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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表达和论证:哲学的两个重要特征

哲学首先就是反思。它要求你后退一步,倾听自己和他人(包括那些大哲学家)的声音,并试图对你的所思所闻做出理解和评价。表述你自己的哲学就是尽可能清晰透彻地说出你的想法……明确表达——用语词和句子把我们的想法清楚地说出来——是哲学的首要步骤。坐下来写出你的想法是明确表达它们的一种极好的方式,但大多数人选择的可能是一条使人轻松愉快的更佳途径,那就是就这些观点与他人(比如与同学、好朋友、家庭成员,有时甚至可以是一个不期而遇的陌生人)进行讨论。的确,与另一个人进行交谈不但会迫使你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更加明确和具体,而且还会让你——或迫使你——进入到做哲学的第二种重要特征中来,即为你的观点做出论证……论证可以对我们的观点加以检验,它之于哲学就好比训练之于正式比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看出你准备得是否充分,你的技巧如何,以及你的观点在哲学上到底有多少说服力。

明确表达和论证你的观点还有另一种人所共知的好处,那就是对一种观点进行表述和辩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它变成你自己的……正是通过做哲学,通过明确表达和论证你的观点,而不是仅仅阅读他人的哲学著作,也就是说通过同他们合作,公开地表述他们、捍卫他们、依靠他们,你才能真正提出自己的观点……通过反思、明确表达和论证,哲学帮助我们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分析和批判性的考察,帮助我们把关于自身和世界的看法综合起来,将其整合为一种独立的、统一的、能够为之辩护的看法。这种综合就是哲学反思的最终目的,凌乱的想法和论证不是哲学,这就好比一堆彼此无关的词语不是诗歌一样。”

——《大问题》导言

罗伯特·西奥迪尼教授在畅销书《影响力》中总结了6种能够施展社会影响力的主要因素:互惠、承诺和一致、喜好、社会认同、权威、稀缺。仔细揣摩每个因素,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惊人的洞察力,但是隐隐总感觉还缺点什么:为什么是这6种因素?是否只有这6种因素?这6种因素都意味着什么?……那种感觉,就好像拿到一个个制作精美的零件,却不知道怎么拼接,也不知道能拼出什么?总而言之,我们还需要一套理论。

30年后,西奥迪尼教授根据同事格雷戈里·奈德特设计的社会影响力核心动机模型,终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久违的答案,而且,这个初步的答案还不错。

“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涉及培养积极的关系。如果人们喜欢沟通者,也就会更喜欢双方的沟通。互惠和喜好这两大影响力原则似乎尤其适合这一任务。以有意义、出乎意料、量身定制的方式先行给予,强调真正的共同点,真心实意地恭维,都能为双方建立和谐的相互关系,有利于将来的接洽。

第二阶段的当务之急是减少不确定性。受众和沟通者之间的积极关系并不能确保说服的成功。除非已经拿定了主意,否则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所做的决策是明智的。此时,社会认同和权威原则最为适合。把证据指向同行或专家认可的选项,能明显提升这一选择在受众心目中的明智性。但是,哪怕培养起了积极的联系,减少了不确定性,接下来的步骤仍然必不可少。

第三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激励行动。举个例子,一个我很喜欢的朋友用充分的证据告诉我,专家建议说,每天锻炼是件好事,而且我周围的所有人几乎都相信这一点,但这恐怕还是不足以让我坚持每天锻炼。这位朋友又在自己的规劝里适当地加入了一致性和稀缺原则,提醒我说,我过去曾公开说过保持健康的重要性,而且如果我不锻炼的话,就无从享受锻炼带来的独到乐趣。这样的信息,才最有可能让我大清早起床去锻炼身体。”

——《先发影响力》第9章

一、如何避免客户砍价?

“多年来,每当进行大项目招标时,客户经常大幅砍价,要求减少10%或15%的费用。这让我的同事很沮丧,因为他一直不愿意给预算注水,提前把砍价的部分放入报价……

在一次提案会期间,他偶然想到了一个能永远摆脱这一困境的主意。不是一步一步地解释每一笔费用,他早就放弃了这种做法,因为这只会让客户更苛刻地审查账单。想反,在做完基本陈述,还没公布费用为75000美元之前,他开玩笑地说:“我可不会为了这个向你们索取100万美元的!”

本来正在研究提案的客户抬起头来,说:“行,没问题!”会议接下来的环节,再没有人提到报价问题,最终双方顺利签订了合同。

我的同事说,为工作设定明显不现实的价格锚点并不总能成功拉到生意,因为成交还牵涉到其他很多因素,但这么做几乎次次都扫清了砍价的障碍。”

——《先发影响力》导言

二、可恶的心理治疗师

“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选择关注的东西,反映了他们当时所重视的东西……

只要我们能让人们把关注点放在某样东西上,比如一个想法、一个人、一件事等,就会让这件事显得比之前更加重要。

让我们来看看著名心理治疗师米尔顿·埃里克森(Milton Erickson)在治疗患者的过程中使用的一种手法。有时候,患者不愿接受埃里克森提出的治疗要点……但埃里克森并不会在再次提出这一观点时提高音量,而是借助相反的方式。

人人都知道他非常善于制造焦点瞬间。他会等待一辆重型卡车攀爬诊室窗外的山坡,在此时再次提出自己的重要观点。为了与轰隆隆的噪声相配合,他还会故意放低音量。为了听清埃里克森在说什么,患者只能往前倾斜身子,而这正是表示集中注意力,对所听到的内容有着强烈兴趣的身体信号。

……对自己主动选择靠近的东西,人们会分配更多的重要性。

——《先发影响力》第1章

三、用对方的语言谈判

“2007年7月,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绑架了21名韩国教会义工作为人质,并杀害了其中两人。释放剩余19名人质的谈判进展很不乐观,绑匪又拉出两名人质准备处死。这促使韩国国家情报院负责人金万福(Kim Man-bok)飞往阿富汗试图补救谈判。他拿出了一套方案,将韩国谈判团队和一件对武装分子的集体认同来说至关重要的事联系到了一起,这就是武装分子所用的语言。金万福一到,就把主力谈判代表换了下来,找了一名阿富汗翻译转达诉求,此外,他还找来了一位能流利地说普什图语的韩国代表。

在金万福的指导下,人质迅速获释。按他的说法,“谈判的关键是语言”。然而,这不是因为用当地语言交流更准确、更清晰,而是因为一直更简单的先发影响力。“对方看到我们的谈判代表说着他们的普什图语,和我们产生了强烈的亲近感,所以谈判才进展顺利。””

——《先发影响力》第6章

四、我们都是亚洲人!

“虽然杉原千亩的签证救下了数千犹太人,但当他们抵达日本控制地区时,就成了更大规模的犹太难民的一部分,这些难民群体集中在日本的神户以及上海的日租界……随着轴心国“最终解决方案”的就绪,纳粹官员开始向东京施加压力,要求“解决”在日犹太人……然而,尽管有可能损害日德关系,但从1942年初到战争结束,日本政府始终顶住了这些压力。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案很可能跟几个月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存在联系。纳粹派出约瑟夫·梅辛格(Josef Meisinger)上校前往东京,梅辛格是盖世太保,曾在波兰下令处死了16000人,史称“华沙屠夫”。1941年4月抵达日本后,梅辛格便着手施压,要求日本政府对犹太人采取残暴政策……日本军政府的高级成员起初不知道怎样回应,想听听各方意见,就传召犹太难民派两名领袖去开会,这次会议对旅居日本的犹太难民的未来将产生重大影响。两名获选代表都是受人尊敬的宗教领袖,但他们受人敬重的方面不同。一个人是拉比摩西·沙提克(Moses Shatzkes),他饱读经文,战前曾是全欧洲最著名的塔木德学者。另一位是拉比希蒙·卡利什(Shimon Kalisch),他年纪更长,对人性有着非凡的洞察力,算得上是个社会心理学家。

两人进入会议室后,和翻译一起站在日本最高统帅部一群大权在握的权贵面前。这些能决定犹太人生死的人,径直问出了两个最致命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盟友纳粹这么仇视你们?我们为什么要站在你们这一边,反对他们?沙提克认为这些问题涉及复杂的历史、宗教和经济事宜,没能立刻做出回答。但卡利什却根据自己对人性的洞察,说出了我研究影响力30年来印象最深的一句说辞。“因为,”他平静地说,“我们都是亚洲人,跟你们一样。”

话虽说的短,但可谓神来之笔。通过暗示纳粹自称的“优越的”雅利安人种跟亚洲民族有着天然的不同,它把日本官员心中占主导地位的群体认同,从战时的临时同盟转到了与地区、遗传相关的亲近性上。卡利什靠着深刻的洞察力,把犹太人和日本人并列在一起,而把纳粹孤立开来。老拉比的回答对日本官员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一阵沉默后,他们彼此商议,宣布休会。当他们返回时,最高军事长官站起身,向拉比们宣布了一个令人宽慰的好消息:“回去找你们在族人吧。告诉他们,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与和平。在日本领土之内,你们无须担心。”日后发生的一切也果真如此。”

——《先发影响力》第10章

如果我们认为某人看问题片面,通常就会说这个人是“盲人摸象”,百度百科中写道:“盲人摸象是一个汉语成语……指比喻对事物只凭片面的了解或局部的经验,就乱加猜测,想做出全面的判断;以偏概全,不能了解真相。”现实是,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盲人摸象。

放眼这个世界,即使调动五官,放飞思想,我们仍然只看到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之外是什么?我们努力去感知,但是未知始终存在,即使每天都在进步,我们永远都在做着盲人摸象的事情。退回到已知的世界中,我们也经常仅凭片面的了解做出自以为全面的判断:新闻报道中关注交通事故多一些,我们就认为近期外出不安全;整日与病患打交道的人感慨,现代人的健康状况真是越来越差了;市场调查人员整理收回的调查问卷做出结论,也许本就是故意的……所以,判断之前问问自己“还有哪些是没有让我看到/我没有看到的?”对我们而言是有益的。

为了做出全面、准确的判断,难道你不想看到每件事物的全貌吗?听说去年卖苹果赚钱,今年我也去卖苹果,结果生意亏惨;考大学时听说金融赚钱,等到你毕业时发现就业竞争惨烈……经济学中的供求关系此刻正躲在角落看我们的笑话。让我们再回到那个盲人摸象的故事,如果我们规定:

  • 1.大象感觉到哪里被摸到就会把哪里藏起来,盲人摸象的结果会是什么样?

  • 2.把盲人随机分布到大象周围,限时摸象,让盲人们排队依次说出大象什么样子?

对于第1种情况,大象能够接收到自己被摸的信息,并且做出隐藏该部位的统一“反馈”,于是盲人们会得出一致的结论,也许只是“厚厚的一层皮而已”。对于第2种情况,如果附加诸如“摸错要惩罚”、“结论支持者最少的要受罚”等条件,盲人们之间就会发生博弈行为,此时大象的样子就会变得复杂。

如果我们将大象看作客观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是否有独立意识呢?也许我们根本无法证明,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看到的全貌也就是世界想让我们看到的而已。既然如此,后面的讨论便没有意义。而人们彼此的博弈虽然情况复杂,但是至少可以理解。

社会生活更像第2种情况,每个人都具有独立意识(至少自认为具有独立意识),人们彼此反馈,互相博弈,结论必然复杂难测。这样看来,如果不从社会结构入手,我们恐怕是无法看到社会全貌了。庆幸的是,存在这样的结构。或者说,想看到全貌,掌控全局,需要具备如下条件:

  • A.每个单元都将自己的状态信息反馈到中心单元;

  • B.中心单元向各个单元发送行动指令;

  • C.收到指令的单元必须按照指令行动,未收到指令不能有任何动作。

如此一来,中心单元就能看到系统的全貌,一切尽在其计划、掌握之中,供给关系也会失效。这样构成的网络具备强大的执行力,现实中最接近这种网络的就是:军队。遗憾的是,军队指挥官(中心单元)有且仅能有一位,理想化的指挥官不仅能够看到全貌,更重要的是采取行动。除此以外,那么,以牺牲独立意识为代价,你是否愿意换取看到组织全貌呢?即便指挥官同意与你共享全貌,而你无法做出任何非指令性的行动。

综上,我们想看到全貌的真正目的是能够据此采取行动。对于不可知的自然界,我们无法看到全貌,甚至没有抱怨的力气;对于现实社会,看到全貌的必要条件是形成统一的意识,而2个及以上的独立意识意味着每个个体都无法看到全貌。

“有意义的目标需要理由的支撑,这样才能检验我们是否制定了正确的目标。所以,目标的制定必须满足:

——有明确的定义。不要说:“我想要更好的生活。”不妨详细一点,比如说:“我想要一辆新的沃尔沃汽车。”

——重视结果。

——符合现实,而且合理——我能够做到哪些,又不能做到哪些?目标过低,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水平。目标若高到不切实际,可能会迫使我们运用欺骗的手法达成。赛尼卡说,我们“永远不要为了无用或不可能的目标而努力。”

——可量化。

——与各人的需要相符。

——能适时变化(有弹性)。问自己:根据目前的目标,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最好?

目标需要最后限期,还需控制系统,易于检验目标的完成进度。

我们了解哪些是影响目标达成的主要因素吗?如果不理解这些背后的生成因素,显然无法完成目标。我们能够确定所制定的目标与最后想要的结果是一致的吗?

……

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我需要什么样的结果?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哪些因素对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哪一个单独因素却能够产生主要影响?我有能达成目标的必要变量吗?什么是达成目标的最好方法?我考虑过我的行为还会产生除了最终结果的其他效果吗?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或在目标清晰的情况下,必须重点关注一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做什么?问自己:问题有多严重?可以解决吗?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问题背后的假设正确吗?考虑过各个问题之间相互的影响吗?会导致什么样的长期后果?

因为严重的影响——不管是好是坏——都是通过一些因素的最优化使用或者综合众多因素的结果,我们应当运用一切有利于达成目标的必要因素。”

——《投资大家芒格(二)》第四章

一、大脑和计算机一样吗?

“大脑运行像计算机一样具有系统和逻辑性吗?

并非如此。大脑是一个选择性系统——把神经间所有的模式都结合成一个整体。拉尔夫·格林斯潘博士表示:

大脑的工作跟计算机有着天壤之别。计算机能够记录,并且能够把信息固定地存储在特殊的位置,但大脑并非如此。在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Gary Kasparov)输给深蓝(Big Blue)计算机后,每个人都说:“哈哈,机器也会思考!”但深蓝并不是在思考。它仅仅是把所有象棋比赛的历史重放了一遍。而加里·卡斯帕罗夫或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按照这样的方式来下棋。我们运用的是模型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即使我们也会使用逻辑,但大脑并不按照逻辑原则来运行。它是通过模型识别来运行的,是动态化的网络,并不是执行“if-then”条件句的逻辑机器。

——《投资大家芒格(二)》第一章

二、如何学习?

“理解前因后果是学习中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和“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学习、记忆、组织和使用观点……

理解能力与发现模型能力密切相关——即发现事物、观点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作用的方式。知识可以在各个场合灵活贯通。

同那些抽象和枯燥的事物相比,人类大脑偏爱具体形象、实用价值高的事物,所以,我们特别擅长记住形象和空间的信息。在学习知识和模型的时候,辅以图片和简单生动的实际生活故事,将会促进学习和消化。生活故事应当强化实用知识,提高知识运用的能力。

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在实践中学习,边做边学。”这句话同样表明,必须把学到的知识在不同的情况下操练。

我们还需要习得系统的框架,以便更好地激活和使用知识。查理·芒格说:“只靠记忆中积累的一些知识片段,并试着反馈,是远远不够的。若不把这些事实利用网格状的理论组织起来,就起不到实在的作用。””

——《投资大家芒格(二)》第二章

三、经济学和物理学的区别

“经济学和物理学不同。没有一个可靠或者精确的公式可以让我们用来计算各种经济要素的价值,轻松地完成任务。查理·芒格说:“经济学包含的系统太复杂……经济学应该努力培养物理学的学科气质,但在经济学中如果一味追求物理公式的精确度是不对的。”凯恩斯也说:“把一个模型转化为可以量化的公式就是毁坏了它作为思维工具的有效性。”

财经作家罗杰·罗文斯坦(Roger Lowenstein)在其著作《天才的陨落》(When Genius Failed)中说:“这一次有个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因提出用于衡量风险管理的数学公式而获得1997年诺贝尔奖)提出了一个风险管理和预测几率的简练模型,下一次就会发明出一种有着完美记忆、并能够准确量化未来风险的计算机,但投资者的做法显然应该是相反的。””

——《投资大家芒格(二)》第三章

四、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苹果“掉落”到地球上?

“地球对苹果的吸引力与其质量成正比,与两者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但根据牛顿第三定律,苹果对地球有同样大小、方向相反的吸引力,这种反作用力等于地球对苹果的吸引力。所以,即使我们看到的是苹果掉在地球上,事实上却是地球和苹果在向对方的方向掉落。它们的力是相等的,但根据牛顿第二定律,两者加速度的大小并不一样。两者的质量是不同的,地球的质量相对于苹果的质量要大得多,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苹果“掉落”。苹果改变静止状态,掉落到地球上,是因为苹果的质量要小于地球的治疗,这表明它们掉向地球的加速度(速度的改变)比起地球掉向苹果的更大。地球的巨大质量同样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摔跤时会倒在地球上。”

——《投资大家芒格(二)》第四章

神话中有吃了果子、喝了水就可以获得智慧的故事,传说中也有获取某件神物、经仙人指点就可以充满智慧的桥段。其实,智慧哪有那么容易获得?智者的形象往往是须发皆白的老人,未见嗷嗷待哺的婴孩,现实中,智慧的获取往往要终其一生。

这里,最容易与“智慧”混淆的恐怕就是“天才”了,天才天赋异秉,但这只是使其具备比常人得智更优越的条件,常人数月、数年、乃至终其一生难以参透的道理,天才只需稍加努力就可以达成,但是窗户纸一旦捅破,许多事物就不再神秘了。

其次,“知识”也可能与“智慧”混淆,的确,智者往往知识渊博,见多识广,这里的知识并非单指来自书本的知识,一个缺乏文字的原始部落,知识往往都集中在年长者的身上,他们不曾读书,但是人生走过绝大半,即使整日坐卧家中,也经历过世间形形色色的事件,这些集中在脑海都是知识。尽管如此,这仅是知识的容器,想要转变成智慧还需要再进一步。

终于可以回答“什么是智慧了?”当我们向他人求教时,对方给予答复,听到答复后我们点点头,称赞其智慧过人。智慧正隐藏于此。也就是说,智慧要通过思考,从而做出判断与决策。但是思考本身也不是智慧,如果缺乏可加工的素材,思考也只是无用的工具。

让我们做个小小的总结:“首先,人应该获取丰富的知识,其次,通过思考(思考的方法也是知识)加工这些知识,形成某种认识/框架/方法论,最后,在需要对某种输入做出响应时,将输入加工后输出,以判断/决策等形式表现出来。整个上述过程又构成一个循环。”——将这些综合起来就是“智慧”。哦,天才可以加速和优化上述过程。既然如此,也难怪获取智慧要终人一生了。

当我们同时被很多事情折腾得焦头烂额时,往往憧憬一种能够提高“效率”的并行解决方案,甚至有的管理者明确要求“具备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能力”。事实上,大家都懂,这种并行只不过是自欺欺人。我们目前所谓的并行,都只是利用串行的模拟:将处理事务的一个周期分隔为多个部分,规定每个部分做什么,当周期足够短时,我们就产生了多项事务同时处理的错觉。

那么,真正的并行是什么样的呢?想象平面上(不能是曲面)的多条直线,彼此平行,永不相交,这就是真正的并行系统,当然,他们彼此独立,互不影响,这对我们的现实而言没有任何价值。于是,我们做出一些让步,让这些平行线像河流汇集一样,必然汇集于一点,这就有用了,我们可以将这些直线想象为高速公路,一条路太拥挤,多条线路可以显著提高通行效率,虽然最后还是要汇集于一点——如果不汇集就没有价值。好了,这正是我们现实中所追求的并行。

让我们再看看串行,你做完一件事再去做下一件,看完一本书再接着看另一本,这就是串行,也就是同一时间只能做一件事,这正是我们所理解的“时间”的特征之一,亿万年以来,大自然都是遵循着这样的规律。这也意味着自然界的发展并不是追求极致的“效率”,自然是否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企图?答案恐怕是肯定的,那正是可以被称之为“串行之美”的事物。

真正的并行与我们的世界无关,自然不必管它,现实中的并行,与我们日常所见的并行之间的关系,正如数学中的组合与排列。对于最终汇集一点的并行而言,汇集前的数量构成了组合,无论123还是321都是一样的,串行则不同,它是有排列次序的。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串行包含更多的选择,而这正是自然界对多样性的宠爱。所以,所谓的串行之美正是“多样性”,自然界对效率的妥协正是为了顾及多样性,而多样性可以带来冗余,冗余则可以带来系统的抗风险性,或者说:“尽管效率可以让自然界长得更快,但是多样性可以让自然界长得更壮。”

回到引导我思考这种问题的源头:我认为《国富论》是一本有些过时但核心重要的书,但是应该什么时间读它呢?有的人少年时期就读过,有的人退休才看到,其实,除了个人的经历和才智不同等因素,即使同一个人,不同的阅读顺序造成的理解也不同,这种串行的阅读次序让思想通过多样性而蓬勃。事实上,这也是我读《泥鸽靶》有感:如果早几年读来这只是揭露金融内幕的故事会,如今看来,其对于金融知识的提炼胜于课本,让我对券商(投行之流)的生财之道也深有感触——他们要的是佣金,为此而不择手段。

一、旋转的优势:

“与往复式运动相比,旋转的巨大优势在于能效:它不需要运动机件改变方向来完成每一冲程,而是持续转动(它当然也有局限性,主要是受离心力的影响,这一点也受同样的运动定律的支配)。具体的运用则视质量和速度而定:若设备轻,运动又不快,往复式运动的发动机就足以完成任务,尽管要付出一定代价。若设备大又速度高,往复式运动就不行了。

轮船蒸汽机由往复式改为旋转式,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原理……”

——《国富国穷》第13章

二、知识的财富

“国家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首先是体制和文化;其次是钱,但从头看起而且越看越明显的是,决定性因素是知识。

为获取英国最新技术的“秘密”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出考察者——训练有素的代理人——去观察、报告并且雇走技术熟练的工匠。因此,在1718年到1720年期间,在移居国外的苏格兰人约翰·劳的怂恿下,法国发起了一场寻求英国技术人员的有系统的活动,包括寻求钟表制造者、毛纺工人、冶金工作者、玻璃制造者、造船工人,约有二三百人之多。这个运动使英国人感到十分不安,以致他们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某些技术熟练的工匠移居国外。这是涵盖一个多世纪的一系列这种措施中的第一个,它涉及的行业也不断增多。

但是,这种法规并没有构成一道封闭性的障碍。在一个实行高度保护主义的社会里,并非每一个人都已经对潜在的国际竞争抱有警惕。试以金属制造技术为例——因为这种技术同军备和机械有关而成了特殊的宠物。(人们为了能更好地屠杀所以就进行屠杀。)在1764年到1765年期间,法国君主政权派遣加布里埃尔-让·雅尔参观了英格兰的采矿和冶金设施。英国人对这种情报的价值十分麻木,所以雅尔在设菲尔德和英格兰东北部的铸造厂和锻造厂受到了良好接待。后来发表了的雅尔备忘录迄今依然是关于他那个时代技艺的宝贵情报资料。英国在计时技术方面取得的进步也是一样:计时是航海优势的关键;1769年,航海部允许法国来访者打开并且察看约翰·哈里森的革命性船用时钟,其理由是这种时钟应该为全人类作出贡献。(当哈里森晓得这件事以后,他大发脾气。)”

——《国富国穷》第18章

三、科学史学界的错误: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个人主义非常有利于财富的积累,不仅仅是在欧洲,像我们所看到的,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也是如此。但是一旦日本人找到了他们所想走的路,他们的集体价值观就起到了难以置信的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是一种巨大的诱惑)。

自以为科学的史学界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以为今天的优点一定也会是明天的优点,一度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因素也会永远起积极的作用。历史并不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处于起跑和突破阶段的经济,在需要具备的条件方面,不同于那些已处于领先和疾驰地位的经济。日本经济的成功在于,它在德川幕府时期成功地反对了僵化和怀旧,而在明治维新及其以后时期做到了举国上下全力以赴。在不同的情况下要有不同的战略。”

——《国富国穷》第23章

“……康熙大帝,在探求西方种种事物方面在中国人之中是最开明、好奇心最强的,仍谆谆教诲他的臣民说:“即使西方的某些方法与我们不同,甚至是对我们的方法的改进,却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一切数学原理都来自易经,西方的方法源于中国……”

……朝廷对有些知识感兴趣:尤其是天文学和天文观测的技术……

但这些知识几乎仅仅局限于北京,并且这种新学术很快便遭到那些从古代的久被遗忘的著作中寻本探源的中国人的抵制……

这种知识探求方面的排外症并没有表现在所有的中国人身上。少数有远见的官员和至少一位皇帝明白:学习这些新事物,帝国将受益匪浅……

这些人本可以成为中国的现代化推动者,但却受挫,其原因不仅在于他们地位脆弱无保障,而且还在于宫廷环境中的阴谋诡计。在这种环境中,评判革新的是非功过是以它们对社会等级制度造成的后果为标准。没有一项建议不招致反对;没有一个新颖的事物不使既得利益者感到胆战心惊。不仅如此,对每一级的官员来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占上风。出一条妙计是给上级脸上增光,但一出差错挨骂的总是下级。对上级说些他想听的话更容易。

这种明哲保身不求变革的态度,使当年访问过中国的一代又一代西方人感到诧异。请听听耶稣会传教士路易·勒·孔德(1655-1728)的评论:“他们(中国人)更喜欢的是最残缺不全的古董,而不是最完美的现代的东西。这与我们(欧洲人)大不相同,我们只喜欢新事物。”马嘎尔尼勋爵来中国时的秘书乔治·斯当东,因为中国人对他提出的改进他们运河的建议漠然置之而灰心丧气,痛心地感叹道:“在这个国家,那些人认为他们的一切东西都是出类拔萃的。提出改进建议如果不是该受斥责,也是多此一举。”……

(并非仅仅封建王朝的中国体现了这一点。扼杀外在的动力,鼓励人们弄虚作假,是大的官僚机构的典型弱点,不管是公共的官僚机构还是私有的商业公司官僚机构,均是如此。大家名义上是同僚,似乎应该同心同德,但实际上却是对手。他们在组织内部争名夺利,不是在一个思想的自由市场上,而是在一个勾心斗角的小圈子里竞争。身居高位的人占优势。)

……

此外,中国缺少发现和学习的机制——学校、学会、学术团体,挑战和竞争。诸如平等交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及进步意识——这些思想都很淡漠或根本不存在。这里又存在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中国人形式上崇拜自己的知识祖先。1734年,皇帝下诏要求宫廷御医举行仪式,拜祭他们已作古的同行先人。另一方面,他们听任每一代的新发现被世人不知不觉地遗忘,让后人大概再通过文物和考古研究重新予以发现。

可见,中国前进的历史,是由亮点组成的历史。这些亮点在时间、空间上是相互分离的,没有通过复制和试验而相互联系,由于语言上使用隐喻和故弄玄虚,而变得黯淡,并且光线散布范围也很有限(印刷技术远不如欧洲)——实际上只是短暂的闪亮……”

——《国富国穷》第21章