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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激荡三部曲
2015年11月08日 读书笔记 ⁄ 共 3821字 【读书笔记】激荡三部曲已关闭评论 ⁄ 被围观 915 views+

“中国官商模式中的一大特征——“渡口经济”:大凡国营或权贵资本,一般不会直接进入生产领域,而是直接寻找流通环节中的交易节点,以政府的名义和行政手段进行管制,然后以特许经营(牌照、指标)的方式加以“寻租”,这类节点好比一个“渡口”,占据其点,则可以雁过拔毛,坐享其利。所以,官商经济的获利实质不是创作价值,而是通过增加(分享)交易成本来实现的。

……

1610年,英国国王为了加强对经济的控制,颁布了种种限制性政策,其中包括对伦敦建筑的管制以及禁止从面粉中提炼淀粉。这些举措引起了商人阶层和议院的强烈反弹,民众上街示威,向国王提起请愿,王室与民间的矛盾空前激化。在这种情形之下,英国下议院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通过了一份《控诉请愿状》。在这一著名的请愿书中,议员们明确指出,在英国臣民的所有传统权利中,“没有一项权利比这项权利赋予他们更宝贵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以确定无疑的法律传统为指南,并被其支配,而不受那种不确定、专断的统治形式支配……正是从这一根据中产生了这个王国的人民无可置疑的权利,除了这个国家的普遍法或是由议员们共同投票赞成的规章规定的惩罚之外,他们不受任何扩大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身体或他们的财产上的任何其他惩罚。”

……

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及工业革命之发生,除了客观条件及技术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决定性力量,其实是法治精神的诞生于成熟!对此,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一书中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他写道:“能够真正禁止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实施“抢劫”的,不可能仅仅是任何一种不甘压迫、呼唤自由的“思潮”,而主要是一套具有刚性和可操作性的制度、规则和法律体系,对旧制度的言辞抨击无论多么激烈尖锐,都不能必然导致新的制度形态的诞生。””——《浩荡两千年》第十四章,“权贵经济的巅峰”

在中国,代表国家对经济集权式管制的国营企业制度,原来可以上溯至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推出盐铁专营制度,经商鞅变法、桑弘羊均输平准……至明清时已达巅峰,与此伴生的官商经济模式根深蒂固:官员的权力为商人的垄断经营提供保护伞,商人的财富为官员的各类开支提供经济支持,但是两者却不亲密:统治阶层为了政治目的可以随意“勒索”商人,身份卑微的商人此刻往往是刀俎下的鱼肉。

政治上依附官僚统治阶级,经济上依靠垄断经营获利,财富不受明文法律的保护。由此,中国工商业的兴衰必然与社会的改朝换代息息相关,随着封建王朝的更迭循环反复。至此有感:百年以来的民族屈辱史,鸦片战争以来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于寻常百姓而言,恰恰是文明进步的阶梯。因为康乾盛世中的百姓生活依然贫苦,被帝国主义掠夺的中华财富即使留下,也不会属于中国人民,至于巨大的民族牺牲——历史上几个朝代的更迭没有伴随着残酷的暴力和巨大的牺牲呢?更何况,正是中华民族的自满与封闭,才使自己错过了文明进步的和平班车,最后不得不被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逼迫着踏上现代文明的轨道。

以上,源自阅读《浩荡两千年》,可能因为距离当代太过遥远,我并不喜欢这本书。与之相比,《跌荡一百年》和《激荡三十年》更能激发我的阅读兴趣——可以说读得心潮澎湃!

一、《跌荡一百年》:

“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有资本的自我瓦解是一个共同的路径,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一个例外。后世人读史至此,当惕然自醒。

……

任何一家国有企业,只有烂到骨子里的时候,管制的手才会不情愿地稍微松开,这几乎是一条“公理”。”——《跌荡一百年》,“1911 在革命的炮火中。”

“在百年企业史上,国营资本能够依赖政策优势在上游资源性领域形成优势,民间资本则靠灵活的机制和竞争能力,在下游民生领域获得生存空间,这样的格局一直未变。”——《跌荡一百年》,“1915 作为抵抗的商业”

中国如其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绝产不出新的生命来。”——《跌荡一百年》,“1937 沉船与拯救”,范旭东语。

《跌荡一百年》分为上下两册,我最喜欢的是上册,因为:这册书补充了政治课本上,意识形态骨架以外的社会事件血肉。时年国难当头,这本书让人看到的是,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从方方面面致力于振兴中华的事业。而不是仅仅以丧权辱国、卖国、保皇、复辟、革命、维新等等字眼划分的,带有政治倾向性的文字。

李鸿章、盛宣怀等人,致力于清朝体制内的洋务运动,希望在不改变制度的情况下学习西方的技术以自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通过维新宪政实现中华富强;唐廷枢、郑观应等买办为民族企业招商局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张骞、范旭东、卢作孚等人选择实业救国;晏阳初、张元济、陈嘉庚等人选择教育兴邦……后人读史至此,感动与崇敬之情难抑。

即使是在政治上,尽管各种势力互相角逐,利益博弈从不间歇,以迁都重庆为例,当整个国家面临外敌时,国人所表现出来的以国为家精神仍然令后人倍感自豪。另一方面,民族企业家(资本家)为保护自身利益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性、两面性,也通过本书中的例子体现得淋漓尽致(1927年 悲剧之月中的“四·一二事变”)。

总之,整部书以史实为依据论述,读者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当时各种势力的立场与特征,这便不像课本中那般简单的“好人似神,坏人像魔”的脸谱了。

二、《激荡三十年》:

“上市指标”成为政府救活国有企业的“最后一把米”。在上市的过程中,国家财政及银行对企业的拨款或贷款,先变成了债权,接着又变成了股权,然后通过股票发行都一股脑地卖给了股民。它一方面让已经陷入绝境的国有企业再次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另一方面还“意外”地解决了居民储蓄增长过快的“笼中虎难题”。然而,事后来看,这种制度安排使得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畸形的产物,它至少在四个方面存在先天的弊病。一是缺乏公平性,那些符合上市条件、经营效益好的民营企业很难得到上市的机会。二是上市公司的素质明显不好,很多指标被分配给了各地最大也是最困难的国有企业。三是存在大量的虚假报表现象,那些拿到配额的国有企业其实并不具备上市的条件,因此不得不进行大面积的、公开的财务作假,通过“资产剥离”、“产业重组”以及直接的做虚假报表等手段来达到上市的目的。由于通过行政手段审核上市条件,不仅资格审核机构不可能对自己的审批后果负责,而且在行政审核部门的默许下,就连负责资产评估及承担股票销售的各类中介机构,也会因其极强的行政性背景及行政手段,对自己的行为往往不负责。四是缺乏必要的监督,存在大量的权钱交易。”——《激荡三十年》,“1996 500强梦想”

“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庄家这朵“恶之花”是一个制度性的产物。

首先,那些素质羸弱、因“解困”而上市的国有企业是庄家得以存活的第一要素。这些企业上市不久便再度陷入困境,因此沦为“壳资源”——“砧板上的肉”。其次,非流通股的存在让庄家们能够以非常低廉和灰色的手段轻易控制那些企业。再者,监管机制的不成熟更是让所有无法无天的炒作手法满天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股市最流行的名词是“题材”,你只要敢于想象、胆大妄为,就可能成就一番“事业”。在这样一个 放纵的年代,金钱的诱惑以及资本的放大效应,让无数人心甘情愿地放弃所有的准则,中国股市因此成为最没有道德底线的野蛮地带。”——《激荡三十年》,“1999 庄家“恶之花””

“股权分置改革的历程颇似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物价闯关及90年代后期的企业产权变革,它体现了中国这场改革运动的“不争论特征”:每当某一重大改革被激烈争辩和强行推行的时候,往往成效甚微、陷于流产,甚至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和舆论的紊乱,而当所有争论者都已经精疲力竭的时候,改革往往却会在不经意的时刻取得突破。其演进的路径选择往往小于人们之前的猜想。”——《激荡三十年》,“2005 深水区”

在过去将近30年的改革历程中,宏观调控——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被称为治理整顿——已成为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名词。它几乎每隔3~5年就会出现一次,而且从1981年开始,历次的宏观调控从来只宣布开始,而不通知结束。”——《激荡三十年》,“2006 资本的盛宴”

在90年代后期,它们曾有机会通过核心技术能力的提高来获得稳固的市场地位,结果却不争气地陷入了价格战的纠缠。在当今的中国制造业,那些著名的大公司几乎都没有完整的核心技术,这成为阻碍它们参与全球竞争的最大困难,也是它们最终无法成为世界级大公司的根本原因。”——《激荡三十年》,“2008 正在展开的未来”

从原书的前言后记来看,这《激荡三十年》是激荡三部曲中完成最早的一部。由于贴近现代,记述详细,对于几乎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我这种80后而言,本书解析了很多看起来熟悉又陌生的事件和疑惑,作者的言辞犀利,观察力惊人。“好书!”——我曾在阅读时不断感慨(我一度好奇作者如何知晓就这么多企业的历史?就好象他是企业的掌门人一样,后来发现有些历史已经在作者早期的书籍中出现过,果然应了《一万小时天才理论》中的分析)。

可以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国企改革的三十年,每一次的改革,都会有意无意创造出各种机遇,抓住的人一飞冲天,错过的人扼腕顿足。改革的过程是微妙的,无论是靠倒卖发家的“倒爷”,还是戴着集体经济帽子的厂长,当时游走在合法与违法地带之间的他们,在复杂的意识形态变革过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由先驱转变为先烈。这其中,成功者固然令人羡慕,失败者却也让人唏嘘,胆识过人恐怕是他们的共性。

而如今,我们再次站到了国企改革的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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