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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的停滞

“……康熙大帝,在探求西方种种事物方面在中国人之中是最开明、好奇心最强的,仍谆谆教诲他的臣民说:“即使西方的某些方法与我们不同,甚至是对我们的方法的改进,却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一切数学原理都来自易经,西方的方法源于中国……”

……朝廷对有些知识感兴趣:尤其是天文学和天文观测的技术……

但这些知识几乎仅仅局限于北京,并且这种新学术很快便遭到那些从古代的久被遗忘的著作中寻本探源的中国人的抵制……

这种知识探求方面的排外症并没有表现在所有的中国人身上。少数有远见的官员和至少一位皇帝明白:学习这些新事物,帝国将受益匪浅……

这些人本可以成为中国的现代化推动者,但却受挫,其原因不仅在于他们地位脆弱无保障,而且还在于宫廷环境中的阴谋诡计。在这种环境中,评判革新的是非功过是以它们对社会等级制度造成的后果为标准。没有一项建议不招致反对;没有一个新颖的事物不使既得利益者感到胆战心惊。不仅如此,对每一级的官员来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占上风。出一条妙计是给上级脸上增光,但一出差错挨骂的总是下级。对上级说些他想听的话更容易。

这种明哲保身不求变革的态度,使当年访问过中国的一代又一代西方人感到诧异。请听听耶稣会传教士路易·勒·孔德(1655-1728)的评论:“他们(中国人)更喜欢的是最残缺不全的古董,而不是最完美的现代的东西。这与我们(欧洲人)大不相同,我们只喜欢新事物。”马嘎尔尼勋爵来中国时的秘书乔治·斯当东,因为中国人对他提出的改进他们运河的建议漠然置之而灰心丧气,痛心地感叹道:“在这个国家,那些人认为他们的一切东西都是出类拔萃的。提出改进建议如果不是该受斥责,也是多此一举。”……

(并非仅仅封建王朝的中国体现了这一点。扼杀外在的动力,鼓励人们弄虚作假,是大的官僚机构的典型弱点,不管是公共的官僚机构还是私有的商业公司官僚机构,均是如此。大家名义上是同僚,似乎应该同心同德,但实际上却是对手。他们在组织内部争名夺利,不是在一个思想的自由市场上,而是在一个勾心斗角的小圈子里竞争。身居高位的人占优势。)

……

此外,中国缺少发现和学习的机制——学校、学会、学术团体,挑战和竞争。诸如平等交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及进步意识——这些思想都很淡漠或根本不存在。这里又存在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中国人形式上崇拜自己的知识祖先。1734年,皇帝下诏要求宫廷御医举行仪式,拜祭他们已作古的同行先人。另一方面,他们听任每一代的新发现被世人不知不觉地遗忘,让后人大概再通过文物和考古研究重新予以发现。

可见,中国前进的历史,是由亮点组成的历史。这些亮点在时间、空间上是相互分离的,没有通过复制和试验而相互联系,由于语言上使用隐喻和故弄玄虚,而变得黯淡,并且光线散布范围也很有限(印刷技术远不如欧洲)——实际上只是短暂的闪亮……”

——《国富国穷》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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