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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理解收入和利得的区别?

收入,总流入;利得,净流入。所以主营业务销售时要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同时结转(借既)主营业务成本。对于利得性质的分录不需要如此操作。

二、存货跌价准备与固定/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区别是什么?

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内的受资产减值准则约束的资产,其减值准备=原值-累计折旧/摊销-可收回金额,且不能转回。但是存货跌价准备=存货成本-可变现净值,且能够转回。所以,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可以用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比较来确定,存货跌价准备不能用账面价值和可变现净值比较来确定(因为存货跌价准备能够转回)。

三、如何理解在通胀环境下,先进先出法计量的存货会高估低估售出存货的价值,高估期末存货的价值?

对于存货,先进先出法、移动加权平均法、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中,市价为上升趋势时,先进先出法会使期末存货价值更接近于市价,这会导致低估发出存货价值(高估当期利润),高估期末存货价值。原因在于:起初存货+本期购入存货=本期可供发出存货=本期售出存货+期末存货。

四、如何理解存货的成本、跌价准备、资产减值损失?

存货的成本通常指其原值,当原值大于其可变现净值时,需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当年计提跌价准备的存货未售出时,相应的资产减值损失会影响当年利润,次年售出的存货,需要将资产类科目结转到业务成本,也就是将原值、存货跌价准备(即存货的账面价值)结转到业务成本。

五、具有融资性质的固定资产购入,如何计算期初应付本金余额?

具有融资性质的固定资产购入,期初应付本金余额=期初长期应付款余额(本金+利息)-期初未确认融资费用余额(利息)。

六、如何理解“长期应付款”和“未确认融资费用”?

“长期应付款”可以被理解为本金+利息,但既不是现值也不是终值,而是各期终值的和,同理,“未确认融资费用”被理解为利息,也是各期利息的和,但并非现值或终值。在处理相关会计问题时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计算时所用的现值是按照同样的利率将终值折现所得,并且各期与“长期应付款”、“未确认融资费用”中的各期相对应。

七、如何理解对资本化和费用化的问题?

固定资产资本化还是费用化的问题,费用化可以直接降低当期利润,资本化也会影响利润,但是通过累计折旧分摊到多个会计年度,也就是对当期利润的降低更小,所以企业将应该费用化的资本化了,就是美化利润;将应该资本化的费用化了,就是隐藏利润。

八、投资性房地产改扩建时为什么不转入“在建工程”?

投资性房地产金额通常较大,转入在建工程后对财务报表的列报会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不同会计期间报表比较,故转入明细科目:投资性房地产—在建。

九、资产组减值测试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资产减值准则中,涉及资产组无法取得公允价值减去相关费用的余额时,以未来现金流量作为各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各个资产组的现金流量现值之和,不可能超过整体公司(含无法合理分摊到各资产组的总部资产)的现金流量现值——否则那部分无法合理分摊的总部资产的价值就会是负数,因此,做减值测试时就要先测试各个资产组(含可合理分摊的总部资产),然后据此调整各部分资产组的账面价值,然后再用调整后的账面价值和,加上无法合理分摊的总部资产账面价值(没有参与第一次的减值测试),再和总体的现金流量现值比较,如果需要做第二次减值测试,则按照前述调整后的账面价值和无法合理分摊的总部资产账面价值(没有参与第一次的减值测试)的比例,做第二次减值测试。

十、合并财务报表中,列示的商誉是否为所控股子公司全部的商誉?

否,合并财务报表中,子公司的所有资产都被体现在报表中,例如:母公司对子公司控股80%,则子公司剩余20%体现在少数股东权益中。除了商誉,目前对这个项目采用母公司理论,故只体现母公司所持股份对应的商誉,如果按照实体理论,全部商誉都应该体现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十一、为什么印花税不通过“应交税费”科目核算?

非直接通过税务局缴纳的税金,不通过“应交税费”科目核算,例如: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关税、进口时的消费税。

十二、什么情况下用“税金及附加”科目?

“税金及附加”属于损益类科目,需要核算营业利润时才需要使用此科目。

十三、企业债券的发行费用为什么要冲减发行价格?

因为企业发行债券会形成负债,而发行费用是费用类科目,两者的借贷方向相反(负债表示企业所控制资源的来源,费用表示企业所控制资源的用途),所以费用会抵减发行价格。类似的,企业发行股票(属于所有者权益),发行费用也会抵减发行股票所得(抵减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对于资产类的费用则会叠加计入初始成本,例如:企业通过共同控制、重大影响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资产),直接相关费用被计入初始计量的成本中。

十四、外购商品作为非货币性福利发放给职工时,为什么不能确认收入?

企业自产的产品(有加工行为)作为非货币性福利发放给职工时,视同销售,企业要确认收入(同时结转成本),并将销项税额计入发放给职工的非货币性福利;但是企业将外购商品作为非货币性福利发放给职工时(需要将进项税额转出,计入发放给职工的非货币性福利),并没有加工行为,所以不能确认收入(否则企业可能操控收入)。

十五、企业领用自家生产的产品作为在建工程所用的材料,是否应当视为销售(确认收入)?

不能视为销售(确认收入),因为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并没有离开企业这个主体。

一、会计中的“借/贷”到底意味着什么?

最近在学习会计,作为初学者的困惑,首先就在于奇怪的“借/贷”记账方式,不同于我们习惯中理解的“增/减”记录方式,“借/贷”其实是从账户的性质出发的。

尽管老师强调“借/贷”仅仅是记账符号,(如今已经)没有其他意思,但是这种解释无法回答 “为什么偏偏要采用这种记账符号?”查询一些资料并结合自己的理解,我目前这样理解这个问题:

对于企业而言,资产代表着企业所掌控的资源,而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代表着这些资源的来源,所以,“借方”的含义就是企业将这些资源用在了哪些地方,而“贷方”的含义就是代表了这些资源的来源,这同样可以解释:“收入为什么在贷方?”、“费用为什么在借方?”这两个问题。所以,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理解一样:“借”就是我将我所拥有的东西给出去,“贷”就是我从外部拿到东西。至于“为什么从‘借方’转入的转出一定在‘贷方’?”这个问题更简单,因为对于任意会计科目,都是一个会计账户,是账户就会有账户余额,而借/贷就是账户的两个端口,一出必然一进。

上述解释存在一个瑕疵,我想这恐怕也是老师为什么会说“(如今已经)没有其他意思”的原因。例如:“应交职工薪酬”这个负债科目,直接按照上述方法去理解就会产生困惑:“短期借款”意味着企业欠别人钱,也就是说企业的这些资金来自外部债权人;而“应付职工薪酬”意味着企业欠员工的钱,也就是企业的部分资源来自员工,而员工并没有将资金提供给企业(反而需要企业支付资金),另一方面,员工本身就是企业所掌控的资源,这意味着无法将“应付职工薪酬”直接与“短期借款”类比。

但是,如果我们将“应付职工薪酬”改名为“招募员工付出劳务的资金回报”,就可以按照上述解释去理解了。也就是说,根据会计科目的实质,通过重构科目的表达方式,我们应该可以回到最初的解释,只不过看上去不太符合约定俗成的习惯。既然是习惯,本身就未必有严格的表达格式,例如:对于固定资产而言,账面价值=原值-累计折旧-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其中,原值对应“固定资产”这个科目,而账面价值却没有一个对应的会计科目。

二、为什么“其他综合收益”属于权益类科目,“制造费用”属于成本类科目,“主营业务成本”属于损益类科目?

会计科目中的很多名词是从外语翻译而来,还是由于既成习惯的原因,导致某些翻译名词对于初学者而言一头雾水。例如:如果将“其他综合收益”翻译成“其他综合收益权益”,这样听起来就更像权益类科目了。

至于为什么存在“其他综合收益”这个科目?我们应该从整体来把握,会计计量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衡量企业在一定时期的经营成果,经营成果的体现就是利润,而利润是属于企业所有者的,最终必然会转到所有者权益中去,但是在转之前,所有人都会盯着“营业利润”这样的科目。企业经营中的某些行为产生的成果虽然可以作为最终的所有者权益,但是不应该作为利润被计量,这种情况下,就将其直接计入到所有者权益中,于是,就会存在“其他综合收益”这样的科目。

而“制造费用”属于成本类科目、“主营业务成本”属于损益类科目让初学者产生困惑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初学者是根据科目字面的含义去理解的,习惯性地将“费用”认为就是损益类,“成本”就是成本类,其实还是名称作祟;另一方面,没有理解成本类和损益类的区别:成本类的特点是能够与具体的某个营业项目(例如:合同项目、研发项目、生产项目)挂钩,而这个营业项目可能会跨越多个会计期间,于是,成本就会被分摊到各个会计期间,每个会计期间结束时成本类都会有对应的消耗,将这种消耗转入损益类,但是成本类科目在会计期间的期末余额可以不为零,损益类就是对应一个会计期间(通常为年度)内的各类收入/支出、利得/损失,在会计期间的期末余额一定为零——要转入“本年利润”去计量当期的经营成果。

三、为什么以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在处置后要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其他综合收益”结转到“其他业务成本”,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处置后并不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结转到“投资收益”?

假设企业有一处自用的房产——固定资产,2016年12月31日该企业将其用于出租——转为“投资性房地产”,而该企业对于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模式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在转为“投资性房地产”之后就不再计提折旧,2019年该企业将这处房产出售。为了使对成本的计量尽可能准确,会计准则要求将此类投资性房地产处置后,还需要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其他综合收益”结转到“其他业务成本”(这样做的负面影响是对公允价值的计量会因为调整而不准确)。这后两步的操作就是假设企业从来没有将自用的这处房产转为过“投资性房地产”(实际是转为了投资性房地产,在以投资性房地产计量这期间的折旧也不计),因为按照常理,企业将房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再出售,和没有转为投资性房地产而直接出售,计算利润时的成本应该是一样的。

此外,由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损益类科目,在当年就应该结转到“本年利润”中影响了当期的利润(上例中分别是2017年和2018年),所以2019年处置房产前,“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科目余额其实是零,强行结转到“其他业务成本”是将其变成了负数,而负数的金额实际为2017年和2018年累计的公允价值变动金额(当年其实已经结转,这里可以理解为设置一个专门储存历史公允价值变动额的科目来记录以“投资性房地产”持有期间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金额)。

而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处置后并不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结转到“投资收益”的原因在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投资收益”都是用于计算“营业利润”的科目,通过“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调整“投资收益”,可以使对后者的计量更准确,但是对于前者的计量就会不准确,不同于成本,这两者的分量是一样的,所以就看会计准则的规定了,如果规定要结转,说明准则对于“投资收益”计量的准确性要求更高,否则,就是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量的准确性要求不高于“投资收益”。

事物能够持续存在并发展,必定存在某些因素,我们将这些因素提炼出来,就会形成“核心竞争力”这样的主观认识。对于人以及由人形成的各类组织,核心竞争力还包括了某些通过主观行为的成分。

结合近期的某些思考,我意识到,也许我们可以效仿其他领域,通过数学的方法,来计算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个人的核心竞争力

每个人的出身背景、成长条件、智商、情商、教育经历、取得的证书……都不尽相同,这些因素从不同维度刻画了一个人的基础竞争力。

由于社会中存在诸多领域,在每个领域中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要素并不相同,于是,每个人通过与所处的“环境”(细分领域),以及其他竞争个体进行对比后,就可以找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例如:某个“环境”强调学历的重要性,于是,在这个环境中竞争的个体,拥有最强学历的个体必然具备最强的核心竞争力,其他个体要么埋头提升学历(也可以造假),要么退至次一级的同类环境去竞争,要么在原环境中承认别人的江湖地位。

现实中,“环境”对竞争力的要求往往不是单一的,所以对每种基础竞争力赋予不同的权重,然后将每种基础竞争力进行量化,通过线性叠加的方式即可得到每个人的核心竞争力。

团队的核心竞争力

这是我所思考的重点,因为分工协作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每个人都通过与他人组成团队来与其他团队竞争。一个团队往往是由很多个体组成,但是这些个体在团队中的地位、彼此的沟通方式、每个个体的价值观等都不相同,所以团队的核心竞争力应该受到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

让我们先解决权重问题,一方面,这个世界最大的公平是:每个人每天都有且仅有24小时,你将这24小时花在哪里,你的竞争力就体现在哪里,这也才是你的专业——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对于赏罚分明,管理完善,升降分明的组织而言,头衔就是对你竞争力的肯定。

于是,我们得到团队中成员权重的分配方式:

  • 权重A:按照成员在团队中服务的时间长短来分配权重;

  • 权重B:按照成员在团队中的头衔来分配权重。

下面我们采用权重A来计算团队的核心竞争力:

  • 1.首先,调研竞争环境,对所涉及各类事项进行分类和量化,并且取得各事项的平均分值与主要竞争对手的各事项得分。

  • 2.其次,让团队成员排列出自己在过去一定期限(例如:10年)花费时间做的最多的几类事项并列出得分;

  • 3.再次,按照权重A,将所有成员的同类事项进行叠加,得出整个团队在各个事项中的得分;

  • 4.接下来,通过与竞争环境和对手的比较,得出团队的原始核心竞争力。

  • 5.最后,团队人数增加引起的沟通量是非线性增长的,团队成员的价值观等因素也会以非线性的方式影响团队竞争力,将这些因素叠加在团队的原始核心竞争力上,即可得出最终的核心竞争力。

上述过程中,遇到非线性的影响因素时,可以通过取极限再积分的方式评估,也可以通过试验取得的经验数据进行评估。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虽然企业也是由很多个体组成的,但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能完全按照团队的方式来计算,因为对企业的行为有特殊的规则约束,所以应该先将这些规则作为要素提炼出来,然后可以效仿团队的计算方法进行操作。

关于这方面,目前我没有更多思考和想法。但是从团队的计算方法可见,自科学与理性变成推动文明进步的主要力量以来,我们的思考方式和方法都受其影响颇深。

为什么在人群之中你能一眼就找到自己的好友?

为什么幼儿园的老师不会让陌生人带走你的孩子?

为什么你的快递包裹可以准确送达?

为什么输错密码的你无法登录自己的银行账户?

……

劳动创造价值,分工提升效率,交换丰富经济活动,验证则是交换的基础组件。上述行为的共性之一就是:无论信息还是实物的交换,都需要“验证”这个环节。

所谓验证,直观的理解就是两个交换主体A和B,B需要将信息/实物交给A,为了确保不会给到错误的主体,B必定事先收集储存了A的特征信息(也许在两者相识之初,也许通过第三者传递),当B需要给A东西时,就将此时A提供的特征信息与事先存储的信息做对比,一致则验证通过,否则不通过。

提取上述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验证的两个重要特征:

  • 1.验证者事先必须收集被验证者的特征信息;

  • 2.验证者将被验证者的信息与事先所收集的信息做对比,一致则通过验证,不一致则通不过验证。

进一步,被验证者的特征信息可以分为两类:

  • 第一类,不易/不可更改的特征信息:生物特征(指纹、人脸、手势、身形等)、物理特征(颜色、气味等)、社交关系等……

  • 第二类,可更改的特征信息:密码等……

第一类特征通常是天生复杂的,验证这类特征的工具(大脑、眼睛、鼻子等)与生俱来,但是要想将其验证的能力传递给其他同类工具需要通过漫长而有效的训练,与其他人造工具的衔接也颇具难度,而现代技术正在改变这一点。

对于第二类特征,密码显然是由人创造的,事实上,密码的诞生对验证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受益于符号组合序列的无限可能性,在数学理论与现代存储、计算技术的帮助下,密码具有强大的特征信息属性,与各类人造工具的衔接是其天生属性,但是对人却不友好——除去记忆负担,有没有人忘记过自己的密码?

尽管如此,任何密码的使用者都必须承认:即使发生泄密事件,密码的所有者仍然可以通过修改密码来保护自己。当然,找回自己的密码需要借助“最后的验证手段”,而第一类特征不易/不可更改的特点则决定了其更适合做“最后的验证手段”。于是,这两类鲜明的特征信息完全满足了验证的需求。

支付,是验证的一个重要应用,消费者向商家付款,以换取商品或服务,眼花缭乱的支付手段背后,不变的仍然是验证:商家收到现金要验证真伪、银行的支付工具要验证持卡人本人持银行卡、支付宝微信要验证是账户持有人交易……千百年来,无论是以物易物、贵金属货币、纸币、电子货币,验证的信息都没有超出上述两类。

多年前,移动支付的兴起让验证设备变得更加便携,二维码这样的数字序列是数字设备的廉价接口,承载着通讯功能的手机简直是验证工具的完美载体。

如今,创新的焦点再次回到第一类特征,继指纹验证后,刷脸支付将消费者需要出门携带的验证工具降低为零,智能化的刷脸设备终于能让电子设备像人类一样去验证人脸这样生物特征。

这本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面对移动通信工具普及、移动支付整合其中的现实,原本应该作为“最后的验证手段”的刷脸支付,冒着“不可更改信息”泄漏无解的质疑,义无反顾地冲向前台,难免不令人疑惑。当然,如果这不是一个验证过程,而是一个收集过程,在数据即财富的现代社会,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如果我们认为某人看问题片面,通常就会说这个人是“盲人摸象”,百度百科中写道:“盲人摸象是一个汉语成语……指比喻对事物只凭片面的了解或局部的经验,就乱加猜测,想做出全面的判断;以偏概全,不能了解真相。”现实是,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盲人摸象。

放眼这个世界,即使调动五官,放飞思想,我们仍然只看到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之外是什么?我们努力去感知,但是未知始终存在,即使每天都在进步,我们永远都在做着盲人摸象的事情。退回到已知的世界中,我们也经常仅凭片面的了解做出自以为全面的判断:新闻报道中关注交通事故多一些,我们就认为近期外出不安全;整日与病患打交道的人感慨,现代人的健康状况真是越来越差了;市场调查人员整理收回的调查问卷做出结论,也许本就是故意的……所以,判断之前问问自己“还有哪些是没有让我看到/我没有看到的?”对我们而言是有益的。

为了做出全面、准确的判断,难道你不想看到每件事物的全貌吗?听说去年卖苹果赚钱,今年我也去卖苹果,结果生意亏惨;考大学时听说金融赚钱,等到你毕业时发现就业竞争惨烈……经济学中的供求关系此刻正躲在角落看我们的笑话。让我们再回到那个盲人摸象的故事,如果我们规定:

  • 1.大象感觉到哪里被摸到就会把哪里藏起来,盲人摸象的结果会是什么样?

  • 2.把盲人随机分布到大象周围,限时摸象,让盲人们排队依次说出大象什么样子?

对于第1种情况,大象能够接收到自己被摸的信息,并且做出隐藏该部位的统一“反馈”,于是盲人们会得出一致的结论,也许只是“厚厚的一层皮而已”。对于第2种情况,如果附加诸如“摸错要惩罚”、“结论支持者最少的要受罚”等条件,盲人们之间就会发生博弈行为,此时大象的样子就会变得复杂。

如果我们将大象看作客观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是否有独立意识呢?也许我们根本无法证明,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看到的全貌也就是世界想让我们看到的而已。既然如此,后面的讨论便没有意义。而人们彼此的博弈虽然情况复杂,但是至少可以理解。

社会生活更像第2种情况,每个人都具有独立意识(至少自认为具有独立意识),人们彼此反馈,互相博弈,结论必然复杂难测。这样看来,如果不从社会结构入手,我们恐怕是无法看到社会全貌了。庆幸的是,存在这样的结构。或者说,想看到全貌,掌控全局,需要具备如下条件:

  • A.每个单元都将自己的状态信息反馈到中心单元;

  • B.中心单元向各个单元发送行动指令;

  • C.收到指令的单元必须按照指令行动,未收到指令不能有任何动作。

如此一来,中心单元就能看到系统的全貌,一切尽在其计划、掌握之中,供给关系也会失效。这样构成的网络具备强大的执行力,现实中最接近这种网络的就是:军队。遗憾的是,军队指挥官(中心单元)有且仅能有一位,理想化的指挥官不仅能够看到全貌,更重要的是采取行动。除此以外,那么,以牺牲独立意识为代价,你是否愿意换取看到组织全貌呢?即便指挥官同意与你共享全貌,而你无法做出任何非指令性的行动。

综上,我们想看到全貌的真正目的是能够据此采取行动。对于不可知的自然界,我们无法看到全貌,甚至没有抱怨的力气;对于现实社会,看到全貌的必要条件是形成统一的意识,而2个及以上的独立意识意味着每个个体都无法看到全貌。

神话中有吃了果子、喝了水就可以获得智慧的故事,传说中也有获取某件神物、经仙人指点就可以充满智慧的桥段。其实,智慧哪有那么容易获得?智者的形象往往是须发皆白的老人,未见嗷嗷待哺的婴孩,现实中,智慧的获取往往要终其一生。

这里,最容易与“智慧”混淆的恐怕就是“天才”了,天才天赋异秉,但这只是使其具备比常人得智更优越的条件,常人数月、数年、乃至终其一生难以参透的道理,天才只需稍加努力就可以达成,但是窗户纸一旦捅破,许多事物就不再神秘了。

其次,“知识”也可能与“智慧”混淆,的确,智者往往知识渊博,见多识广,这里的知识并非单指来自书本的知识,一个缺乏文字的原始部落,知识往往都集中在年长者的身上,他们不曾读书,但是人生走过绝大半,即使整日坐卧家中,也经历过世间形形色色的事件,这些集中在脑海都是知识。尽管如此,这仅是知识的容器,想要转变成智慧还需要再进一步。

终于可以回答“什么是智慧了?”当我们向他人求教时,对方给予答复,听到答复后我们点点头,称赞其智慧过人。智慧正隐藏于此。也就是说,智慧要通过思考,从而做出判断与决策。但是思考本身也不是智慧,如果缺乏可加工的素材,思考也只是无用的工具。

让我们做个小小的总结:“首先,人应该获取丰富的知识,其次,通过思考(思考的方法也是知识)加工这些知识,形成某种认识/框架/方法论,最后,在需要对某种输入做出响应时,将输入加工后输出,以判断/决策等形式表现出来。整个上述过程又构成一个循环。”——将这些综合起来就是“智慧”。哦,天才可以加速和优化上述过程。既然如此,也难怪获取智慧要终人一生了。

当我们同时被很多事情折腾得焦头烂额时,往往憧憬一种能够提高“效率”的并行解决方案,甚至有的管理者明确要求“具备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能力”。事实上,大家都懂,这种并行只不过是自欺欺人。我们目前所谓的并行,都只是利用串行的模拟:将处理事务的一个周期分隔为多个部分,规定每个部分做什么,当周期足够短时,我们就产生了多项事务同时处理的错觉。

那么,真正的并行是什么样的呢?想象平面上(不能是曲面)的多条直线,彼此平行,永不相交,这就是真正的并行系统,当然,他们彼此独立,互不影响,这对我们的现实而言没有任何价值。于是,我们做出一些让步,让这些平行线像河流汇集一样,必然汇集于一点,这就有用了,我们可以将这些直线想象为高速公路,一条路太拥挤,多条线路可以显著提高通行效率,虽然最后还是要汇集于一点——如果不汇集就没有价值。好了,这正是我们现实中所追求的并行。

让我们再看看串行,你做完一件事再去做下一件,看完一本书再接着看另一本,这就是串行,也就是同一时间只能做一件事,这正是我们所理解的“时间”的特征之一,亿万年以来,大自然都是遵循着这样的规律。这也意味着自然界的发展并不是追求极致的“效率”,自然是否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企图?答案恐怕是肯定的,那正是可以被称之为“串行之美”的事物。

真正的并行与我们的世界无关,自然不必管它,现实中的并行,与我们日常所见的并行之间的关系,正如数学中的组合与排列。对于最终汇集一点的并行而言,汇集前的数量构成了组合,无论123还是321都是一样的,串行则不同,它是有排列次序的。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串行包含更多的选择,而这正是自然界对多样性的宠爱。所以,所谓的串行之美正是“多样性”,自然界对效率的妥协正是为了顾及多样性,而多样性可以带来冗余,冗余则可以带来系统的抗风险性,或者说:“尽管效率可以让自然界长得更快,但是多样性可以让自然界长得更壮。”

回到引导我思考这种问题的源头:我认为《国富论》是一本有些过时但核心重要的书,但是应该什么时间读它呢?有的人少年时期就读过,有的人退休才看到,其实,除了个人的经历和才智不同等因素,即使同一个人,不同的阅读顺序造成的理解也不同,这种串行的阅读次序让思想通过多样性而蓬勃。事实上,这也是我读《泥鸽靶》有感:如果早几年读来这只是揭露金融内幕的故事会,如今看来,其对于金融知识的提炼胜于课本,让我对券商(投行之流)的生财之道也深有感触——他们要的是佣金,为此而不择手段。

续接前文:【思想碎片】为经济建模。“供求关系”大概是经济学中不多的硬公理之一。供小于求时,供给占据主导地位;供大于求时,需求占据主导地位。工业革命以前,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的供给能力不足,于是,谁掌控供给谁就掌握主动权;而在现代社会,尤其是二战以后,和平成为世界主流,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供求关系正在逆转。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我们,无论衣食住行,都有太多选择,商家们争抢着为客户服务。

供求关系的变化,其影响是深远的。供给不足时,经济政策只需鼓励企业生产,代表需求的消费市场足以消化制成品,生产-消费的循环正常,企业得到利润,扩大规模或者提高科技水平,从而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供给过剩时,经济政策一方面要设法优化供给结构、控制产能,更重要的是挖掘、创造需求,从而消化制成品,如此才能让企业正常发展。于是,在物质丰富的现代社会,围绕“需求”做文章是经济政策的核心。

金融是现代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理解金融的基础首先在于:理解“利息”的含义。简单而言,储户将现金存入银行,银行会付利息给储户,为什么会这样?显然是因为明天的现金比今天的现金更值钱,那又为什么会如此呢?我们可以这样分析一番:

储户A有1000元,银行B今天想找A借钱,B可以这样给A说:

  • 1.今天借我1000元,明天我还你1001元;

  • 2.今天借物1000元,明天我还你1000元;

  • 3.今天借我1000元,明天我还你999元。

简单分析可知,A只有在第一种情况下才可能把钱借给B。对于第三种情况,越还越少,如果明天续借,如此下去,A的钱岂不是最终会变成0,所以不可能。错觉通常在第二种情况,人们可能认为借了1000元出去,对方也应该还1000元回来,但是仔细想想,明明是A的钱,借出去的这段时间里A却不能支配,这种支配权的暂时损失需要被补偿,所以A也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借钱给B。

于是,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借钱给另一个人的时候,今天的现金一定比明天值钱。那么,如果两人没有发生“借钱”这种交易时,今天的现金是否也比昨天值钱呢?让我们思考一下“值钱”的含义:假设1元钱本能够买1个苹果,但是今年苹果丰收,供应增加,需求却没有增加,果农竞相降价,1元钱现在可以买到2个苹果了,我们顿时感到钱更“值钱”了。不论“借钱”还是“买苹果”,本质上都是一种交换行为,倘若没有这种交换,根本无所谓“值钱”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存在各种商品、服务、资金等“交换”行为的经济体中,今天的现金,其价值一定大于明后天等额现金的价值。

上述例子中,银行B之所以敢向储户A借钱,必然是因为还有企业C经营需要用钱,B将钱借给C时,也会向C收取利息,而且必然存在这样的关系:B向C收取的利息,大于B付给A的利息。这其中的差额,扣除B的各种成本,就是其获取的利润。在这个过程中,A、B、C都参与了金融活动。而所谓的金融,就是人们为了解决与资金交换有关的问题,所创造的各种解决方案以及与此有关的所有活动。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 我应该与谁进行交易?

  • 我应该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与其进行交易?

  • 我应该交易什么东西?

  • 我应该以什么价格进行交易?

  • ……

假设检验中,对于“零假设”和“备择假设”的理解,一直是读来让人困扰的问题。在《漫画玩转统计学》这样的书中,作者不过是将其分为几类,读者只需要按照分类操作即可。但这始终无法解释:为什么零假设是这样?而备择假设是那样?两种假设能否互换?

《机会的数学》中,作者对此的解释是:“无罪推定”。假设要验证某种药物对疾病的治疗效果,也就是说这种药到底对于治疗有没有用,零假设一定认为是没有用,而备择假设则认为是有用,由此展开后续的检验。《统计学关我什么事》虽然主要是介绍贝叶斯统计方法,但是对于内曼-皮尔逊式假设检验也提出了一个更清晰的解释:“若假设A成立,再设定一个只有在小概率α的情况下能观察到的现象X。”再结合《爱上统计学》中有关显著性检验的解释。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假设检验”:寻找/构造一个统计量,使其能够在满足零假设的条件下,对应一种小概率的事件/现象,然后人为设定这个小概率事件的可接受的最小发生概率值——如果事件发生的概率比这个值还低,就认为这种事件/现象不可能发生,通常可接受的最小发生概率被设定为0.05或0.01(所谓的p值,愿意承受的风险水平,也就是显著性水平——低于这个值就不显著了)。结合概率密度的分布图(面积才是概率),如果实际计算出来的概率密度的值(例如:z值、t值、卡方值等)大于所设定概率对应的概率密度值,则事件/现象的发生概率比可接受的最小值还小,这被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小概率事件”,所以零假设被拒绝,我们接受备择假设;如果实际计算出来的概率密度值小于所设定概率对应的概率密度值,则无法做出判断,这种情形下,零假设的解释只能被认为是目前最好的解释。

那么,我们能否将零假设与备择假设互换呢?依照上面的假设:如果我们能够寻找/构造一个统计量,使其在满足备择假设的条件下,对应一种小概率的事件/现象,那么我们也可以将两种假设互换。但是现实情况下,能够并不容易找到满足以上条件的统计量(将“没有影响”作为零假设时,样本多时可以使用正态分布、样本少时可以使用t分布,或者通过它们构造新的分布,往往可以得到需要的统计量,但是将“有影响”作为零假设时,则没有现成可用的统计量——没人以前研究过你这种特定情形的概率分布,以供你参考对比),所以通常不会将两种假设互换。

对于“区间估计”,结合《漫画玩转统计学》中的相关操作(《机会的数学》中置信区间的表达更加详细),考虑到标准正态分布(概率密度图)有这种特性:均值(数学期望)为零,并且均值两边对称,且在均值两侧一个、两个、三个标准差以内的概率(面积)分别约为68.27%、95.45%、99.73%。其中,95%的概率(即显著性水平为p=1-0.95=0.05)对应于1.96个标准差(z=1.96),这可以解释为:符合该概率分布的事件以95%的可能性落在(-1.96,1.96)内(均值为0),这就是置信区间。另一方面,任何正态分布都可以通过z变换为标准正态分布,于是,通过z变换的表达式即可解出在这种显著性水平下,该正态分布的置信区间。最后,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律又保证了这种估计方法的应用范围较广。

那么,对于非标准正态分布——例如偏态分布而言呢?根据上面的理解思路,如果无法将偏态分布转换为某种标准形式,我们只能借助于微积分工具,针对特定的概率密度函数做“置信区间”的计算,而且需要借助于“偏度”、“峰度”的辅助描述。

近日阅读《财务诡计》,自觉财务认知提高的同时,也感慨财报的确仅代表公司的一个侧面,即便读透财报也无法真正理解一家公司,因为一家公司的真相其实散布在财报、规范、流程、合同等各个角落。这就像即使我们彻底研究透消化系统,仍然无法断言人就是将食物分解为各种营养的机器一样。

盲人摸象的故事听起来讥讽可笑,但是现实中,人类文明又何尝不是通过盲人摸象的手段去逐渐接近真相,最典型的就如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再到量子力学。而且,这个世界似乎注定没有一眼望尽全川的手段。

今天早上学笛卡尔赖床,我也用盲人摸象的方式,思考一下商品价格上涨的问题,但是不知何故,思想的碰撞与升华让我感觉到:接着数学围绕物理学波动的认知,政治其实也是围绕经济进行波动的。

受近期工作、时事、读物、生活等的影响,清晨我躺在床上任思绪畅游,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从社会经济活动的微观层面而言,每个家庭的现金收入是不一样的,而且差距可以非常大,那么,良好的现代社会经济形态似乎是这样的:寻找/创造某种需求,让现金收入高的家庭心甘情愿将大量的现金投入其中,然后通过金融体系回流,且回流后的资金收益能够与社会整体水平持平,如此,既满足了这些家庭的需求,从而鼓励其继续从事生产劳动——赚更多的“钱”,又不会让太多现金在社会流通,从而引发通货膨胀。

大金额的需求、收益能与社会整体水平持平……人寿保险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高收入家庭买高额的保险,低收入家庭也可以买相对小额的保险,动辄数十年的缴费周期让这些家庭积极劳动创收,而保险公司在资产端的投资行为也会受到严格控制——这实在是一个完美的经济稳定器。

但是,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房产似乎也不错,从购买行为上来看,购买房产需要的现金更多,而且负债更沉重,但是由于居住等属性的存在,这种需求更显刚性,刚性需求催动房价上涨,房价上涨吸附更多利益群体,这种情况下,劳动创收已经不重要,只要上涨速度能够覆盖家庭负债,资产的收益就是正的,这样看来,房产其实是经济发动机。当然,现在来看,这台过热的发动机已经甩开载荷,奔驰千里了。

于是,地方政府各种调控政策频频出台,有意思的是,如果政策制定者们能够从房价上涨中获利,凭什么会真心诚意控制房价呢?这里对此不做深入探讨。只是借此讨论一下商品价格上涨的问题。近来,公众关于房产税的讨论相当激烈,有人说房产税能控制房价,微信群里,有人说央行加息能控制房价,并且强调这是不能违背的经济规律……

但是,就像数学证明从定义和概念入手一样,让我们回到市场经济的最原始基础——“交易/交换”上来,基于对基本概念的朴素认识(详见:【思想碎片】理解经济【思想碎片】关于钱的随想),我们就可以看到商品价格上涨的缘由。

假设某种商品的供给者为A某,需求者为B某(或者说A是卖家,B是买家)。正常情况下,该商品的价格稳定,A和B的交易频率和数量都是稳定的。结果某一天,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导致A某和B某对该商品未来的价格产生了某种预期,则会发生以下情况:

  • A预期商品的价格会上涨,就会惜售,B预期商品的价格也会上涨,就会抢购,于是,商品的供给减少,需求增加,价格果然像A和B预期的那样,开始上涨;

  • A预期商品的价格会下跌,就会抛售,B预期商品的价格也会下跌,就会缓购,于是,商品的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价格果然像A和B预期的那样,开始下跌;

  • A预期商品的价格会上涨,就会惜售,B预期商品的价格会下跌,就会缓购,于是,商品的供给减少,需求减少,价格的涨跌就不确定;

  • A预期商品的价格会下跌,就会抛售,B预期商品的价格会上涨,就会抢购,于是,商品的供给增加,需求增加,价格的涨跌就不确定。

上述几种情况下,A和B的预期可能会相互影响,也可能同时受某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将A和B从两个人扩展为两个群体,在两个群体之中还会出现对商品价格预期的分化。看似情况会更加复杂,其实,仍然可以发现一个简单的规律:一旦市场的所有参与者对于某种商品形成了某种一致的预期,这种预期就一定会变成现实;否则,商品的价格变化就存在很大变数。

现在考虑市场的管理者C,一旦所有市场参与者形成了某种一致的看法,这种看法就一定会变成现实,这样C的所有管理政策都会失效。所以,对于C而言,所要做的就是为市场添加噪声,避免某种一致性看法的产生——C也可以通过这种手段操控市场向着自己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于是,我们近日所见关于房产税的讨论、央行的加息、各种调控政策的出台,都是C为了达成管控市场所添加的噪音,如果能够避免市场形成“房价快速上涨”的预期,C的调控目的就达到了,否则,C必然还会有更严厉的措施出台。

如果将“预期”进一步延伸,通过近期的修宪问题还可以看到其在政治方面的应用。抛开鼓吹与噪音,显然,C当前的政策影响到部分群体的利益,但是原有的宪法仍保留有一种“预期”:政策迟早会随着C的更迭而发生变化。这就好像两个人打牌,其中一个人的底牌已经被另一个人所知,这种情况下,前者必须为自己准备新的底牌,才可能取得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打牌就是最经济的政治游戏。

此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正如数学围绕物理学波动一样,政治也是围绕经济波动的。经济活动存在着某些客观规律,政治活动则多以权术体现,但是政治的诉求往往都是经济利益,所以,政治行为也就围绕着经济活动而波动。

例如,地方政府明白中央政府调控房价的要求,所以需要在自身利益和调控要求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哪怕是阳奉阴违,只要能符合管理者要求的预期,就算达标了,而中央政府也清楚地方政府的算盘,扶持多个城市与龙头城市竞争,毕竟,竞争才能让市场要素合理配置——房价也可能会在这种竞争中趋于稳定。又如,近日中美贸易战中的各种行为、声明、喊话、抗议……也都是政治行为掩盖下的经济利益诉求,或者说中美在打一局牌。至于贸易战到底能否打得起来,对于理性人而言,只要挥舞大棒取得的经济利益能够超过贸易战的收获,仗就打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