解释说,蛋和球是由于旋转磁场才旋转起来。被这个演示深深打动的佩克和布朗成为了特斯拉交流电动机工作的热心支持者。

这件事告诉特斯拉,发明者需要具备一定的表演技巧以为其创造物创建恰当的幻想。人们不会投资于用鞋油罐做的发明,但他们会投资于能抓住其想象力的项目。为了吸引人,通常需要利用在特定文化中具有影响力的隐喻、故事和母题——就像特斯拉这次借用哥伦布的故事。一旦把佩克和布朗吸引过来,特斯拉接着就能让他们思考其电动机的商业潜力。”

——《特斯拉:电气时代的开创者》第四章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接受公理呢?既然人们一直都坚持什么都要数学证明,那我们怎么能不加证明地接受如“过不同的两点有且仅有一条直线”这样的公理呢?”

——《技术进化史》第3章

在讨论法国数学巨匠亨利·庞加莱给出上述问题的一个答案时,本书作者讲述了这样一个颇有趣味的故事:

一位探险家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发现了会讲法语的居民群体,传说是在很久以前,一艘法国船只在小岛附近发生了海难,岛上的居民就是船上水手的后代。但奇怪的是,岛民说他们会捉空中飞的鱼来吃,这种鱼有两只翅膀、两个爪子和一个尖嘴,既会做窝也会唱歌。探险家试着解释:鱼生活在海里,有鳞有腮,不会发声,但是反而逗笑岛民。探险家终于明白:海难发生后,岛民所说的法语与大陆所说的法语都发生了演变,于是岛民所说的“鱼”其实是“鸟”。

现在问题来了,探险家是如何搞清楚岛民所说的“鱼”这个词的意思?大致有三种方法:

  • 第一种方法是,让岛民指给他看一只“鱼”,如果对方指的是一只鸟、一条蛇或一只蛙,他就可以明白这个词的意思。但是这种方法只适用于表示具体事物的词,而无法用于理解“团结”、“交换性”这种词的意思。

  • 第二种方法是,让岛民给出“鱼”这个词的定义,或者从岛民语言的词典中找出定义。但是这种方法也需要知道用以解释这个词的其他词语的意思,否则就要先查询用来解释的词语的含义。

  • 第三种方法是,问岛民一些关于“鱼”这个词的命题,看看他们认为哪些命题成立。

探险家采用了第三种方法,他发现岛民认为“鱼在天上飞”、“鱼有两种翅膀”等命题成立,就这样理解了“鱼”真正的意思。

“哲学家正是这样定义了“含义”一词的含义:一个词的含义就是与该词相关的所有真命题的集合。因此,我们无法孤立地定义某个词的含义,虽然词典让众人以为这是可能的。语言中所有的真命题同时定义了所有词的含义。命题“鸟在天上飞”成立这件事同时对“鸟”“天”和“飞”这三个词的定义有所贡献。更确切地说,定义了语言中词的含义的并不是所有真命题的集合,因为这个集合无穷大而且还很复杂。而确定什么命题成立的那些标准,才真正定义了词的含义。对于数学语言而言,这些标准就是公理和演绎规则。

这一思想就回答了为什么我们接受公理的问题:我们接受公理“过两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是因为这一公理本身就是“点”“直线”“过”这些词定义的一部分。

这个答案是由庞加莱提出的,比传统的答案更让人满意。只要我们搞清楚“点”“直线”“过”等词的含义,这一命题很显然就成立了。自庞加莱以后,我们就了解到,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些词的含义,这条公理就奇迹般地成了一个看似显然的命题,而是因为公理恰恰是这些词定义的一部分,我们才认为它成立。

这种对于定义的理解,解决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中因定义“点”的概念而带来的一个古老问题。欧几里得对“点”的定义相当模糊:“点是没有部分的东西。”然后,他提出了各种公理并证明了各种定理,却从来没有用到过“点”的定义。那么这个定义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在庞加莱看来,这个定义根本没有用——“点”这一概念的真正定义并不在这句含义不明的话里,而在于几何的公理之中。”

——《技术进化史》第3章

统计学是研究如何通过数据处理来获取结论的学问——尽管目前看来这门学问还只是各种数据处理方法的汇总,但是不可否认,多数情况下,这些方法已经人类在是现实中能够做到的最好程度了。最近看过的书中,讲解概率、各类统计分布、实验设计等内容的不少,但是就调查问卷这一具体数据收集工具而论的不多,《漫画统计学之因子分析》刚好有所涉及,虽然内容很简单,甚至原则更简单:调查者想清楚需要通过问题获取什么信息,在此基础上站在问卷受访者的角度来设计问题即可。但是,我认为这些内容仍然值得一看。

调查问卷的最佳结构:

询问“现状”(是否接触过、是否拥有、什么时候买的、在哪里买的,等等)

——>

询问“意识”(满意或不满意之处、满意或不满意的理由、价值观,等等)

——>

询问“属性”(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收入、最高学历、家庭结构,等等)

“在调查问卷中,首先要询问受访者的行为或经验这些“现状”层面的东西,接下来在询问感觉啦、想法啦这些“意识”层面的东西,最后再询问“属性”层面的东西。这样的结构才是最佳结果。”

——《漫画统计学之因子分析》第2章

至于为什么要如此设计,原书有简单的说明,我们只要站在回答者的立场上想一想,也很容易明白,例如:如果先问性别、年龄等“属性”,回答者就会想问什么要问我的隐私?同样,如果回答者都没有接触过这种产品(“现状”),如何知道是否满意(“意识”)呢?

调查问卷的设计问题:

1.问题的分类:

  • 单项选择题:几个问题的选项相同时,可以做成表格共享选项,从而节省纸张。

  • 多项选择题:避免让受访者必须浏览全部选项才能作答,从而增加负担。

  • 数量题(需要回答具体数值的问题):用方格将每一位数字分开,避免受访者书写错误。

  • 文字题(需要自由作答的问题)

2.应当避免的问题:

  • 避免对过于隐私的问题问得太具体。

  • 避免表达不明确的问题,而应当询问得具体些。例如:询问红茶的价格如何?而不是笼统的价格如何?

  • 避免同一个问题包含两层以上的意思。例如:询问服务生的态度如何?而不是服务生的制服和态度如何?

  • 需要仔细斟酌排序的问题。例如:让受访者按照喜好程度给红茶排序,需要考虑到两种红茶喜欢程度相同的情况。

  • 避免诱导回答的问题。

  • 避免等级程度太多的问题。

  • 评分的问题要避免给受访者造成困扰。例如:没有对分数间隔定义、没有对最高分最低分设定标准、没有配图说明等。

  • 征集自由回答的问题也需要避免让受访者不知如何作答,并且避免各种千奇百怪的答案给后期处理数据造成巨大的负担。

《数理统计学简史》相对于我的阅读目标而言,内容显得有点深,但是其中的一段话令人印象深刻:

一部数理统计学的历史,就是从纵横两个方向对算术平均不断深入的研究的历史,纵的方面指平均值本身。伯努利及其后众多的大数律、狄莫弗-拉普拉斯中心极限定理、高斯的正态误差理论,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对算术平均的研究成果,如今成了支撑数理统计学这座大厦的支柱……

除算术平均外,在统计方法中处于次一位重要地位的量是方差(标准差),但方差不具备平均值所有的独立品格,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平均值精度研究的需要而引进。

从横的方向来看,是指有许多统计方法,看似与算术平均很不同,但从某种意义上看,是算术平均思想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点到本章的主题——最小二乘法。”

——《数理统计学简史》第4章

在《统计学漫话》的第4章“平均值与比率的精度”中,当我看到作者为了讨论用样本平均值去估计总体平均值的精度问题时,而引入了方差,特别是在例题中将各种情况下的样本平均值一一罗列出来时,样本平均值的概念突然就不再是公式里那个死气沉沉的结果了,通过推论的方式,最终得出了样本平均值的方差与原总体方差关系的重要结论——这结论又是小岛宽之先生在《极简统计学》中推导许多结论的前提。

以前总不明白F分布到底是什么?《统计学漫话》的第9章“方差分析法”终于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而这种解释的基础是将方差分解为各种因子和随机误差的线性组合,不同于《漫画统计学之因子分析》这样直接引用结论的书,本书直接向读者展示了如何分解的操作过程,这体现在随后的“完全随机化设计”中:通过将数据分组求平均值、对所有数据求平均值,再做进一步推导的处理思想。

上述过程中,方差似乎与平均值无关,然而,《极简统计学》第二章附录中关于取平均值方法的讨论,可以让我们看到:方差其实也是一种平均值。并且与《数理统计学简史》作者认为方差重要性不如平均值的观点不同,《极简统计学》的作者在序章中就表明“本书最重视标准差”(标准差就是将方差开方所得)。尽管如此,作为读者,我却认为这几本书的互补性很好。

就这样,经过上述知识的熏陶,我发现,原本以为简单的平均值其实一点都不简单,甚至连这些平均值最基本的分类及其对应的用途,我都没有完全搞清楚。所以,《极简统计学》关于平均值的讨论仍然让我长了不少知识。

小时候一直认为平均值就是“两数相加的和除以二”——算术平均值,后来听说过几何平均值,但是因为实际中没有用过,逐渐将其定义也忘记了,再后来学概论统计知道了中位数、众数的概念——并且掌握了用途,如今,通过《极简统计学》才知道,平均数的大家庭里原来还有均方根、调和平均数。

下面以x和y分别表示两个数,

“这些平均值全都存在于x和y之间,实际上也就是选出某一个数的操作。根据平均的方法,选择的数值各不相同,但都是“选出x和y之间的某一个数”。至于哪个数更“适合代表x和y”,取决于“想通过全部数据知道什么”。即以用途来区别使用就可以了。

如果“想在合计的意义上保持其本质”应该使用算术平均数;如果是“对待成长率等情况,想在乘法的意义上保持其本质”则使用几何平均数;另外,对待“速度”应该使用调和平均数。

比如,思考一下两个考试分数——10分和90分的平均数。

算术平均数是(10+90)/2=50

几何平均数是(10×90)^(1/2)=30

均方根值是[(10^2+90^2)/2]^(1/2)=64.03

调和平均数是2/(1/10+1/90)=18

(每个都是在10和90之间的数)。

因此,如果这两个分数是你两次考试的结果,那么告诉父母的时候,说均方根值可以使他们看到更大的平均值。另外,当自己考了10分,朋友考了90分的时候,告诉父母调和平均数,就可以辩解说“自己的成绩10分虽然很差,但平均18分说明大家都很差”。”

——《极简统计学》第2章

以下对上述平均值的理解做个说明:

  • 调和平均数:2/(1/x+1/y),将x理解为去程的时速,y理解为返程的时速,调和平均数就是平均时速。单程按照1公里来算,去程花费的时间为1/x,返程花费的时间为1/y,往返2公里花费的时间就是1/x+1/y,所以平均时速就是2/(1/x+1/y)。

  • 均方根值:[(x^2+y^2)/2]^1/2,对比方差的公式即可发现,假设有两个数a1和a2,两者的算术平均值为b=(a1+a2)/2,如果令x=a1-b,y=a2-b,则原式正是将方差开方得到的标准差。

  • 几何平均数:(x×y)^1/2,例如:某企业的销售额某年增长了50%,次年减少了4%,即x=1.5,y=0.96,那么从这两年来看企业的增长率即为(1.5×0.96)^1/2=1.44^1/2=1.2,即20%。也就是与连续两年各增长20%的结果相同,即1.2×1.2=1.44,表示连续两年各增长20%,销售额达到最初的1.44倍,这与第一年增长50%,第二年减少4%的结果一致,因为1.5×0.96=1.44。事实上,根据复利的计算公式,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几何平均数算出来的正是按照复利计算的年增长率。

《一本书读懂财报》是一位投资人士推荐我阅读的,推荐理由是:“与XX那本相比,这本书写的更通透一些。”我读完之后,的确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对财务报表,甚至金融理论的清晰理解——知识在这里基本是是连贯而非孤立的,故摘取其中部分观点以作记录。

一、什么是企业的营运能力?

“企业的投资回报决定于效益和效率两个方面,效益可以用净利润率和毛利率来表示,效率则可以通过总资产周转率表现……

……一般来说,用收入除以某项资产得到该资产的周转率。例如,用收入除以总资产,就得到了总资产周转率;用收入除以应收账款,就得到了应收账款的周转率;收入除以流动资产,就可以算出流动资产的周转率;收入除以固定资产,就得到了固定资产的周转率……

……虽然用收入除以存货的方法计算存货周转率并非不可行,但现实中存在着一种更为常见的方法——用成本除以存货。因为在被售出之后,存货就转化成了营业成本,所以人们更习惯用成本除以存货的方式计算存货周转率。

……

……流动资产的周转率其实是由各项流动资产周转率加权平均决定的,按它们在总资产中所占比重来加权。”(注:根据我的理解,此处应该是“按它们在流动资产中所占比重来加权”。)

——《一本书读懂财报》92页起

二、为什么流动比率等于2时,美国企业纷纷破产,而中国企业仍然生存?

流动比率是企业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反映企业短期偿债的能力。根据原书98页的图——美国健康企业与破产企业流动比率的对比,可以看到,美国企业的流动比率降低到2左右时,从相关性来看这样的企业就会破产,但是大多数中国企业的流动比率都在1到2之间,这些中国企业都活得好好的,原因何在?

“奥妙就在于短期借款。在中国,企业往往不用流动资产变现来偿还短期贷款,而是用新的借款来还,也就是借新债还旧债,借款本身实现了自我循环。在这一的模式之下,除非它所在的整个行业都完蛋,银行突然停止贷款,否则它还是能活得好好的。说穿了,短期借款其实变成了长期借款的一种替代方式,需要通过变现流动资产来偿还的负债其实不包括短期负债。

因此,虽然用所有流动资产除以所有流动负债得出的流动比率可能很低,但用流动资产除以扣除了短期借款的流动负债,得出的流动比率就没有那么低了。”

——《一本书读懂财报》98页

三、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是什么?

我们用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得到的流动比率可以用来衡量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但是却无法用长期资产除以长期负债来衡量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原因在于:

“当我们用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的结果来衡量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时,我们假设企业是用流动资产变现得到的现金去偿还流动债务的,这个假设也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可如果用类似的方法衡量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言外之意就是假设企业用长期资产变现得到的现金偿还长期负债。什么是长期资产的变现?只能是把厂房、设备等都卖了。如果一家公司连自己的厂房、设备、办公室和品牌全都变卖了,那它一定不是想偿债,而是想关门。因此,别说是聪明的会计,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会计都不会用这样的方式衡量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

那到底如何衡量长期负债的偿债能力呢?负债的偿还,包含本金和利息两个维度;偿债,也包含偿还本金和偿还利息两个维度。想要衡量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就要从这两个角度入手。”

——《一本书读懂财报》99页

沿着以上思路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

  • 利息收入倍数(也称利息保障倍数)可以用来衡量企业偿还利息的能力,它是指企业息税前利润与利息费用之比。其中,息税前利润是指扣除利息、所得税之前的利润,简称EBIT。

  • 资产负债率(也称财务杠杆)可以用来衡量企业偿还本金的能力,它是指企业负债总额占资产总额的百分比,反映了债权人向企业提供信贷资金的风险程度,也反映了企业举债经营的能力。

最后,利息收入倍数和资产负债率不止被用来衡量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也是企业整体偿债能力的衡量指标。

四、如何理解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一本书读懂财报》134页起,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是指以企业获得的各种资本在企业全部资本中所占的比重为权数,对各种资金的资本成本加权平均计算出来的资本总成本。WACC可用来确定具有平均风险投资项目所要求的收益率,也是衡量一个公司是否赚钱的及格线。

例如:C公司40%的投资资本来自债权人,60%的投资资本来自股东,债权人的贷款利率为7%,而企业所处行业的平均盈利水平是12%,那么,不考虑税收的情况下,可以计算出这个企业的投资资本成本为40%×7%+60%×12%,这个结果就是“WACC”。

但是,现实中往往还要考虑税收的影响。假设A和B两家公司的EBIT为100元,且二者所得税税率均为25%。但是,A向银行借了钱,所以要向其支付20元利息,而B没有。这时,B的净利润为EBIT-T=100-25=75元,A的净利润为EBIT-I-T=100-20-(100-20)×25%=60元。

这里,A比B多付了20元利息,净利润却只比B少了15元,原因在于A少缴纳了5元所得税。因此,A虽然向银行付了20元利息,但实际承担的成本只有15元,其余5元的成本实际由政府税收承担。这是因为企业通常是在利息支付后才缴纳所得税,所以支付利息可以减少企业的税前利润,从而减少其所要缴纳的所得税,故而利息越高,所得税越少,这被称为“利息的税盾作用”。

如此一来,如果银行贷款的利率为7%,由企业承担的实际贷款利率绝达不到7%。因为企业要支付给银行的利息被分为以下两部分:和税率相等的部分由政府承担,即20元利息的25%,是为5元;而剩余的部分由企业承担,当为20元利息的75%,是为15元。因此事实上,由企业承担的利息成本应该是7%×(1-所得税税率),答案为5.25%。

因此,上例中C公司的投资资本成本,确切说就是WACC应当为:40%×7%×(1-所得税税率)+60%×12%。

五、为什么利润表通常比现金流量表更重要?

“企业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现金支出,我们可以大致把这些现金支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未来有用的,比如说购置设备;一类是只和当下有关,投放广告就属于这种类型。无论这笔支出与什么有关,现金流量表都会体现出来,但它究竟会出现在利润表还是资产负债表上,就要看这个支出是和未来有关还是和现在有关。对未来有用的支出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通常会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和现在有关的支出则是一个费用,会出现在利润表上。

我们曾经说过,三张报表分别构建了两个体系,一个体系由现金流量表构成,另一个体系由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共同构成,这两者都记录了企业所有现金的流入和流出。但在现金流量表上,我们不需要考虑这个支出跟未来有没有关系;而在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构成的体系当中,我们则以经济活动是否与未来有关为标准,将它们各自反映在两张报表上。实际上,两个体系描述了同样的经济活动,但它们各自描述经济活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因此,相比现金流量表所提供的体系,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构成的体系提供了一个额外信息,即每个经济活动是不是和未来相关。很显然,“跟未来有没有关系”这个信息对于企业做出决策很有帮助。

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利润是比现金流更重要的信息来源。”

——《一本书读懂财报》176页

六、什么情况下现金流量表比利润表重要?

“之前我们提到,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所共同构成的体系之所以优于现金流量表的体系,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额外信息,而这个信息关乎企业的未来。因此,说利润表比现金流量表更重要,这个信息就一定得是正确的。如果这个信息本身就是错的,那么整个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赖以生存的基础就不存在了,这个报表提供的信息也就失去它真正的意义。

我们知道,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包含了每笔支出是否对企业未来有用这样的信息;对未来有用的支出被记在资产负债表上,和未来无关的支出被记在利润表上。这个是否与未来相关的判断就决定了企业的资产有多少。因此说这个信息正确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关于资产有多少信息是正确的。但在现实情况中,经常会有资产信息不准确的情况发生,比如应收账款收不回来、存货卖不掉、固定资产过时等,这些都会导致资产的减值,从而使资产信息不再准确。一旦这些减值的东西仍在报表里作为资产出现,它便将直接导致利润信息出错,这个时候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就双双“阵亡”,紧接着,依据这个体系对企业的判断也会发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现金流量表所提供的信息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

有人说,对于企业来说,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最重要的目的,因为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赚钱,所以利润重要;但也有人说,现金为王,现金出问题,公司也就完了,所以现金流重要。

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呢?当我们谈到利润最大化的时候,本质是在说企业追求收益的重要性;而我们说现金为王时,则是在说企业需要关注风险。

因此,当我们讨论利润和现金流哪个更重要时,我们其实讨论的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追求收益重要,还是控制风险重要?

收益和风险永远是矛盾的,企业在追求更多收益的同时,必然承担了更大的风险。

……

说来说去,两个企业其实联合起来告诉了我们一个统一的结论:当一个企业遭遇巨大风险的时候,关注风险是第一位的,现金流对它来说更重要;当企业经营活动的风险在相对可控的范围内时,利润就显得更为重要。

利润和现金流那个更重要,首先和企业所处行业的风险特征有关;再者,同一个企业在不同时期,对利润和现金流的重视情况也会发生变化。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很多企业会特别关注现金流;而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它们又会格外关注利润。这正好反映了以上道理。”

——《一本书读懂财报》177页起

可见,我们关注企业现金流的目的是为了排除/控制风险,在此基础上,才应该关注利润,否则,即使企业的利润再高,风险可能会让企业一夜破产,或者让企业所谓的利润化为泡影。而风险是时刻存在的,我们永远无法准确预测风险。

“假设你花100美元买了某一特定股票。不幸的是,你持有它的第1年它下降到了50美元,你持有的第2年它上升回到100美元,使得你回到了开始的地方(没有任何股利支付过)。

你从这项投资中得到的平均收益是多少?常识使得你认为平均收益必须刚好等于0,因为你一开始有100美元,结束的时候也是100美元。但是如果我们逐年计算收益,我们发现你在第1年损失50%(你损失了一半的钱)。第2年你赚了100%(你的钱翻倍了)。你在这两年的平均收益因此是(-50%+100%)/2=25%!

究竟哪个是正确的,0或25%?答案是两个都正确;它们回答了不同的问题。0被称作几何平均收益(geometric average return),25%是算术平均收益(arithmetic average return)。几何平均收益回答的问题是“你在一个特定期间的平均每年复合收益是多少”,算术平均收益回答的问题是“你在某一个特定期间的平均年份的收益是多少”。

……

一般来说,如果我们有T年的收益,这T年的几何平均收益用这个公式计算是:

几何平均收益=[(1+R1)×(1+R2)×…×(1+RT)]^(1/T)-1,

上式中,R为各年份的年收益率。

……

当我们观察历史收益的时候,几何平均收益和算术平均收益的差别并不难理解。换句话来说,几何平均告诉你,在按年进行复利的情况下你平均每年实际赚多少。算术平均告诉你,在一个有代表性的年份赚多少,并且这是分布平均值的无偏估计。几何平均对于描述实际的历史投资经验非常有用。算术平均在你未来进行估计的时候有用。”——《公司理财》第10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