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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

一.如何理解个别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

甲公司的个别报表,就是将甲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与其他公司所有的交易往来都反映在这张报表中,与甲公司存在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的公司也都一视同仁,当作甲公司普通的业务伙伴(只不过这些公司在甲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中的股权份额,按照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理方法来处理)。

甲公司的合并报表,就是将甲公司和其子公司合起来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a.当甲和其子公司的合并报表从头编制时,就相当于将甲公司和其子公司作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个体,编一份归属这个统一的独立的个体的个别报表;

b.如果要采用从甲公司个别报表向这张合并报表调整的方法时,就要消除甲公司与其有共同控制、重大影响(权益法核算)关系的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甲公司所占股权份额的影响。

二.如何理解合并报表中,子公司和联营企业、共同控制合营企业的会计科目、列报项目表现?

甲公司有子公司时才需要编制合并报表。对于甲公司的个别报表,子公司、联营企业、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都是通过“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收益”科目体现。

但是对于甲公司的合并报表,只有子公司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用才纳入到合并报表中,而且甲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要和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抵消,甲公司的“投资收益”也要和子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与期初、本期抵消得到期末)抵消,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内部交易导致的未实现净利率是全额抵消(只是对于非全资子公司会产生少数股东权益和少数股东损益)。

而对于甲公司与联营企业、共同控制合营企业的内部交易(包括顺流逆流)导致的未实现净利润份额,也需要在合并报表中体现,由于这两类企业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用不纳入到合并报表中,所以在逆流交易中,仿照子公司消除时要将联营企业/共同控制合营企业的有关净损益(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替换为甲公司中的“投资收益”,在顺流交易中,仿照子公司消除时要将联营企业/共同控制合营企业的有关存货增加替换为甲公司中的“长期股权投资”。

三.如何理解“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收益”?

“长期股权投资”代表被投资单位的净资产,“投资收益”代表被投资单位的净损益。

四.权益法核算下,甲公司对乙公司有重大影响,如何理解逆流交易和顺流交易在甲公司个别报表中的抵消处理?

逆流交易时,乙公司的资产(存货)虚增在甲公司(甲公司没有售出部分),需要抵消虚增部分时,“长期股权投资”代表乙公司的净资产,“投资收益”代表乙公司的净损益,因此甲公司的个别报表抵消分录为:

借 投资收益

贷 长期股权投资,

都按照甲公司对乙公司的持股比例进行。

顺流交易时,甲公司的资产(存货)虚增在乙公司(乙公司没有售出部分),需要抵消虚增部分时,认为乙公司买入存货对付的钱是对甲公司分配的现金股利,由于分股利减少所有者权益(净资产),所以甲公司所持乙公司净资产的份额减少,于是,甲公司的个别报表抵消分录也为:

借 投资收益

贷 长期股权投资。

这种情况下,甲公司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虚增的营业利润部分,在“投资收益”中按照对乙公司的持股份额抵消了。

于是,个别报表中对内部交易的抵消都通过:

“借 投资收益

贷 长期股权投资”

来完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种处理方式的统一,导致以后对合并报表某些问题理解上的障碍(可能为存货部分售出时,顺流和逆流交易的处理不同)。

五.权益法核算下,甲公司对乙公司有重大影响,如何理解逆流交易和顺流交易在甲公司合并报表中的抵消处理?

逆流交易中,虚增资产(存货)在甲公司,合并报表中应该体现的是对“存货”(期末结存部分)和相应“投资收益”(乙公司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用不纳入合并报表,所以用甲公司的投资收益体现)的抵消,由于个别报表中抵消时减少了“长期股权投资”,所以合并报表的调整分录就要增加回“长期股权投资”,调整分录为:

借 长期股权投资

贷 存货。

如果存货被乙公司部分售出,那具体的数值就是结存部分。

顺流交易中,合并报表中虚增资产(存货)在乙公司,合并报表中应该体现的是对甲公司整笔内部交易“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的抵消,以及“长期股权投资”存货结存部分的抵消(乙公司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用不纳入合并报表,所以用甲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体现),对于乙公司售出部分由于成本虚高导致的利润减少也要以“投资收益”的形式补回来。

由于个别报表中抵消时减少了结存部分的“投资收益”,所以合并报表的调整分录就要增加回这部分“投资收益”,调整分录为:

借 营业收入

贷 营业成本

 投资收益。

对于部分存货被乙公司出售的情况,合并报表中,一方面,乙公司结存部分的投资收益要被增加回来(在个别报表中被减少的),另一方面,乙公司售出部分成本虚高导致的利润减少也要被加上(在合并报表上仍然反映为投资收益),两部分投资收益相加,就变成了不论乙公司结存存货的比例,甲公司合并报表调整分录中的“投资收益”都是认为存货全部结存在乙公司。

//除非存货全部被乙公司售出(内部交易损益全部实现),这时甲公司的合并报表不再做任何调整分录。

六.长期股权投资中,甲公司因出售乙公司部分股权,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时,如何理解个别报表和合并报表中的投资收益?

甲公司原来对乙公司控制,后来出售部分股权后改为重大影响,甲公司有其他子公司要编合并报表。

甲公司对乙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原来以成本法核算,由控制转为重大影响时,需要将剩余部分的股权追溯调整为权益法核算,甲公司个别报表上的投资收益就是卖出股权的售价(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与原来以成本法核算的账面价值差额。

但是对于甲公司的合并报表,对乙公司的全部投资都要追溯调整为权益法核算,且要将剩余股权调整为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于是,投资收益=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按原持股比例计算的购买日商誉)+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可转损益部分)、其他权益变动。可以理解为将所有乙公司股权卖掉再按照公允价值买回剩余股权部分。由于合并报表中以权益法核算,投资收益就只能从丧失控制权日的期初计算至丧失控制权日,以前部分计入留存收益。

于是,结合个别报表中已经处理的部分,合并报表中的按照以下步骤处理:

a.将剩余股权卖出再以公允价值买入得到投资收益;

b.将售出部分也调整为权益法核算并抵减投资收益(因为个别报表中已经将剩余股权调整为权益法,又因为个别报表按照成本法计算的投资收益在权益法下要将不属于本期的部分转入留存收益);

c.由于视为将全部投资售出,故将有关其他综合收益、其他权益变动根据规则转入投资收益(能转损益部分)或留存收益(不能转损益部分)。

最后在个别报表投资收益的基础上根据上述三项调整得出合并报表最终的投资收益。

七.长期股权投资中,甲公司因出售乙公司部分股权,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时,为什么甲公司与其子公司的合并报表中,对于已经售出的股权也要按照权益法追溯?

因为甲公司的合并报表还要反映期初数值。例如,2017年1月1日甲公司取得乙公司100%股权按照成本法核算,2018年12月3日甲公司售出乙公司部分股权变为权益法核算,12月31日的合并报表仍然要反映2018年1月1日对乙公司的控制情况,所以甲公司的合并报表中要对售出前,乙公司的所有股权都要按照权益法追溯调整。

八.合并报表中,如何判断母公司和子公司、共同控制合营企业、联营企业之间是否应该编制抵消分录?

需要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整体上来看,母公司和子公司、共同控制合营企业、联营企业之间的内部交易如果不存在,但是母公司个别报表中编制了相关交易分录的,就应该编制抵消分录。如果母公司合并报表中就没有编制相关交易分录(例如,未实现的内部利润),例如:甲公司对乙公司有重大影响,乙公司出售存货给甲公司,期末这笔存货甲公司全部对外售出,甲公司没有虚增存货,合并报表中也就不需要编制抵消分录。

九.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时,如何理解“合并财务报表中确认的投资收益=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按原持股比例计算的商誉+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可转损益的部分)、其他权益变动”中采用“剩余股权公允价值”?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时,意味着母公司丧失了对子公司的控制权,丧失控制权意味着母公司与其他子公司编制合并报表时不再纳入已丧失控制权的子公司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用。所以,在合并报表层面,母公司丧失控制权就是将(不仅是视为)子公司的股权100%出售,从而得到投资收益,对于仍然持有的有重大影响的部分股权(如果是变成了由金融工具准则规范的金融资产,由于个别报表中已经处理,合并报表中不用再处理),合并报表中是将这部分股权按照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买回重新计量(不影响出售子公司全部股权得到的投资收益)。

十.同一控制下的企业控股合并,如何理解将审计评估等费用计入管理费用(而不是计入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成本中)?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控股合并,会计处理方法为权益结合法(不同于购买法,权益结合法是所有者权益的联合,而非资产的交易),这种处理方法不可能产生新的商誉,而如果将上述费用计入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成本中就会产生新的商誉。

1.成本和费用有什么区别?

成本能够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可以理解为“半成品”的资产,费用未来不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2.为什么对于一般借款而言,在计算资本化的利息部分,不考虑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

不像专门借款(资本化期间的利息资本化,费用化期间的利息费用化),一般借款用在资产构建过程中时利息才资本化(先用专门借款,不够时才占用一般借款),其他利息全部费用化,即使在资产构建过程中未被使用的一般借款利息仍然要费用化,所以,对于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将其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中,无法分离出属于资本化的部分,于是,这部分利息收入被全部用来冲减费用化利息部分的财务费用。

3.对于换取职工服务的权益结算类股份支付,为什么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后,不再确认其后续公允价值变动?

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企业在公开市场中以市场价买入自己的股份,再以低于市场价的行权价出售给职工,其中的差额就是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这其实就是企业的成本,无论以后的公允价值如何变动,“成本=授予日市场价-行权价”是已经确定的,企业也就不需要再调整这个成本。

4.对于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的确认和计量,为什么要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和结算日,对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确认成本费用和相应的应付职工薪酬),并对负债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将其公允价值价值变动计入当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因为现金结算意味着以等待期之后实际支付的现金要以当时的权益工具为锚点来计算,所以,随着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的变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和结算日,这一部分的成本费用、负债也都会是不同的。

类似地,对于权益结算类股份支付,当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无法可靠确定和计量时,在相关的资产负债表日和结算日、或获取对方服务的时点,也要将内在价值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5.可行权条件发生不利修改时(非取消或结算),为什么当作变更没有发生(不做任何处理)?

站在被激励对象的角度,行权价格降低时(例如:从7元降至4元),能受到更大激励,企业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则发生了增加(例如:原价10元,修改前为10-7=3元,修改后为10-4=6元),这被认为是企业取得了更多服务,所以是可行权条件的有利修改,但同时这也会增加费用支出。可行权条件的不利修改与此相反,会减少费用的支出,那么出于谨慎性的考虑,就当作没有出现不利修改。

6.如果仅有两笔一般借款(无专门借款),A笔2月1日起,共3个月;B笔3月1日起,共6个月,资产构建活动9月30日止,那么计算这些借款的利息资本化金额时,还要不要将各自年利率折算为月利率?

不需要,一般借款利息的资本化金额=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上述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就是将每笔借款的金额以及实际的期限,折算为一年的金额(金额缩小,期限拉长),再做多笔平均后的数值,对应的资本化率也是将每笔借款利率在多笔借款重叠期间(非重叠期间不需要算资本化率,分段计算各自期间即可),按照其各自金额为权重计算出来的“年利率”。

7.对于以自身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合同,如何区别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净资产和股数都确定的(每股净资产确定)划分为权益工具;其他划分为金融负债。

8.为什么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交易费用不计入初始成本(而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一般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而言,交易费用要计入其初始成本(资产类则叠加,负债/所有者权益类则抵减),但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如果将交易费用计入初始成本中,后期持有期间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按照公允价值变动影响损益时,就会出现不准确的情况。例如:2019年12月1日甲公司买入乙公司股票1000万股,当日公允价值为每股5元,交易费用1万元,初始成本是5000万元(计入交易费用则为5001万元);2019年12月31日时,每股公允价值为6元,则公允价值价值变动损益应为1000万元如果按照初始成本计入交易费用后,则为999万元,这显然不合理。

9.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过程中产生的审计、法律服务等相关费用,为什么不计入长期股权投资的取得成本(应计入管理费用)?

长期股权投资代表了合并方所持有的被合并方的净资产份额,如果将上述费用计入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中,在合并方与被合并方的合并财务报表中,会夸大商誉(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要做抵消分录:借 所有者权益,贷 长期股权投资)商誉=长期投资股权投资-所有者权益。

10.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方取得的长期投资股权投资的初始成本,为什么不以被合并方的公允价值计量,而是以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计量(更准确为:相对于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净资产账面价值的份额+最终控制方收购被合并方形成的商誉)?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采用的是权益结合法,这种方法将合并方和被合并方视为权益的联合,而非资产的交易。合并双方放在一起看时,既没有资产的流入流出,也没有负债的增减,所以不是销售与购买的行为,因此只是将各自的资产放在一起而已,因此采用账面价值计量。由于放在一起后,被合并方自合并之日以前本年已实现的利润也被合并在一起,有可能被合并方作为利润美化的手段,因此在国际上已经很少采用。

11.甲公司(有子公司,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持有20%乙公司股份(对其有重大影响),甲公司(甲公司该批存货成本为600万元)向乙公司销售1000万元存货(顺流交易),当年乙公司销售出该批存货的70%,这时,甲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调整分录中,为什么除了营业收入和成本按持股比例抵消以外,贷方科目计入的投资收益不考虑存货的销售情况?

对于逆流交易而言,资产在甲公司,故只考虑未销售出去的,所以“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贷:存货”。但是对于这里的顺流交易而言,资产已经从甲公司转移出来,如果将该批存货存货分为两部分来看,30%是乙公司未销售出去的,甲公司合并报表中的调整分录应该为:“借:营业收入60,贷:营业成本36 投资收益24”,以便将有关结果调整为甲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的结果;对于70%乙公司销售出去的部分,甲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不需要做任何体现,故甲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调整分录应为:“借:营业收入140,贷:营业成本84 投资收益56”。全部合起来就是“借:营业收入200,贷:营业成本120 投资收益80”,这个结果和乙公司全部没有卖出存货的调整分录是一样的,所以对于顺流交易而言,甲公司不需要考虑存货在乙公司的销售情况,只需要一次性抵消有关损益即可。

12. 非同一控制下,购买方从重大影响(权益法)通过增持被购买方股份达到控制时(成本法),购买方个别财务报表中,购买日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成本是否为合并成本?

否,合并成本一定是购买日付出对价的公允价值,对于一次购入股份直接达到控制的情况,合并成本就是购买日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成本,但是对于从重大影响转变为控制的情况而言,购买方个别财务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成本=原投资账面价值+新增股份公允价值,根据历史成本法则,权益法和成本法的核算都是通过长期股权投资科目,不能对原投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调整为购买日的公允价值),因此这时的购买日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成本不是合并成本。但是从购买方的合并财务报表角度而言,由于需要计算商誉,所以必须要将“原投资账面价值”调整为购买日的公允价值,可以视为将原有的以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卖出,再整体买入,也就是说,在购买方的合并财务报表中,经过调整后的购买日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成本才是合并成本。

13. a.非同一控制下,购买方从重大影响(权益法)通过多次增持被购买方股份达到控制时(成本法),购买方个别财务报表中对长期股权投资科目中的原投资账面价值不做调整(不能调整为购买日的公允价值);b.对于购买方减持被购买方股份,从控制变为重大影响时,购买方个别财务报表中,需要将剩余投资追溯调整为权益法核算的账面价值(非减持日的公允价值)。为什么a类情况下不做调整而b类情况下要做调整?

b类情况不违背历史成本法则,因为调整后的权益法账面价值也是根据历史的相关变动进行的调整。对于现金股利,成本法计入当期投资收益,权益法计入长期股权投资的损益调整明细,此外,成本法是初始记录成本后再不做调整,直到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时一次计入损益;权益法是初始记录成本(要和投资时点被投资企业可辨认净资产的份额比较)后,要根据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变动按份额调整,有损益也会当时体现,不考虑现金股利的情况下,长期股权投资处置后的损益与持有期间损益的和,与成本法下长期股权投资处置的损益是相等的。但是对于b类情况,购买方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也要将剩余投资调整为减持日的公允价值。

14.资产的账面价值到底是什么?

所有的资产最终都会被消耗,从而变成费用,所以,资产的账面价值其实就是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未来可以作为费用列支的全部价值;类似地,资产的计税基础就是根据税法的规定,未来可以作为费用列支的全部价值。

15.如何理解存货销售与债权投资的会计分录?

对于与日常经营相关的活动,会计上通过收入(总流入)的方法来核算,确认营业收入的同时结转营业成本,本质上是总额法;对于与日常经营活动无关的活动,会计上通过利得(净流入)的方法来核算,没有做收入的确认和成本的结转,本质上是净额法。

16.如何理解负债的计税基础?

负债的计税基础=账面价值-未来按照税法规定可予税前扣除的金额。对于形成收益性质的负债,如果收款当年交过所得税,当年末资产负债表日的计税基础就是0,或者说未来按照税法规定可予税前扣除的金额就等于账面价值,如果收款当年没交税,计税基础就等于账面价值;对于形成费用性质的负债,按照上述公式计算;对于不影响损益的负债(应付账款、短期借款等),计税基础就等于账面价值,即未来按照税法规定可予税前扣除的金额为0。

一、如何理解收入和利得的区别?

收入,总流入;利得,净流入。所以主营业务销售时要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同时结转(借既)主营业务成本。对于利得性质的分录不需要如此操作。

二、存货跌价准备与固定/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区别是什么?

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内的受资产减值准则约束的资产,其减值准备=原值-累计折旧/摊销-可收回金额,且不能转回。但是存货跌价准备=存货成本-可变现净值,且能够转回。所以,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可以用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比较来确定,存货跌价准备不能用账面价值和可变现净值比较来确定(因为存货跌价准备能够转回)。

三、如何理解在通胀环境下,先进先出法计量的存货会高估低估售出存货的价值,高估期末存货的价值?

对于存货,先进先出法、移动加权平均法、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中,市价为上升趋势时,先进先出法会使期末存货价值更接近于市价,这会导致低估发出存货价值(高估当期利润),高估期末存货价值。原因在于:起初存货+本期购入存货=本期可供发出存货=本期售出存货+期末存货。

四、如何理解存货的成本、跌价准备、资产减值损失?

存货的成本通常指其原值,当原值大于其可变现净值时,需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当年计提跌价准备的存货未售出时,相应的资产减值损失会影响当年利润,次年售出的存货,需要将资产类科目结转到业务成本,也就是将原值、存货跌价准备(即存货的账面价值)结转到业务成本。

五、具有融资性质的固定资产购入,如何计算期初应付本金余额?

具有融资性质的固定资产购入,期初应付本金余额=期初长期应付款余额(本金+利息)-期初未确认融资费用余额(利息)。

六、如何理解“长期应付款”和“未确认融资费用”?

“长期应付款”可以被理解为本金+利息,但既不是现值也不是终值,而是各期终值的和,同理,“未确认融资费用”被理解为利息,也是各期利息的和,但并非现值或终值。在处理相关会计问题时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计算时所用的现值是按照同样的利率将终值折现所得,并且各期与“长期应付款”、“未确认融资费用”中的各期相对应。

七、如何理解对资本化和费用化的问题?

固定资产资本化还是费用化的问题,费用化可以直接降低当期利润,资本化也会影响利润,但是通过累计折旧分摊到多个会计年度,也就是对当期利润的降低更小,所以企业将应该费用化的资本化了,就是美化利润;将应该资本化的费用化了,就是隐藏利润。

八、投资性房地产改扩建时为什么不转入“在建工程”?

投资性房地产金额通常较大,转入在建工程后对财务报表的列报会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不同会计期间报表比较,故转入明细科目:投资性房地产—在建。

九、资产组减值测试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资产减值准则中,涉及资产组无法取得公允价值减去相关费用的余额时,以未来现金流量作为各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各个资产组的现金流量现值之和,不可能超过整体公司(含无法合理分摊到各资产组的总部资产)的现金流量现值——否则那部分无法合理分摊的总部资产的价值就会是负数,因此,做减值测试时就要先测试各个资产组(含可合理分摊的总部资产),然后据此调整各部分资产组的账面价值,然后再用调整后的账面价值和,加上无法合理分摊的总部资产账面价值(没有参与第一次的减值测试),再和总体的现金流量现值比较,如果需要做第二次减值测试,则按照前述调整后的账面价值和无法合理分摊的总部资产账面价值(没有参与第一次的减值测试)的比例,做第二次减值测试。

十、合并财务报表中,列示的商誉是否为所控股子公司全部的商誉?

否,合并财务报表中,子公司的所有资产都被体现在报表中,例如:母公司对子公司控股80%,则子公司剩余20%体现在少数股东权益中。除了商誉,目前对这个项目采用母公司理论,故只体现母公司所持股份对应的商誉,如果按照实体理论,全部商誉都应该体现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十一、为什么印花税不通过“应交税费”科目核算?

非直接通过税务局缴纳的税金,不通过“应交税费”科目核算,例如: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关税、进口时的消费税。

十二、什么情况下用“税金及附加”科目?

“税金及附加”属于损益类科目,需要核算营业利润时才需要使用此科目。

十三、企业债券的发行费用为什么要冲减发行价格?

因为企业发行债券会形成负债,而发行费用是费用类科目,两者的借贷方向相反(负债表示企业所控制资源的来源,费用表示企业所控制资源的用途),所以费用会抵减发行价格。类似的,企业发行股票(属于所有者权益),发行费用也会抵减发行股票所得(抵减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对于资产类的费用则会叠加计入初始成本,例如:企业通过共同控制、重大影响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资产),直接相关费用被计入初始计量的成本中。

十四、外购商品作为非货币性福利发放给职工时,为什么不能确认收入?

企业自产的产品(有加工行为)作为非货币性福利发放给职工时,视同销售,企业要确认收入(同时结转成本),并将销项税额计入发放给职工的非货币性福利;但是企业将外购商品作为非货币性福利发放给职工时(需要将进项税额转出,计入发放给职工的非货币性福利),并没有加工行为,所以不能确认收入(否则企业可能操控收入)。

十五、企业领用自家生产的产品作为在建工程所用的材料,是否应当视为销售(确认收入)?

不能视为销售(确认收入),因为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并没有离开企业这个主体。

一、会计中的“借/贷”到底意味着什么?

最近在学习会计,作为初学者的困惑,首先就在于奇怪的“借/贷”记账方式,不同于我们习惯中理解的“增/减”记录方式,“借/贷”其实是从账户的性质出发的。

尽管老师强调“借/贷”仅仅是记账符号,(如今已经)没有其他意思,但是这种解释无法回答 “为什么偏偏要采用这种记账符号?”查询一些资料并结合自己的理解,我目前这样理解这个问题:

对于企业而言,资产代表着企业所掌控的资源,而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代表着这些资源的来源,所以,“借方”的含义就是企业将这些资源用在了哪些地方,而“贷方”的含义就是代表了这些资源的来源,这同样可以解释:“收入为什么在贷方?”、“费用为什么在借方?”这两个问题。所以,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理解一样:“借”就是我将我所拥有的东西给出去,“贷”就是我从外部拿到东西。至于“为什么从‘借方’转入的转出一定在‘贷方’?”这个问题更简单,因为对于任意会计科目,都是一个会计账户,是账户就会有账户余额,而借/贷就是账户的两个端口,一出必然一进。

上述解释存在一个瑕疵,我想这恐怕也是老师为什么会说“(如今已经)没有其他意思”的原因。例如:“应交职工薪酬”这个负债科目,直接按照上述方法去理解就会产生困惑:“短期借款”意味着企业欠别人钱,也就是说企业的这些资金来自外部债权人;而“应付职工薪酬”意味着企业欠员工的钱,也就是企业的部分资源来自员工,而员工并没有将资金提供给企业(反而需要企业支付资金),另一方面,员工本身就是企业所掌控的资源,这意味着无法将“应付职工薪酬”直接与“短期借款”类比。

但是,如果我们将“应付职工薪酬”改名为“招募员工付出劳务的资金回报”,就可以按照上述解释去理解了。也就是说,根据会计科目的实质,通过重构科目的表达方式,我们应该可以回到最初的解释,只不过看上去不太符合约定俗成的习惯。既然是习惯,本身就未必有严格的表达格式,例如:对于固定资产而言,账面价值=原值-累计折旧-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其中,原值对应“固定资产”这个科目,而账面价值却没有一个对应的会计科目。

二、为什么“其他综合收益”属于权益类科目,“制造费用”属于成本类科目,“主营业务成本”属于损益类科目?

会计科目中的很多名词是从外语翻译而来,还是由于既成习惯的原因,导致某些翻译名词对于初学者而言一头雾水。例如:如果将“其他综合收益”翻译成“其他综合收益权益”,这样听起来就更像权益类科目了。

至于为什么存在“其他综合收益”这个科目?我们应该从整体来把握,会计计量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衡量企业在一定时期的经营成果,经营成果的体现就是利润,而利润是属于企业所有者的,最终必然会转到所有者权益中去,但是在转之前,所有人都会盯着“营业利润”这样的科目。企业经营中的某些行为产生的成果虽然可以作为最终的所有者权益,但是不应该作为利润被计量,这种情况下,就将其直接计入到所有者权益中,于是,就会存在“其他综合收益”这样的科目。

而“制造费用”属于成本类科目、“主营业务成本”属于损益类科目让初学者产生困惑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初学者是根据科目字面的含义去理解的,习惯性地将“费用”认为就是损益类,“成本”就是成本类,其实还是名称作祟;另一方面,没有理解成本类和损益类的区别:成本类的特点是能够与具体的某个营业项目(例如:合同项目、研发项目、生产项目)挂钩,而这个营业项目可能会跨越多个会计期间,于是,成本就会被分摊到各个会计期间,每个会计期间结束时成本类都会有对应的消耗,将这种消耗转入损益类,但是成本类科目在会计期间的期末余额可以不为零,损益类就是对应一个会计期间(通常为年度)内的各类收入/支出、利得/损失,在会计期间的期末余额一定为零——要转入“本年利润”去计量当期的经营成果。

三、为什么以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在处置后要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其他综合收益”结转到“其他业务成本”,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处置后并不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结转到“投资收益”?

假设企业有一处自用的房产——固定资产,2016年12月31日该企业将其用于出租——转为“投资性房地产”,而该企业对于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模式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在转为“投资性房地产”之后就不再计提折旧,2019年该企业将这处房产出售。为了使对成本的计量尽可能准确,会计准则要求将此类投资性房地产处置后,还需要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其他综合收益”结转到“其他业务成本”(这样做的负面影响是对公允价值的计量会因为调整而不准确)。这后两步的操作就是假设企业从来没有将自用的这处房产转为过“投资性房地产”(实际是转为了投资性房地产,在以投资性房地产计量这期间的折旧也不计),因为按照常理,企业将房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再出售,和没有转为投资性房地产而直接出售,计算利润时的成本应该是一样的。

此外,由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损益类科目,在当年就应该结转到“本年利润”中影响了当期的利润(上例中分别是2017年和2018年),所以2019年处置房产前,“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科目余额其实是零,强行结转到“其他业务成本”是将其变成了负数,而负数的金额实际为2017年和2018年累计的公允价值变动金额(当年其实已经结转,这里可以理解为设置一个专门储存历史公允价值变动额的科目来记录以“投资性房地产”持有期间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金额)。

而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处置后并不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结转到“投资收益”的原因在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投资收益”都是用于计算“营业利润”的科目,通过“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调整“投资收益”,可以使对后者的计量更准确,但是对于前者的计量就会不准确,不同于成本,这两者的分量是一样的,所以就看会计准则的规定了,如果规定要结转,说明准则对于“投资收益”计量的准确性要求更高,否则,就是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量的准确性要求不高于“投资收益”。

事物能够持续存在并发展,必定存在某些因素,我们将这些因素提炼出来,就会形成“核心竞争力”这样的主观认识。对于人以及由人形成的各类组织,核心竞争力还包括了某些通过主观行为的成分。

结合近期的某些思考,我意识到,也许我们可以效仿其他领域,通过数学的方法,来计算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个人的核心竞争力

每个人的出身背景、成长条件、智商、情商、教育经历、取得的证书……都不尽相同,这些因素从不同维度刻画了一个人的基础竞争力。

由于社会中存在诸多领域,在每个领域中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要素并不相同,于是,每个人通过与所处的“环境”(细分领域),以及其他竞争个体进行对比后,就可以找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例如:某个“环境”强调学历的重要性,于是,在这个环境中竞争的个体,拥有最强学历的个体必然具备最强的核心竞争力,其他个体要么埋头提升学历(也可以造假),要么退至次一级的同类环境去竞争,要么在原环境中承认别人的江湖地位。

现实中,“环境”对竞争力的要求往往不是单一的,所以对每种基础竞争力赋予不同的权重,然后将每种基础竞争力进行量化,通过线性叠加的方式即可得到每个人的核心竞争力。

团队的核心竞争力

这是我所思考的重点,因为分工协作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每个人都通过与他人组成团队来与其他团队竞争。一个团队往往是由很多个体组成,但是这些个体在团队中的地位、彼此的沟通方式、每个个体的价值观等都不相同,所以团队的核心竞争力应该受到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

让我们先解决权重问题,一方面,这个世界最大的公平是:每个人每天都有且仅有24小时,你将这24小时花在哪里,你的竞争力就体现在哪里,这也才是你的专业——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对于赏罚分明,管理完善,升降分明的组织而言,头衔就是对你竞争力的肯定。

于是,我们得到团队中成员权重的分配方式:

  • 权重A:按照成员在团队中服务的时间长短来分配权重;

  • 权重B:按照成员在团队中的头衔来分配权重。

下面我们采用权重A来计算团队的核心竞争力:

  • 1.首先,调研竞争环境,对所涉及各类事项进行分类和量化,并且取得各事项的平均分值与主要竞争对手的各事项得分。

  • 2.其次,让团队成员排列出自己在过去一定期限(例如:10年)花费时间做的最多的几类事项并列出得分;

  • 3.再次,按照权重A,将所有成员的同类事项进行叠加,得出整个团队在各个事项中的得分;

  • 4.接下来,通过与竞争环境和对手的比较,得出团队的原始核心竞争力。

  • 5.最后,团队人数增加引起的沟通量是非线性增长的,团队成员的价值观等因素也会以非线性的方式影响团队竞争力,将这些因素叠加在团队的原始核心竞争力上,即可得出最终的核心竞争力。

上述过程中,遇到非线性的影响因素时,可以通过取极限再积分的方式评估,也可以通过试验取得的经验数据进行评估。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虽然企业也是由很多个体组成的,但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能完全按照团队的方式来计算,因为对企业的行为有特殊的规则约束,所以应该先将这些规则作为要素提炼出来,然后可以效仿团队的计算方法进行操作。

关于这方面,目前我没有更多思考和想法。但是从团队的计算方法可见,自科学与理性变成推动文明进步的主要力量以来,我们的思考方式和方法都受其影响颇深。

《好用的哲学》第3章,激进的批判工具——

什么是“阶级批判”?

社会政治学转向以来,人们创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批判工具,并将之称为“阶级批判”。这种批判以阶级等级制度和阶级斗争为根基,进而分析哲学概念及其理论支持或反对是何种阶级立场。

虽然历史中曾有前例,但这种批判工具的经典形式主要是德国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的许多哲学家都认为,哲学和其他人类文化的发展取决于由思想、理念和人类动机引发的实践活动,因而它们独立于创造者的经济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否定了这样的观点,而认为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关系,或者说这种经济“基础建筑”决定了文化等“上层建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并不是思想决定了人类社会,而是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声称,在黑格尔将哲学本末倒置之后,他又重新把它纠正过来了。

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经济基础,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一样,决定了我们的思想意识,而我们却从未察觉。然而晚期的阶级批判者,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却不赞同经典马克思主义将这种决定方式理解成单向的,而认为文化同样可以影响经济基础。

如何运用阶级批判工具?

无论持哪种观点,在哲学思考中你该怎样运用这个工具呢?例如,你可以认为(如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宗教改革并不源自宗教的创新,而是因为欧洲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资本主义需要打破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需要个人主义战胜封建教会的公共权威,因而便演化出了一种新的宗教上层建筑……

同样,马克思认为,在所谓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民群众会被多种形式的“错误意识”所欺骗,比如相信自由政治权利——包括言论自由权和集会自由权等。群众误以为权利为他们服务,因而乐在其中。但在现实里,这些权利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真正为它们有效运作而感到高兴的只有统治阶级,它们真正保护的也只有统治阶级和其阶级利益。

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美国内战并非为了解放奴隶而战,而是在为资本主义在美国南部的发展铺平道路。同样,美国种族隔离之所以终结,并不是因为马丁·路德·金的政治号召力和谈判技巧,而是因为这样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现今,这样的思考方式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而不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者了。例如,许多人都认为,就像之前的海湾战争一样,伊拉克战争也不是为了保护伊拉克这样小国人民的主权,而是英美两国要战略性地用自己的势力控制该地区,以便获取中东的石油。

那么,审视一个哲学概念或理论的时候,若要使用这个工具,就要首先问自己以下问题:

  • 1.这个概念或理论是否有助于帮助统治阶级巩固自身的地位?它最终服务于哪个阶级的利益?它是否有利于促进反抗或革命?

  • 2.这个理论或概念是否有助于控制或剥削被统治阶级,有助于缓解被统治阶级的痛苦,或延缓他们的反抗?

  • 3.除了理论中的作用之外,这个术语在实践中能够发挥什么功能?

假如你发现一个概念或理论,的确有益于统治阶级的利益,有助于控制被统治阶级,这也不能说明这个概念或理论是错误的。但你可以提出质疑,思考它的理论根基究竟是所谓的理性,抑或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利益。

阅读感言

现在看来,本书对马克思主义中关于“阶级批判”的阐述胜于枯燥的课本。

  • 1.无论休谟之叉还是阶级批判,渗透其中的怀疑主义都是哲学中最宝贵的智慧,也是理性的重要组件。

  • 2.阶级批判是基于利益(经济基础)来分析的,这工具赋予被统治阶级觉醒的智慧。

  • 3.“怀疑”+“利益”,再将其置入阶级分化的背景中……难怪马克思的“阶级批判”会成为激励被统治阶级起身反抗压迫的强有力思想工具。

《好用的哲学》第2章,“大师级的工具”——

思考以下两个陈述:

1.所有的罪犯都违反了法律。

2.雷吉·科雷是个罪犯。

我们通常认为这两个陈述都是正确的,但是按照大卫·休谟的观点,它们正确的理由不尽相同。

观念的连接

就第一个陈述而言,“所有的罪犯都违反了法律”的正确性源自定义,因为“罪犯”意味着他是一个违反了法律的人。即句子中的谓语仅仅重复了主语已涵盖的内容,这种陈述被称为“分析性真理”、“必然性真理”或“重言式”。

重言式的一个特点是它必然为真,但是这种绝对可靠的真理却有其局限性。按照休谟的观点,这种具有确定性的真理不能有效地描述这个世界。例如:“所有的罪犯都违反了法律”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是否有罪犯?”、“哪些人是罪犯?”、“罪犯违法了什么法律?”等等。这句话仅仅告诉我们“罪犯”这个词的意思,却不能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样子。

休谟认为,数学和几何学的真理属于知识的范畴,他称之为“观念的连接”(the relations of ideas)。例如,“1+1=2”必然为真,因为这些符号的意义已定,该陈述依其定义便是真的。只有这些符号的意义改变时,“1+1=2”才可能是假的。

这种数学真理同样具有重言式的一个特性:没有告诉我们现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例如,它不会告诉我们,1滴水加1滴水,究竟能得到2滴水,还是1滴体积更大的水——这样的知识属于“实际的真相”,属于休谟的另一个范畴:我们通过经验学到的知识。

实际的真相

第二个陈述“雷吉·科雷是个罪犯”就属于“实际的真相”。因为我们无法根据句子中的词汇判断这个句子的真假,我们只能通过了解这个世界来确定它的真假。换言之,世界中真实发生的事情才能决定这种陈述的真假,而非词语的含义。

因此,“实际的真相”能够告诉我们有关这个世界的信息。然而,它不像“观念的连接”那样,具有确凿无疑的真理性。比如,“罪犯没有违法法律”一定自相矛盾,但是假如说“雷吉·科雷不是罪犯”则不会引出任何矛盾。换言之,“实际的真相”的对立面在逻辑上永远有可能是真的。因此,许多古代的数学命题至今仍然是可靠的(它们没有错的可能),但古代人认为的科学几乎都是错的(描述现实世界的命题始终都有错的可能)。同样,人们很少争论罪犯意味着什么,但却会质疑什么是正义。

休谟之叉

于是,休谟之叉将人类知识区分成两个不同的领域:

1.观念的连接,具有逻辑确定性,但并不描述现实世界;

2.实际的真相,始终有错的可能,但描述了现实世界。

假如休谟之叉是对的,那么我们描述现实世界的知识就永远不可能必然为真。就逻辑上而言,世界总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这便是休谟怀疑主义的核心思想。为了回应他,德国哲学家康德坚称,自然科学中有一些基础性的命题,并不属于分析命题,但同样是必然的,他称之为”先天综合判断“。

不过,休谟之叉的重要意义或许在于,它告诫我们,任何试图证明世界必然如此的论证都是有缺陷的。哲学史中充斥着这样的命题:宇宙产生必然有一个最初的原因;时间和空间必然不能分割;必然有一个上帝。假如休谟所言属实,这些命题全都不可靠。因此,休谟之叉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虽然仍有异议,但它已然得到了大多哲学家的认同。

为什么在人群之中你能一眼就找到自己的好友?

为什么幼儿园的老师不会让陌生人带走你的孩子?

为什么你的快递包裹可以准确送达?

为什么输错密码的你无法登录自己的银行账户?

……

劳动创造价值,分工提升效率,交换丰富经济活动,验证则是交换的基础组件。上述行为的共性之一就是:无论信息还是实物的交换,都需要“验证”这个环节。

所谓验证,直观的理解就是两个交换主体A和B,B需要将信息/实物交给A,为了确保不会给到错误的主体,B必定事先收集储存了A的特征信息(也许在两者相识之初,也许通过第三者传递),当B需要给A东西时,就将此时A提供的特征信息与事先存储的信息做对比,一致则验证通过,否则不通过。

提取上述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验证的两个重要特征:

  • 1.验证者事先必须收集被验证者的特征信息;

  • 2.验证者将被验证者的信息与事先所收集的信息做对比,一致则通过验证,不一致则通不过验证。

进一步,被验证者的特征信息可以分为两类:

  • 第一类,不易/不可更改的特征信息:生物特征(指纹、人脸、手势、身形等)、物理特征(颜色、气味等)、社交关系等……

  • 第二类,可更改的特征信息:密码等……

第一类特征通常是天生复杂的,验证这类特征的工具(大脑、眼睛、鼻子等)与生俱来,但是要想将其验证的能力传递给其他同类工具需要通过漫长而有效的训练,与其他人造工具的衔接也颇具难度,而现代技术正在改变这一点。

对于第二类特征,密码显然是由人创造的,事实上,密码的诞生对验证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受益于符号组合序列的无限可能性,在数学理论与现代存储、计算技术的帮助下,密码具有强大的特征信息属性,与各类人造工具的衔接是其天生属性,但是对人却不友好——除去记忆负担,有没有人忘记过自己的密码?

尽管如此,任何密码的使用者都必须承认:即使发生泄密事件,密码的所有者仍然可以通过修改密码来保护自己。当然,找回自己的密码需要借助“最后的验证手段”,而第一类特征不易/不可更改的特点则决定了其更适合做“最后的验证手段”。于是,这两类鲜明的特征信息完全满足了验证的需求。

支付,是验证的一个重要应用,消费者向商家付款,以换取商品或服务,眼花缭乱的支付手段背后,不变的仍然是验证:商家收到现金要验证真伪、银行的支付工具要验证持卡人本人持银行卡、支付宝微信要验证是账户持有人交易……千百年来,无论是以物易物、贵金属货币、纸币、电子货币,验证的信息都没有超出上述两类。

多年前,移动支付的兴起让验证设备变得更加便携,二维码这样的数字序列是数字设备的廉价接口,承载着通讯功能的手机简直是验证工具的完美载体。

如今,创新的焦点再次回到第一类特征,继指纹验证后,刷脸支付将消费者需要出门携带的验证工具降低为零,智能化的刷脸设备终于能让电子设备像人类一样去验证人脸这样生物特征。

这本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面对移动通信工具普及、移动支付整合其中的现实,原本应该作为“最后的验证手段”的刷脸支付,冒着“不可更改信息”泄漏无解的质疑,义无反顾地冲向前台,难免不令人疑惑。当然,如果这不是一个验证过程,而是一个收集过程,在数据即财富的现代社会,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明确表达和论证:哲学的两个重要特征

哲学首先就是反思。它要求你后退一步,倾听自己和他人(包括那些大哲学家)的声音,并试图对你的所思所闻做出理解和评价。表述你自己的哲学就是尽可能清晰透彻地说出你的想法……明确表达——用语词和句子把我们的想法清楚地说出来——是哲学的首要步骤。坐下来写出你的想法是明确表达它们的一种极好的方式,但大多数人选择的可能是一条使人轻松愉快的更佳途径,那就是就这些观点与他人(比如与同学、好朋友、家庭成员,有时甚至可以是一个不期而遇的陌生人)进行讨论。的确,与另一个人进行交谈不但会迫使你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更加明确和具体,而且还会让你——或迫使你——进入到做哲学的第二种重要特征中来,即为你的观点做出论证……论证可以对我们的观点加以检验,它之于哲学就好比训练之于正式比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看出你准备得是否充分,你的技巧如何,以及你的观点在哲学上到底有多少说服力。

明确表达和论证你的观点还有另一种人所共知的好处,那就是对一种观点进行表述和辩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它变成你自己的……正是通过做哲学,通过明确表达和论证你的观点,而不是仅仅阅读他人的哲学著作,也就是说通过同他们合作,公开地表述他们、捍卫他们、依靠他们,你才能真正提出自己的观点……通过反思、明确表达和论证,哲学帮助我们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分析和批判性的考察,帮助我们把关于自身和世界的看法综合起来,将其整合为一种独立的、统一的、能够为之辩护的看法。这种综合就是哲学反思的最终目的,凌乱的想法和论证不是哲学,这就好比一堆彼此无关的词语不是诗歌一样。”

——《大问题》导言

罗伯特·西奥迪尼教授在畅销书《影响力》中总结了6种能够施展社会影响力的主要因素:互惠、承诺和一致、喜好、社会认同、权威、稀缺。仔细揣摩每个因素,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惊人的洞察力,但是隐隐总感觉还缺点什么:为什么是这6种因素?是否只有这6种因素?这6种因素都意味着什么?……那种感觉,就好像拿到一个个制作精美的零件,却不知道怎么拼接,也不知道能拼出什么?总而言之,我们还需要一套理论。

30年后,西奥迪尼教授根据同事格雷戈里·奈德特设计的社会影响力核心动机模型,终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久违的答案,而且,这个初步的答案还不错。

“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涉及培养积极的关系。如果人们喜欢沟通者,也就会更喜欢双方的沟通。互惠和喜好这两大影响力原则似乎尤其适合这一任务。以有意义、出乎意料、量身定制的方式先行给予,强调真正的共同点,真心实意地恭维,都能为双方建立和谐的相互关系,有利于将来的接洽。

第二阶段的当务之急是减少不确定性。受众和沟通者之间的积极关系并不能确保说服的成功。除非已经拿定了主意,否则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所做的决策是明智的。此时,社会认同和权威原则最为适合。把证据指向同行或专家认可的选项,能明显提升这一选择在受众心目中的明智性。但是,哪怕培养起了积极的联系,减少了不确定性,接下来的步骤仍然必不可少。

第三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激励行动。举个例子,一个我很喜欢的朋友用充分的证据告诉我,专家建议说,每天锻炼是件好事,而且我周围的所有人几乎都相信这一点,但这恐怕还是不足以让我坚持每天锻炼。这位朋友又在自己的规劝里适当地加入了一致性和稀缺原则,提醒我说,我过去曾公开说过保持健康的重要性,而且如果我不锻炼的话,就无从享受锻炼带来的独到乐趣。这样的信息,才最有可能让我大清早起床去锻炼身体。”

——《先发影响力》第9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