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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用的哲学》第3章,激进的批判工具——

什么是“阶级批判”?

社会政治学转向以来,人们创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批判工具,并将之称为“阶级批判”。这种批判以阶级等级制度和阶级斗争为根基,进而分析哲学概念及其理论支持或反对是何种阶级立场。

虽然历史中曾有前例,但这种批判工具的经典形式主要是德国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的许多哲学家都认为,哲学和其他人类文化的发展取决于由思想、理念和人类动机引发的实践活动,因而它们独立于创造者的经济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否定了这样的观点,而认为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关系,或者说这种经济“基础建筑”决定了文化等“上层建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并不是思想决定了人类社会,而是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声称,在黑格尔将哲学本末倒置之后,他又重新把它纠正过来了。

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经济基础,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一样,决定了我们的思想意识,而我们却从未察觉。然而晚期的阶级批判者,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却不赞同经典马克思主义将这种决定方式理解成单向的,而认为文化同样可以影响经济基础。

如何运用阶级批判工具?

无论持哪种观点,在哲学思考中你该怎样运用这个工具呢?例如,你可以认为(如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宗教改革并不源自宗教的创新,而是因为欧洲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资本主义需要打破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需要个人主义战胜封建教会的公共权威,因而便演化出了一种新的宗教上层建筑……

同样,马克思认为,在所谓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民群众会被多种形式的“错误意识”所欺骗,比如相信自由政治权利——包括言论自由权和集会自由权等。群众误以为权利为他们服务,因而乐在其中。但在现实里,这些权利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真正为它们有效运作而感到高兴的只有统治阶级,它们真正保护的也只有统治阶级和其阶级利益。

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美国内战并非为了解放奴隶而战,而是在为资本主义在美国南部的发展铺平道路。同样,美国种族隔离之所以终结,并不是因为马丁·路德·金的政治号召力和谈判技巧,而是因为这样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现今,这样的思考方式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而不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者了。例如,许多人都认为,就像之前的海湾战争一样,伊拉克战争也不是为了保护伊拉克这样小国人民的主权,而是英美两国要战略性地用自己的势力控制该地区,以便获取中东的石油。

那么,审视一个哲学概念或理论的时候,若要使用这个工具,就要首先问自己以下问题:

  • 1.这个概念或理论是否有助于帮助统治阶级巩固自身的地位?它最终服务于哪个阶级的利益?它是否有利于促进反抗或革命?

  • 2.这个理论或概念是否有助于控制或剥削被统治阶级,有助于缓解被统治阶级的痛苦,或延缓他们的反抗?

  • 3.除了理论中的作用之外,这个术语在实践中能够发挥什么功能?

假如你发现一个概念或理论,的确有益于统治阶级的利益,有助于控制被统治阶级,这也不能说明这个概念或理论是错误的。但你可以提出质疑,思考它的理论根基究竟是所谓的理性,抑或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利益。

阅读感言

现在看来,本书对马克思主义中关于“阶级批判”的阐述胜于枯燥的课本。

  • 1.无论休谟之叉还是阶级批判,渗透其中的怀疑主义都是哲学中最宝贵的智慧,也是理性的重要组件。

  • 2.阶级批判是基于利益(经济基础)来分析的,这工具赋予被统治阶级觉醒的智慧。

  • 3.“怀疑”+“利益”,再将其置入阶级分化的背景中……难怪马克思的“阶级批判”会成为激励被统治阶级起身反抗压迫的强有力思想工具。

《好用的哲学》第2章,“大师级的工具”——

思考以下两个陈述:

1.所有的罪犯都违反了法律。

2.雷吉·科雷是个罪犯。

我们通常认为这两个陈述都是正确的,但是按照大卫·休谟的观点,它们正确的理由不尽相同。

观念的连接

就第一个陈述而言,“所有的罪犯都违反了法律”的正确性源自定义,因为“罪犯”意味着他是一个违反了法律的人。即句子中的谓语仅仅重复了主语已涵盖的内容,这种陈述被称为“分析性真理”、“必然性真理”或“重言式”。

重言式的一个特点是它必然为真,但是这种绝对可靠的真理却有其局限性。按照休谟的观点,这种具有确定性的真理不能有效地描述这个世界。例如:“所有的罪犯都违反了法律”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是否有罪犯?”、“哪些人是罪犯?”、“罪犯违法了什么法律?”等等。这句话仅仅告诉我们“罪犯”这个词的意思,却不能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样子。

休谟认为,数学和几何学的真理属于知识的范畴,他称之为“观念的连接”(the relations of ideas)。例如,“1+1=2”必然为真,因为这些符号的意义已定,该陈述依其定义便是真的。只有这些符号的意义改变时,“1+1=2”才可能是假的。

这种数学真理同样具有重言式的一个特性:没有告诉我们现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例如,它不会告诉我们,1滴水加1滴水,究竟能得到2滴水,还是1滴体积更大的水——这样的知识属于“实际的真相”,属于休谟的另一个范畴:我们通过经验学到的知识。

实际的真相

第二个陈述“雷吉·科雷是个罪犯”就属于“实际的真相”。因为我们无法根据句子中的词汇判断这个句子的真假,我们只能通过了解这个世界来确定它的真假。换言之,世界中真实发生的事情才能决定这种陈述的真假,而非词语的含义。

因此,“实际的真相”能够告诉我们有关这个世界的信息。然而,它不像“观念的连接”那样,具有确凿无疑的真理性。比如,“罪犯没有违法法律”一定自相矛盾,但是假如说“雷吉·科雷不是罪犯”则不会引出任何矛盾。换言之,“实际的真相”的对立面在逻辑上永远有可能是真的。因此,许多古代的数学命题至今仍然是可靠的(它们没有错的可能),但古代人认为的科学几乎都是错的(描述现实世界的命题始终都有错的可能)。同样,人们很少争论罪犯意味着什么,但却会质疑什么是正义。

休谟之叉

于是,休谟之叉将人类知识区分成两个不同的领域:

1.观念的连接,具有逻辑确定性,但并不描述现实世界;

2.实际的真相,始终有错的可能,但描述了现实世界。

假如休谟之叉是对的,那么我们描述现实世界的知识就永远不可能必然为真。就逻辑上而言,世界总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这便是休谟怀疑主义的核心思想。为了回应他,德国哲学家康德坚称,自然科学中有一些基础性的命题,并不属于分析命题,但同样是必然的,他称之为”先天综合判断“。

不过,休谟之叉的重要意义或许在于,它告诫我们,任何试图证明世界必然如此的论证都是有缺陷的。哲学史中充斥着这样的命题:宇宙产生必然有一个最初的原因;时间和空间必然不能分割;必然有一个上帝。假如休谟所言属实,这些命题全都不可靠。因此,休谟之叉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虽然仍有异议,但它已然得到了大多哲学家的认同。

明确表达和论证:哲学的两个重要特征

哲学首先就是反思。它要求你后退一步,倾听自己和他人(包括那些大哲学家)的声音,并试图对你的所思所闻做出理解和评价。表述你自己的哲学就是尽可能清晰透彻地说出你的想法……明确表达——用语词和句子把我们的想法清楚地说出来——是哲学的首要步骤。坐下来写出你的想法是明确表达它们的一种极好的方式,但大多数人选择的可能是一条使人轻松愉快的更佳途径,那就是就这些观点与他人(比如与同学、好朋友、家庭成员,有时甚至可以是一个不期而遇的陌生人)进行讨论。的确,与另一个人进行交谈不但会迫使你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更加明确和具体,而且还会让你——或迫使你——进入到做哲学的第二种重要特征中来,即为你的观点做出论证……论证可以对我们的观点加以检验,它之于哲学就好比训练之于正式比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看出你准备得是否充分,你的技巧如何,以及你的观点在哲学上到底有多少说服力。

明确表达和论证你的观点还有另一种人所共知的好处,那就是对一种观点进行表述和辩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它变成你自己的……正是通过做哲学,通过明确表达和论证你的观点,而不是仅仅阅读他人的哲学著作,也就是说通过同他们合作,公开地表述他们、捍卫他们、依靠他们,你才能真正提出自己的观点……通过反思、明确表达和论证,哲学帮助我们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分析和批判性的考察,帮助我们把关于自身和世界的看法综合起来,将其整合为一种独立的、统一的、能够为之辩护的看法。这种综合就是哲学反思的最终目的,凌乱的想法和论证不是哲学,这就好比一堆彼此无关的词语不是诗歌一样。”

——《大问题》导言

罗伯特·西奥迪尼教授在畅销书《影响力》中总结了6种能够施展社会影响力的主要因素:互惠、承诺和一致、喜好、社会认同、权威、稀缺。仔细揣摩每个因素,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惊人的洞察力,但是隐隐总感觉还缺点什么:为什么是这6种因素?是否只有这6种因素?这6种因素都意味着什么?……那种感觉,就好像拿到一个个制作精美的零件,却不知道怎么拼接,也不知道能拼出什么?总而言之,我们还需要一套理论。

30年后,西奥迪尼教授根据同事格雷戈里·奈德特设计的社会影响力核心动机模型,终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久违的答案,而且,这个初步的答案还不错。

“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涉及培养积极的关系。如果人们喜欢沟通者,也就会更喜欢双方的沟通。互惠和喜好这两大影响力原则似乎尤其适合这一任务。以有意义、出乎意料、量身定制的方式先行给予,强调真正的共同点,真心实意地恭维,都能为双方建立和谐的相互关系,有利于将来的接洽。

第二阶段的当务之急是减少不确定性。受众和沟通者之间的积极关系并不能确保说服的成功。除非已经拿定了主意,否则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所做的决策是明智的。此时,社会认同和权威原则最为适合。把证据指向同行或专家认可的选项,能明显提升这一选择在受众心目中的明智性。但是,哪怕培养起了积极的联系,减少了不确定性,接下来的步骤仍然必不可少。

第三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激励行动。举个例子,一个我很喜欢的朋友用充分的证据告诉我,专家建议说,每天锻炼是件好事,而且我周围的所有人几乎都相信这一点,但这恐怕还是不足以让我坚持每天锻炼。这位朋友又在自己的规劝里适当地加入了一致性和稀缺原则,提醒我说,我过去曾公开说过保持健康的重要性,而且如果我不锻炼的话,就无从享受锻炼带来的独到乐趣。这样的信息,才最有可能让我大清早起床去锻炼身体。”

——《先发影响力》第9章

一、如何避免客户砍价?

“多年来,每当进行大项目招标时,客户经常大幅砍价,要求减少10%或15%的费用。这让我的同事很沮丧,因为他一直不愿意给预算注水,提前把砍价的部分放入报价……

在一次提案会期间,他偶然想到了一个能永远摆脱这一困境的主意。不是一步一步地解释每一笔费用,他早就放弃了这种做法,因为这只会让客户更苛刻地审查账单。想反,在做完基本陈述,还没公布费用为75000美元之前,他开玩笑地说:“我可不会为了这个向你们索取100万美元的!”

本来正在研究提案的客户抬起头来,说:“行,没问题!”会议接下来的环节,再没有人提到报价问题,最终双方顺利签订了合同。

我的同事说,为工作设定明显不现实的价格锚点并不总能成功拉到生意,因为成交还牵涉到其他很多因素,但这么做几乎次次都扫清了砍价的障碍。”

——《先发影响力》导言

二、可恶的心理治疗师

“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选择关注的东西,反映了他们当时所重视的东西……

只要我们能让人们把关注点放在某样东西上,比如一个想法、一个人、一件事等,就会让这件事显得比之前更加重要。

让我们来看看著名心理治疗师米尔顿·埃里克森(Milton Erickson)在治疗患者的过程中使用的一种手法。有时候,患者不愿接受埃里克森提出的治疗要点……但埃里克森并不会在再次提出这一观点时提高音量,而是借助相反的方式。

人人都知道他非常善于制造焦点瞬间。他会等待一辆重型卡车攀爬诊室窗外的山坡,在此时再次提出自己的重要观点。为了与轰隆隆的噪声相配合,他还会故意放低音量。为了听清埃里克森在说什么,患者只能往前倾斜身子,而这正是表示集中注意力,对所听到的内容有着强烈兴趣的身体信号。

……对自己主动选择靠近的东西,人们会分配更多的重要性。

——《先发影响力》第1章

三、用对方的语言谈判

“2007年7月,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绑架了21名韩国教会义工作为人质,并杀害了其中两人。释放剩余19名人质的谈判进展很不乐观,绑匪又拉出两名人质准备处死。这促使韩国国家情报院负责人金万福(Kim Man-bok)飞往阿富汗试图补救谈判。他拿出了一套方案,将韩国谈判团队和一件对武装分子的集体认同来说至关重要的事联系到了一起,这就是武装分子所用的语言。金万福一到,就把主力谈判代表换了下来,找了一名阿富汗翻译转达诉求,此外,他还找来了一位能流利地说普什图语的韩国代表。

在金万福的指导下,人质迅速获释。按他的说法,“谈判的关键是语言”。然而,这不是因为用当地语言交流更准确、更清晰,而是因为一直更简单的先发影响力。“对方看到我们的谈判代表说着他们的普什图语,和我们产生了强烈的亲近感,所以谈判才进展顺利。””

——《先发影响力》第6章

四、我们都是亚洲人!

“虽然杉原千亩的签证救下了数千犹太人,但当他们抵达日本控制地区时,就成了更大规模的犹太难民的一部分,这些难民群体集中在日本的神户以及上海的日租界……随着轴心国“最终解决方案”的就绪,纳粹官员开始向东京施加压力,要求“解决”在日犹太人……然而,尽管有可能损害日德关系,但从1942年初到战争结束,日本政府始终顶住了这些压力。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案很可能跟几个月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存在联系。纳粹派出约瑟夫·梅辛格(Josef Meisinger)上校前往东京,梅辛格是盖世太保,曾在波兰下令处死了16000人,史称“华沙屠夫”。1941年4月抵达日本后,梅辛格便着手施压,要求日本政府对犹太人采取残暴政策……日本军政府的高级成员起初不知道怎样回应,想听听各方意见,就传召犹太难民派两名领袖去开会,这次会议对旅居日本的犹太难民的未来将产生重大影响。两名获选代表都是受人尊敬的宗教领袖,但他们受人敬重的方面不同。一个人是拉比摩西·沙提克(Moses Shatzkes),他饱读经文,战前曾是全欧洲最著名的塔木德学者。另一位是拉比希蒙·卡利什(Shimon Kalisch),他年纪更长,对人性有着非凡的洞察力,算得上是个社会心理学家。

两人进入会议室后,和翻译一起站在日本最高统帅部一群大权在握的权贵面前。这些能决定犹太人生死的人,径直问出了两个最致命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盟友纳粹这么仇视你们?我们为什么要站在你们这一边,反对他们?沙提克认为这些问题涉及复杂的历史、宗教和经济事宜,没能立刻做出回答。但卡利什却根据自己对人性的洞察,说出了我研究影响力30年来印象最深的一句说辞。“因为,”他平静地说,“我们都是亚洲人,跟你们一样。”

话虽说的短,但可谓神来之笔。通过暗示纳粹自称的“优越的”雅利安人种跟亚洲民族有着天然的不同,它把日本官员心中占主导地位的群体认同,从战时的临时同盟转到了与地区、遗传相关的亲近性上。卡利什靠着深刻的洞察力,把犹太人和日本人并列在一起,而把纳粹孤立开来。老拉比的回答对日本官员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一阵沉默后,他们彼此商议,宣布休会。当他们返回时,最高军事长官站起身,向拉比们宣布了一个令人宽慰的好消息:“回去找你们在族人吧。告诉他们,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与和平。在日本领土之内,你们无须担心。”日后发生的一切也果真如此。”

——《先发影响力》第10章

“有意义的目标需要理由的支撑,这样才能检验我们是否制定了正确的目标。所以,目标的制定必须满足:

——有明确的定义。不要说:“我想要更好的生活。”不妨详细一点,比如说:“我想要一辆新的沃尔沃汽车。”

——重视结果。

——符合现实,而且合理——我能够做到哪些,又不能做到哪些?目标过低,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水平。目标若高到不切实际,可能会迫使我们运用欺骗的手法达成。赛尼卡说,我们“永远不要为了无用或不可能的目标而努力。”

——可量化。

——与各人的需要相符。

——能适时变化(有弹性)。问自己:根据目前的目标,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最好?

目标需要最后限期,还需控制系统,易于检验目标的完成进度。

我们了解哪些是影响目标达成的主要因素吗?如果不理解这些背后的生成因素,显然无法完成目标。我们能够确定所制定的目标与最后想要的结果是一致的吗?

……

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我需要什么样的结果?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哪些因素对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哪一个单独因素却能够产生主要影响?我有能达成目标的必要变量吗?什么是达成目标的最好方法?我考虑过我的行为还会产生除了最终结果的其他效果吗?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或在目标清晰的情况下,必须重点关注一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做什么?问自己:问题有多严重?可以解决吗?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问题背后的假设正确吗?考虑过各个问题之间相互的影响吗?会导致什么样的长期后果?

因为严重的影响——不管是好是坏——都是通过一些因素的最优化使用或者综合众多因素的结果,我们应当运用一切有利于达成目标的必要因素。”

——《投资大家芒格(二)》第四章

一、大脑和计算机一样吗?

“大脑运行像计算机一样具有系统和逻辑性吗?

并非如此。大脑是一个选择性系统——把神经间所有的模式都结合成一个整体。拉尔夫·格林斯潘博士表示:

大脑的工作跟计算机有着天壤之别。计算机能够记录,并且能够把信息固定地存储在特殊的位置,但大脑并非如此。在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Gary Kasparov)输给深蓝(Big Blue)计算机后,每个人都说:“哈哈,机器也会思考!”但深蓝并不是在思考。它仅仅是把所有象棋比赛的历史重放了一遍。而加里·卡斯帕罗夫或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按照这样的方式来下棋。我们运用的是模型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即使我们也会使用逻辑,但大脑并不按照逻辑原则来运行。它是通过模型识别来运行的,是动态化的网络,并不是执行“if-then”条件句的逻辑机器。

——《投资大家芒格(二)》第一章

二、如何学习?

“理解前因后果是学习中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和“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学习、记忆、组织和使用观点……

理解能力与发现模型能力密切相关——即发现事物、观点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作用的方式。知识可以在各个场合灵活贯通。

同那些抽象和枯燥的事物相比,人类大脑偏爱具体形象、实用价值高的事物,所以,我们特别擅长记住形象和空间的信息。在学习知识和模型的时候,辅以图片和简单生动的实际生活故事,将会促进学习和消化。生活故事应当强化实用知识,提高知识运用的能力。

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在实践中学习,边做边学。”这句话同样表明,必须把学到的知识在不同的情况下操练。

我们还需要习得系统的框架,以便更好地激活和使用知识。查理·芒格说:“只靠记忆中积累的一些知识片段,并试着反馈,是远远不够的。若不把这些事实利用网格状的理论组织起来,就起不到实在的作用。””

——《投资大家芒格(二)》第二章

三、经济学和物理学的区别

“经济学和物理学不同。没有一个可靠或者精确的公式可以让我们用来计算各种经济要素的价值,轻松地完成任务。查理·芒格说:“经济学包含的系统太复杂……经济学应该努力培养物理学的学科气质,但在经济学中如果一味追求物理公式的精确度是不对的。”凯恩斯也说:“把一个模型转化为可以量化的公式就是毁坏了它作为思维工具的有效性。”

财经作家罗杰·罗文斯坦(Roger Lowenstein)在其著作《天才的陨落》(When Genius Failed)中说:“这一次有个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因提出用于衡量风险管理的数学公式而获得1997年诺贝尔奖)提出了一个风险管理和预测几率的简练模型,下一次就会发明出一种有着完美记忆、并能够准确量化未来风险的计算机,但投资者的做法显然应该是相反的。””

——《投资大家芒格(二)》第三章

四、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苹果“掉落”到地球上?

“地球对苹果的吸引力与其质量成正比,与两者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但根据牛顿第三定律,苹果对地球有同样大小、方向相反的吸引力,这种反作用力等于地球对苹果的吸引力。所以,即使我们看到的是苹果掉在地球上,事实上却是地球和苹果在向对方的方向掉落。它们的力是相等的,但根据牛顿第二定律,两者加速度的大小并不一样。两者的质量是不同的,地球的质量相对于苹果的质量要大得多,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苹果“掉落”。苹果改变静止状态,掉落到地球上,是因为苹果的质量要小于地球的治疗,这表明它们掉向地球的加速度(速度的改变)比起地球掉向苹果的更大。地球的巨大质量同样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摔跤时会倒在地球上。”

——《投资大家芒格(二)》第四章

一、旋转的优势:

“与往复式运动相比,旋转的巨大优势在于能效:它不需要运动机件改变方向来完成每一冲程,而是持续转动(它当然也有局限性,主要是受离心力的影响,这一点也受同样的运动定律的支配)。具体的运用则视质量和速度而定:若设备轻,运动又不快,往复式运动的发动机就足以完成任务,尽管要付出一定代价。若设备大又速度高,往复式运动就不行了。

轮船蒸汽机由往复式改为旋转式,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原理……”

——《国富国穷》第13章

二、知识的财富

“国家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首先是体制和文化;其次是钱,但从头看起而且越看越明显的是,决定性因素是知识。

为获取英国最新技术的“秘密”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出考察者——训练有素的代理人——去观察、报告并且雇走技术熟练的工匠。因此,在1718年到1720年期间,在移居国外的苏格兰人约翰·劳的怂恿下,法国发起了一场寻求英国技术人员的有系统的活动,包括寻求钟表制造者、毛纺工人、冶金工作者、玻璃制造者、造船工人,约有二三百人之多。这个运动使英国人感到十分不安,以致他们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某些技术熟练的工匠移居国外。这是涵盖一个多世纪的一系列这种措施中的第一个,它涉及的行业也不断增多。

但是,这种法规并没有构成一道封闭性的障碍。在一个实行高度保护主义的社会里,并非每一个人都已经对潜在的国际竞争抱有警惕。试以金属制造技术为例——因为这种技术同军备和机械有关而成了特殊的宠物。(人们为了能更好地屠杀所以就进行屠杀。)在1764年到1765年期间,法国君主政权派遣加布里埃尔-让·雅尔参观了英格兰的采矿和冶金设施。英国人对这种情报的价值十分麻木,所以雅尔在设菲尔德和英格兰东北部的铸造厂和锻造厂受到了良好接待。后来发表了的雅尔备忘录迄今依然是关于他那个时代技艺的宝贵情报资料。英国在计时技术方面取得的进步也是一样:计时是航海优势的关键;1769年,航海部允许法国来访者打开并且察看约翰·哈里森的革命性船用时钟,其理由是这种时钟应该为全人类作出贡献。(当哈里森晓得这件事以后,他大发脾气。)”

——《国富国穷》第18章

三、科学史学界的错误: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个人主义非常有利于财富的积累,不仅仅是在欧洲,像我们所看到的,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也是如此。但是一旦日本人找到了他们所想走的路,他们的集体价值观就起到了难以置信的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是一种巨大的诱惑)。

自以为科学的史学界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以为今天的优点一定也会是明天的优点,一度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因素也会永远起积极的作用。历史并不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处于起跑和突破阶段的经济,在需要具备的条件方面,不同于那些已处于领先和疾驰地位的经济。日本经济的成功在于,它在德川幕府时期成功地反对了僵化和怀旧,而在明治维新及其以后时期做到了举国上下全力以赴。在不同的情况下要有不同的战略。”

——《国富国穷》第23章

“……康熙大帝,在探求西方种种事物方面在中国人之中是最开明、好奇心最强的,仍谆谆教诲他的臣民说:“即使西方的某些方法与我们不同,甚至是对我们的方法的改进,却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一切数学原理都来自易经,西方的方法源于中国……”

……朝廷对有些知识感兴趣:尤其是天文学和天文观测的技术……

但这些知识几乎仅仅局限于北京,并且这种新学术很快便遭到那些从古代的久被遗忘的著作中寻本探源的中国人的抵制……

这种知识探求方面的排外症并没有表现在所有的中国人身上。少数有远见的官员和至少一位皇帝明白:学习这些新事物,帝国将受益匪浅……

这些人本可以成为中国的现代化推动者,但却受挫,其原因不仅在于他们地位脆弱无保障,而且还在于宫廷环境中的阴谋诡计。在这种环境中,评判革新的是非功过是以它们对社会等级制度造成的后果为标准。没有一项建议不招致反对;没有一个新颖的事物不使既得利益者感到胆战心惊。不仅如此,对每一级的官员来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占上风。出一条妙计是给上级脸上增光,但一出差错挨骂的总是下级。对上级说些他想听的话更容易。

这种明哲保身不求变革的态度,使当年访问过中国的一代又一代西方人感到诧异。请听听耶稣会传教士路易·勒·孔德(1655-1728)的评论:“他们(中国人)更喜欢的是最残缺不全的古董,而不是最完美的现代的东西。这与我们(欧洲人)大不相同,我们只喜欢新事物。”马嘎尔尼勋爵来中国时的秘书乔治·斯当东,因为中国人对他提出的改进他们运河的建议漠然置之而灰心丧气,痛心地感叹道:“在这个国家,那些人认为他们的一切东西都是出类拔萃的。提出改进建议如果不是该受斥责,也是多此一举。”……

(并非仅仅封建王朝的中国体现了这一点。扼杀外在的动力,鼓励人们弄虚作假,是大的官僚机构的典型弱点,不管是公共的官僚机构还是私有的商业公司官僚机构,均是如此。大家名义上是同僚,似乎应该同心同德,但实际上却是对手。他们在组织内部争名夺利,不是在一个思想的自由市场上,而是在一个勾心斗角的小圈子里竞争。身居高位的人占优势。)

……

此外,中国缺少发现和学习的机制——学校、学会、学术团体,挑战和竞争。诸如平等交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及进步意识——这些思想都很淡漠或根本不存在。这里又存在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中国人形式上崇拜自己的知识祖先。1734年,皇帝下诏要求宫廷御医举行仪式,拜祭他们已作古的同行先人。另一方面,他们听任每一代的新发现被世人不知不觉地遗忘,让后人大概再通过文物和考古研究重新予以发现。

可见,中国前进的历史,是由亮点组成的历史。这些亮点在时间、空间上是相互分离的,没有通过复制和试验而相互联系,由于语言上使用隐喻和故弄玄虚,而变得黯淡,并且光线散布范围也很有限(印刷技术远不如欧洲)——实际上只是短暂的闪亮……”

——《国富国穷》第21章

“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收入最高的当然非那些石油生产和出口国莫属了。其他国家则“不见起色”。就是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中,财富的注入并未产生经济转变的效果。世界银行在对这些国家进行调查研究后指出,1960年,阿拉伯国家中的前7个经济巨头的人均国民收入是1526美元,高于东亚的前7名——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1456美元。而到1991年,这些阿拉伯国家就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只有3342美元,而东亚前7名则达到8000美元。今天,阿拉伯中东地区吸纳了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3%;东亚则占58%。

但是这些中东国家的确是需要外国投资吗?最好的比较对象就是16及17世纪的西班牙,它被唾手可得的财富所迷惑而过上一种奢侈无度、纸醉金迷的生活。富产油国也是如此。他们用石油换来货币,然后又将货币一一付还给那些国家。他们购买发达国家的大大小小企业的股票。他们修建豪华住宅、饭店和宫殿,购买庞大的耗油量极大的轿车(但燃油很便宜,就像煤矿里买煤一样),还在国外购置房地产,从而可以遮掩一下自己的财产,同时还可以做一些为自己国家的习俗所不能接受的事情,诸如在服饰打扮以及其他一些行为举止上。沙特阿拉伯拥有那么广袤的沙漠地带,但却以一笔相当可观的数额从澳大利亚进口海滩的沙子。浪费最大、副作用极大的则是军火上的巨额投资,估计这一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是购买了出口这些可怕玩具的国家的“友谊”。

这些国家并没有建起自己的发达经济。像昔日的西班牙一样,他们花钱购买别人的技巧和服务,却没有学会自己来做这些事情。“什么才是富有?”波斯湾的一位商业银行家问:“富有就是教育……专长……技术。富有就是知识。我们有钱,是的,但我们并不富有。我们就像是一个从他未曾认识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的小孩。他没有接受过怎样花钱的教育。他手里握着钱;但他却又不知道该怎样去利用它。如果你不知道该怎样花钱,你就不算是富有的人。我们都不是富有的。没有这样的知识,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是一无所有。我们无所不进口。建造房屋的砖瓦,我们进口。建造房屋的工匠,我们进口。到市场上走一圈,看到有什么是阿拉伯制造的?没有。有中国制造、法国制造、美国制造……就是没有阿拉伯制造。一个连砖瓦、汽车或是一本书都不能生产出来的国家称得上富有吗?我认为它不是富有的。”

的确如此……”

——《国富国穷》第2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